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说创作
第一节 丰富的想法与艰难的尝试
1949 年，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逐渐扩大到整个大陆，结束了战争的人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依然保留着战时的痕迹，如实用理性与政治激情相结合，高度发扬英雄主义，普遍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极力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功利性和政治目的性，强调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①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文学被要求变成“整个革命及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②无疑这与沈从文一直以来的文学追求是相斥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无功利性，面对这种强势的文艺政策和文化氛围，沈从文逐渐“掉队”了。
经历了自我的迷乱与崩毁之后，沈从文逐渐认清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并积极寻找机会重新“归队”。为此他在文学创作上做了很大的改变，不断地探索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样式，在小说创作上的尝试与转型可以说最为费心、费时。从沈从文 1949 年后大量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沈从文有很多小说创作想法，并且积极寻找机会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1949 年后沈从文的文学探索历程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几个阶段，就小说创作而言，大抵有两个阶段值得重点关注，一是 1950 年至 1951 年的两次思想改造时期，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两次南行时期。在这两个阶段中作者的创作想法较为丰富且集中，并且留下了一部分创作成果。两次思想改造期间，沈从文在大的社会历史中，感受到时代的震动与人民的可爱，曾经多次尝试创作一些歌颂新社会、新时代和伟大人民的作品，然而费尽心力却终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在诸多创作想法中真正付诸写作的只有《老同志》、《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三篇，并且仅有的这三篇小说也未能彻底完成，文学水准不高。两次南行期间，作者也一直在寻找文学创作的新出路，在他丰富的创作想法中，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以张鼎和事迹为原型创作的“张鼎和传记”（其残稿以《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为名存入《沈从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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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入世与出世——小说创作的精神矛盾
如上文所说，1949 年以来沈从文曾有大量的小说创作想法和一定数量的写作实践，从他的这些创作想法和实践来看，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一对精神矛盾：一方面，沈从文在新社会中努力探索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情怀，如他对政治话语的主动认同和对革命情怀的书写；另一方面，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又常常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出世情绪，如在淡化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关注平淡的自然背景时所表现出的淡然心境，在刻画脱离了时代的小人物形象时所表现出的孤独意识。这些带有矛盾性的作品预示着作者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抒情主体，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他与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而矛盾的。
一、积极的“入世”情怀
建国后沈从文再次提笔写作，其创作动力和写作素材都直接来源于自己的土改经历，土改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为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素材，更实现了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在土改运动中，沈从文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家太可爱而时代太伟大了”，被改造后的沈从文对社会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他深知这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和道德效果，个人“必须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
于是当沈从文尝试小说创作的时候，他充满了无限的革命情怀，努力让自己文字的节奏与时代的脉搏相一致，从而表现这个宏大的时代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适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④他的笔触开始伸向社会生活最激荡人心的一处，讲述当下社会正轰轰烈烈上演着的改革场面。
对人民革命和社会向前，特别是保留历史过程中最生动一个环节，土地改革，过去、当前和未来，我还要好好工作几年，也能够用笔做点事情。……我真正接触了封建，真正接触了人民，我体会得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和这片沃壤美丽自然背景中的山村悲惨人事变动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19511119—25 致张兆和 内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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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散文创作
第一节 散文创作实况
1949 年后，沈从文不仅在小说创作上尝试“归队”，在散文创作上也不乏努力。这一时期其散文创作大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颂扬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民为主；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回忆性写作为主。
通常我们所说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这是散文在广义上的定义。而要对散文作出针对性研究就要关注狭义上的散文定义，即以记叙或抒情为主的文艺性散文，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本文此处讨论的“散文”便采用狭义理解，笔者根据《沈从文全集》留有的沈从文作品信息，将 1949 年后沈从文的散文创作情况作了如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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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开写作的转变——回忆、颂咏与风物
沈从文 1949 年前的散文主要是描绘真、善、美的风物人情，他喜欢写那些在荒蛮之地成长生活的朴素民众。他写水手，必是坚韧顽强、粗犷有力的，像《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那个为生存而努力坚持着的快八十的老水手，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那极粗野又善良的水手；他写女性，无论是三三、萧萧还是翠翠，她们都在一种无可抗拒的悲剧命运中顽强地生存着，即使写吊脚楼上的妓女也别有一种生命的精彩，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他还喜欢写偏远湘西地带那些弥漫着浓郁地域色彩的风俗，像《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等。1949 年后沈从文公开写作层面的散文并不多，就其创作主题和内容来看，这些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颂咏之作，主要是歌颂新社会、新时代的作品；一类是回忆之作，主要是悼念、追忆亡友兼及回忆自己人生历程的作品；第三类是地方风物之作，这类作品颇像游记，写作详细处甚至可以作为旅游手册。这些作品与沈从文早年的作品相比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抒情意味，颂咏类作品中强烈的政治抒情性与当时的主流作品毫无二致，回忆类作品常因作者的动情至深而带有沧桑、凄婉之感，风物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沈从文早年的创作风格，但是却常于无形中带有政治抒情的影子。
一、颂咏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如何衡量文学价值的问题，丁玲提出了一个当代尺度：“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作的伟大事业。”①这为当时的散文创作方向指明了一条政治化的道路，散文成为确立新中国正统性、权威性的工具，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之下，作家的个体经验、情感表达均受到了抑制。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1949 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散文的创作要求是使其成为时代的感应神经和战斗的号角。散文作家应该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以最快的速度把千万劳动者的模范事例、丰功伟绩传播开来，使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财富，成为鼓舞生活前进的力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官方曾有意改善政治与文艺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散文的改变只能在意识形态规范的范围之内进行有限度的调整，弥补散文创作的不足。当时散文创作存在两大主题，一是歌颂新时代，描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表现朝鲜战争的英伟壮举。如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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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旧体诗创作.....................40第一节 旧体诗创作尝试与收获..................... 40
第二节 “高级票友之作”——意外试笔与创作转型................. 48
第四章 “归队”的渴望.........................54
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的自我重建...................... 54
第二节 顺应时代之“变”............................ 61
第三节 在自我与时代的夹缝中................................ 69
第四章 “归队”的渴望
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的自我重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沈从文在个人和历史的双重困境中逐渐走向崩溃，直到 1949年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戕，在个体生命崩毁的同时，其文学创作也经历了重大的波折。自杀被救以后，沈从文不断反思“旧我”，重建“新我”，由“崩毁”到“修复”，沈从文的日记和书信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痛苦挣扎的历程。
从革大改造的被动学习，到四川土改时的主动转变，沈从文的个体生命意识在逐渐恢复，他文学“归队”的想法也愈发强烈。在一次次的空间转移中沈从文常会获得一种生命的自适，熟悉的环境场景常让他动情，并勾连起种种回忆，他的这些生命体验与自己的乡土经验相碰撞，从而实现了自我的疗救，创作意识苏醒，创作欲望勃发。伴随着创作意识的苏醒，沈从文的笔力也得到了恢复，他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文学的潜在书写，由此沈从文不断建构自我的“文学家”形象。
一、生命个体的崩毁与修复
张新颖在《沈从文精读》中解释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精神迷失，认为这是沈从文置身和体会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个体内心与之摩擦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个体精神状况与社会现实彼此纠葛、难舍难分。除了个体的精神困窘之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沈从文频频受到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大量批判，尤其是 1948 年 3 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接连三篇文章给沈从文下了充满政治意味的定论。②自己的精神痛苦和外界的政治批判，让沈从文感到极度的困窘和不适，他在给汪曾祺的信中曾这样写到：“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苦。于是骂倒了。”③直到北大学生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一事件成为沈从文精神崩毁的导火索。张森认为外界政治压力和内在思想理路的发展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沈从文自外而内的思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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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直以来人们谈论文学家沈从文往往只关注到他 1949 年前的文学成就，却忽略了他1949 年后的文学创作尝试。沈从文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对文学的挚爱和追求是贯穿生命始终的，1949 年后随着人生道路的转折，其文学活动被文物研究活动所掩盖，但是通过解读沈从文这一时期留有的大量文字信息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文学追求虽然被掩盖却从来未终止。他一直尝试通过文学转型而实现文学“归队”。借助书信提供的大量信息，研读沈从文 1949 年后的文学作品，对还原文学家沈从文的后半生具有重要意义。客观地说，相比 1949 年前的文学创作，沈从文在 1949 年后虽然有大量的创作想法和积极的创作尝试，但是诉诸笔端的作品数量很少，质量一般，值得肯定的是他对文学的执着和苦苦追求实现了他对文学的最高致敬。
沈从文的文学“归队”之路是曲折的，从 1948 年遭受种种政治压力和精神困窘到 1949年的疯狂自戕再到土改时期重新提笔，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一波三折，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挫折，从小说到散文再到诗歌，他一直努力改变自己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但是无奈独立文学家的天然秉性总让他难与时代共舞，个体经验与时代特征错位，创作范式与新的时代要求存在距离，这一切都让他的创作难以进行，很多作品无法完成。同时他的文学“归队”之路又是孤独而痛苦的，沈从文一直尝试通过创作转型而被当时的文坛所接纳，他在创作转变的过程中遭受的不仅仅有创作难产的痛苦更有精神孤立的焦灼。作家沈从文与新社会存在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他渴望并自觉地将自己融入集体，另一方面，在自我向社会靠拢的过程中，他越是接近群体，便越发感觉自我的孤独。
1949 年后沈从文在公开和潜在两个层面完成了自己对文学的不懈追求，当公开层面难以继续，创作纷纷夭折，作品难产的时候，他在书信这一潜在的文学形式中寄放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文学生命得以延续。书信这种隐秘的私人化书写成为寄托他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独立学者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诉求。对 1949 年后的沈从文进行深入、整体的研究，可以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沈从文，展现其更为复杂多元的生命形态，并可借此窥探 20 世纪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重大变革，穿越一个复杂、动荡的中国时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与不适，呈现那一代人复杂多元的生命形式和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