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农村进城青年形象的生存空间之变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城乡新变
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和乡村被分割成具有严格界限的两个世界。在城市中，城市人享受着现代化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也享受着经济、交通、医疗、教育等区别于农村人的特权。在农村，为支持城市发展，农村人的劳动成果以廉价的形式流入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将农村人牢牢地“锁在”土地之上。为了应对贫困，每年都会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956 年到 1960 年，“多快好省”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热火朝天。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农田荒废，粮食欠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农民的生存环境更加的恶劣，为了生存，他们不断的试图向城市中流动。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只有考学、参军、参与招工和结婚等极少的“合法”途径进入城市。人口计划流动之外的农民不能“合法”的进入城市。这其中，能够拥有这些“合法”途经的农民主要以农村青年为主。
何士光的小说《又是桃李花开时》中描写了梨花屯的青年雷兆云进城的经历。在小说中，李发贵一直想把改嫁给哥哥的女人和她的儿子雷兆云撵走，却又于心不忍。作者借李发贵之口说出了当时农村人进入城市之困难，“你能叫他们母子俩人到哪里去？乡下人是不能进城的，而别的地方，又有哪一处愿意划给他们土地？”①在改革开放之前，乡下人进城相当困难，在城市里也无处安身立命。“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虽好，却容不得庄稼人安身立命。”②何士光笔下的李发贵是新时期之初的老农民的代表，他们见证着新中国的发展以及农村政策的变化，内心充满矛盾，对农村青年进城持悲观的态度。这也体现出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青年的进城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事实也是如此，乡村庄稼人极少有机会能够进入城市。
受政策和制度影响，“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鲜有对农村进城青年的积极书写。因为农村青年放弃农村，进入城市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革命需要。在父辈人的思想里，在这一时期农村青年的早期教育中，已经接受了为建设新社会无私无畏精神。因此，在新时期之初，即使农村青年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城市，也会被加上“自私”、“落后”等标签。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与农民干部出身的妻子进城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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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城乡对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全球化、市场化经济促进城市飞速发展。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这种发展带给农村人的感觉，不仅仅是一种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观念认识，直接是一种城乡物质现实的巨大差异的冲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距将中国的城乡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界限却模糊的生存空间。
面对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农村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进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城市化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窘迫。农民的生活日益严峻，光靠土地创造的价值已经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且还要为土地缴纳税费。沉重的土地负担逐渐淡化乡村人对土地的依恋，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梁晓声的《荒弃的家园》中写到“农民们辛辛苦苦半年，按最好的收成算，一亩地也不过就落个三百多元钱，遇上平年，就等于白干。遇上灾年呢，不用遇上大灾年，只要遇上小灾年，一亩地就会赔上几百元。”①昔日还算富裕的翟村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出走越发的荒芜、颓败。作家们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现了 90 年代农民面临的生产、生存困境。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写道，“事实上，断桥镇除了老人孩子只剩下几个中年妇女了。”②青壮劳力们都进入城市打工谋生，只留下老弱幼小和少数妇女在家。毕飞宇笔下的“断桥镇”也呈现出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村镇少有的状态。乡村被塑造成一个逐渐颓败的、凋敝的、缺乏生命活力的生存空间。作家通过描写离开家乡的青年人物形象，表现出 90 年代的农民不再像 80 年代的农民一样依赖土地、满足土地。农村青年已经不满足于父辈对土地的坚守，放弃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想象，迫切的希望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创造新的可能。“进城”成为九十年代农村青年迫切的目标。
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城乡之间的关系相比较八十年代进一步松动。“1992 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公安部发出《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③户籍政策的改革解决了农民进入城市的条件问题，让进城青年进入城市有了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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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农村进城青年形象的精神空间之变
第一节 “离土不离乡”的精神徘徊
1980 年 5 月《中国青年报》上署名“潘晓”的来信中提出了极具时代意义的“潘晓难题”，即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这封信的开头提到，“我今年 23 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①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她却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她曾经有着坚定的信仰，有着美好的理想，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谁活着，怎样做人》，希望自己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她曾经坚信人活着就应该有意义的活着，希望能够做出一番贡献，为社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她所经历的却把曾经构建的理想世界一次次击溃。她曾经寄希望于自己喜爱的文学，但是很快就发现，“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②于是，她开始随波逐流，变得不再理想，甚至是庸俗。文学、理想在失去信仰之后，在生存问题面前，在社会问题之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那么人生该如何前行？人生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生活在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理想信仰，不断地被现实击溃。文革中虚无缥缈的价值追求丧失，他们在时代中的价值突然失落。这种精神信仰的问题体现在农村青年身上更为明显。周克芹在《山月不知心里事》中塑造了两个信仰迷失的农村女青年形象，分别是忧虑的容儿和孤单的巧巧。容儿在实行改革前是生产队团支部的干部，热心于村里的日常事务，是“我为人人”的典范。改革后，家家户户都为了自己。容儿想继续为村子服务，却遭到母亲的嘲笑。因此，一股难以表达的忧虑始终萦绕在容儿心头。周克芹敏锐的感知到了在改革开始时人们的内心世界，对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周克芹没有将容儿的忧虑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借助她的好朋友巧巧表达出来。“我们这些团干部，平常自以为满积极的，老是嫌人家思想落后??可现在，我们倒显得没人家积极了，我们落后了，我总觉得有些??孤单??”③。巧巧的孤单、蓉儿的忧虑，都是对以前坚持的人生信条产生了怀疑，对自己未来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改革派的“冒险家”明全带领她俩进入科研组，看似打消了她俩的疑虑，其实是明全为代表的新集体让她们找到了和以前类似的新方向。找寻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青年们精神领域的普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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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离土又弃乡”的精神背离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力度加大，乡村与城市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纯粹的乡土已经不能再作为“乡土文学”的唯一的、主要的叙事资源。一方面对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的描写，拓展了乡土作家们的叙述空间，对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精神上取舍描写，增加了乡土作家们价值取向的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文明的推进，乡土文明落后的一面逐渐暴露。对于乡土文学，文学工作者开始打破乡土文学的自我保护，关注农村人，尤其是农村青年进城后的城市生活以及他们对于城市、农村的重新认知。
八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乡土，是农村进城青年的一种精神的最终归宿和坚实的“后盾”。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始终是诗意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即使是对乡村做出过“背叛性”的行为，乡村依然能够接纳与净化“背叛者”。《人生》中的农村进城青年高加林在被城市“清退”之后，变得一无所有，最终回到乡村，得到了灵魂的救赎。而对于城市的描写，多是通过个人奋斗来展现，避而不谈乡村整体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农村青年进城之后与城市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乡土文学内部发生了实质性的内在转变。农村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对土地的崇拜、对农业文明的崇拜开始减退，他们开始向城市索取生存空间，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崇拜城市。“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不再有构造社会共同想象关系的乌托邦冲动,历史留给这一代人的只有‘剩余的想象’，然而它创造了这个时代崭新的语言感觉,最彻底的发掘了个人化的内心生活,这一切构成了90 年代文学和文化别具一格的场景。”①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模式出现，描写城市向乡村推进，乡村向城市融合的大趋势。这一时期的农村进城青年形象是一种“离土又弃乡”的精神显现。
90 年代进城青年形象所体现出来的进城青年对于乡村的精神背离，首先体现在农村青年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过度向往，以及对金钱物质等欲望的渴求。经济体制的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社会风气，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们可以忍受的清贫和理想的单纯，在社会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时代变化中逐渐淡漠。在城市文明的物质利益欲望中，原来人们安贫乐道的、平和的理想境界被强烈的冲击。农村中的土地不再是乡下人的“根”。钱能改变贫穷，进城赚钱使农民离开土地生存成为可能。文学作品中，农村青年认识了城市，急切的希望能够进入城市。进城的农村青年急切地希望拥有城市的美好，希望能够成为城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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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农村进城青年形象类型之变 ............... 28
第一节 心怀乡土的“理想出走者” ........................... 28
第二节 拥抱城市的“欲望追求者” ......................... 31
第三节 进退两难的“准城市人” ........................... 35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农村进城青年形象书写模式之变 .................... 41
第一节 “普通人”叙事的回归 .......................... 41
第二节 “欲望化”叙事的转变 ......................... 44
第三节 双向批判的审美叙事 ........................ 48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农村进城青年形象书写模式之变
第一节“普通人”叙事的回归
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的农村青年形象主要以“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农村青年形象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他们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忠诚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去欲望化”的他们在重重考验中始终坚持集体利益为重，最终成长为青年们学习的楷模。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分为先天型和成长型。
“先天型”的农村青年形象从小生活穷苦，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情感，没有进城的想法，甚至以离开集体利益，追求城市享受为耻。这类农村青年不做“投机倒把”分子，立志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梁生宝从小到大，跟随继父一起尝尽了安家立业的辛酸与苦难。艰难的生活培养出了他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在党的教育下，梁生宝作为一个预备党员，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带领村里人走互助合作化之路，担起了让全村人过上好生活的重任。在成立互助组初期，他跑到郭县买稻种，互助组里稻麦两熟，产量翻番；“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意帮助贫农。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梁生宝带领大家进山割竹子，解决了粮食问题和肥料问题。《创业史》中的“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也揭示了梁生宝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展现了梁生宝崇高的、伟大的为社会主义奉献的心和精神。梁生宝做的事情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实心实意为自己的村庄做自己最大的努力。正是这些努力让村民们看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让村民们相信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梁生宝是蛤蟆滩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领袖形象，全心全意的为党的事业奔走操劳。与梁生宝这一农村青年形象相类似的还有《金光大道》中高大泉、《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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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