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年丁玲回忆散文中的“革命”（1979-1986）

第 1 章 回忆的路径：立足个人体验与生活实感

1.1 “渡己”与“救世”的革命之路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随着大革命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如今，远离革命年代的人们常常会好奇那时的人们究竟为何要参加革命。历史和政治书籍对这一问题作出的解释往往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晚年丁玲在回忆散文中通过讲述自己早年生活和人际交往经历，展现了包括自身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这些文字为我们思考和了解个体投身革命的动因提供了更加具体、丰富，更令人感到真实的答案。
由于身世境遇、情感思想的不同，人们投身革命的具体原因也千差万别，在丁玲笔下，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救世”，如：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劳苦大众，创造崭新社会等。在如今这个和平且重视个人利益和价值的时代，人们可能很难相信和理解这种利他性的情怀和理想，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救世”的确是许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的人从事革命的重要原因。
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中，丁玲描述了她印象中母亲和向警予等人结拜时的情形，当时她们对天起誓，要以“教育救国”。后来向警予成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领导和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丁玲的母亲受环境所限，没能加入革命组织，但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热心革命活动，以自己的方式履行当初的誓约。瞿秋白十分喜欢佛教的韦陀菩萨，他的笔名之一便是“屈（瞿）韦陀”，他写给丁玲的信件署名也是“韦护”。晚年丁玲回忆，瞿秋白曾经对她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①瞿秋白崇敬韦护，并以此自称自况，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韦护“见义勇为，救济苍生”的精神中印证了自己从事革命的胸怀抱负。丁玲在《悼雪峰》中提到，冯雪峰来教她日文时，二人一度因畅谈国事而中断了学习，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之后，两人皆因一些令人沉痛的消息而“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②可见，他们在为个人的前途担忧时，心头也时常萦绕着感时忧国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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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革命理想遭遇革命现实
革命道路总是坎坷多于坦途，革命者在这条路上前行，就必然会遭受重重考验和磨难。关于革命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的艰辛，官方历史叙述往往强调客观革命环境之苦，却鲜少提及革命者的内心之苦。革命不只有光明激情的一面，也有黑暗残酷的一面。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之前对革命的预想总会带有一些浪漫、理想的色彩。当他们满怀热情和丰富的想象投入革命实践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难免会使他们一时难以接受，产生失望、沮丧、怀疑等情绪。晚年丁玲很少写自己在革命过程中感受到的冷漠与阴暗，也十分克制自己负面思想和情绪的流露，但在她的只字片语、欲言又止中，我们还是能够捕捉到她在革命道路上曾经有过的灰暗心理和情绪，这些内容恰恰是主流历史叙述所忽视和隐去的。
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总是伴随着暴力征伐，在这过程中必然会有流血和死亡，普通民众尚且会被殃及，何况是主动投身其中的人。任何人对肉体的疼痛和陨灭都有本能的恐惧，在死亡的威胁下，人性最容易暴露出它的软弱。1933 年丁玲被国民党抓捕软禁长达三年之久，她晚年写下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来讲述那段黑暗的岁月。丁玲在这部回忆录中写到，她被国民党软禁期间，许多共产党叛徒前来对她进行劝降。这些人中，有的在被捕后即刻向在国民党中供职的中学同窗求救，有的曾在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却也抵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有的甚至在叛变后成了国民党的鹰爪残害自己曾经的同志。
刚刚踏上革命道路的丁玲便看到这么多自己阵营内的人的懦弱、背叛和卑鄙，所幸这些人的言行只引起了她的愤怒和憎恶而没有致其消沉，她倔强的性格和以往经历都使她不会轻易屈服变节。同样是亲眼见证自己“同行者”的叛逃与丑恶，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直接因此对自己的革命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幻灭。据丁玲记述，姚蓬子就曾经对她说，他对共产党灰心是因为在监狱中看到了许多老共产党领导人在被捕后立即叛变自首，有的为求活命甚至将几十万的党费交给国民党，这些人且贪生怕死，自己没有理由要坚持、要死。丁玲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经历了自己的师友至亲向警予、瞿秋白、胡也频等人的牺牲。对于死亡，丁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真正被捕后，死神的迫近还是给她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威慑：“他们将怎样动手呢？用刀、用绳、用毒药。唉，管它呢……唉，这夜真长，怎么还不天亮！”①这段文字是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描述的自己被捕后的心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以为自己必死的丁玲在待死过程中的焦躁和恐慌。丁玲和姚蓬子等人在生死考验中的心理和选择，体现了在残酷而沉重的革命现实冲击下，置身其中的人们内心的震荡和惶惑，也体现了一支革命队伍在行进过程中的剧烈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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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叙述记忆：理想革命史的建构

2.1 革命话语与人道话语的对接
建国至“文革”时期，“个人”或“个体”是一个倾向于贬义的概念。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个体”、“个人”的意义由贬转褒，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被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端的社会思想主潮。与人道主义获得普遍支持相对，极“左”灾难对人的摧残和异化抹杀了人们对革命原有的正面认知，人们在反对极“左”的过程中将革命推向了人道的对立面。晚年丁玲叙述革命记忆时，着重表现革命的人性温度、革命中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从而揭示革命所蕴含的普世情感和价值。
2.1.1 “革命者本来不是神”
崇拜英雄是人类普遍心理，民众对一个政党或政权的认同一定程度上源于对领袖、英雄的崇拜和信服。马克思·韦伯将特殊天赋持有者的非凡素质对人们形成的统治力称为“卡里斯马权威”。王一川将卡里斯马解释为具有原创力和神圣性、代表中心价值体系并富于魅力的人或人的素质。在以文学确证和巩固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塑造卡里斯马典型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塑造了许多卡里斯马形象，如杨子荣、少剑波（《林海雪原》），江姐（《红岩》），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英雄形象塑造提出了“三突出”、“高大全”等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许多文艺工作者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把英雄人物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放到最大，而削弱和滤化更加丰富的人性内蕴。这种“提纯”式的英雄形象塑造方法使十七年文艺作品中的卡里斯马形象进一步发展成为超卡里斯马形象。例如革命样板戏中的李玉和（《红灯记》）、郭建光（《沙家浜》）、小说《金光大道》中的主人公高大泉。在主流意识形态占绝对地位的年代，这些英雄形象所体现的神圣品格、坚定意志和美好理想激荡了无数人的心灵，牢固了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当中国社会逐渐步入后革命时代，思想文化体现出“消解崇高，告别英雄”的倾向时，曾经的那些超卡里斯马形象自然被人们全盘否定，那些卡里斯马形象的魅力和感召力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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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的过滤与修饰
历史叙事不光是一种揭示和呈现，也是一种掩饰和隐藏。在以回忆叙述建构理想革命史的过程中，丁玲不仅选择和突显了记忆中革命温情、光明的方面，还过滤和修饰了记忆中革命残酷、阴暗的方面。
2.2.1 对敏感历史问题的“避重就轻”
“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晚年丁玲在叙述某些历史运动或事件时，有意回避或淡化了其中的敏感问题，如中共党内斗争、个人与革命体制、政党组织的矛盾抵触等，并且强调这些历史运动或事件的正面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中共党史上一些曾经讳莫如深的事件已经不再是禁忌和秘密。关于 1931 年左联五烈士的被捕和牺牲，许多研究者以确凿的史料证据指出，胡也频、柔石等人不仅是革命烈士，也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党内也随之分裂成反对和支持王明两派，胡也频就在前者之列。被捕当天，胡也频去参加的秘密会议目的就是为反对王明左倾路线，为被迫害的同志讨回公道。而将这次会议的地点时间透露给国民党当局的告密者是王明一派。作为胡也频的妻子兼左联成员，丁玲不可能对丈夫当天的行动及整件事的内情一无所知。但她晚年在怀念胡也频的几篇文章中只陈述了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的客观事实，对导致的这场悲剧的源头却只字未提。“文革”结束后，许多熬过“文革”的老革命在控诉极“左”路线时翻了建国之前的“旧账”，丁玲也大可以趁势说出胡也频牺牲一事的隐情，披露党内曾有的晦暗和混乱，但她选择了“不知情”。
丁玲的革命生涯中最引人好奇和猜测的便是她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的那段历史，她曾因这段历史而多次受到党组织审查。在革命年代，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对党员的经历提出怀疑、进行考察本属合理，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审查的性质往往偏离初衷，演变成不顾事实的恶性批判。李之琏是 1956 年丁玲被捕历史问题审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据他在《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中讲述，1956 年，丁玲向党组织陈述她在南京的经历时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丁玲又因其被捕历史等问题被定为“反党”。在批判右派大会上，丁玲低着头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窃窃私语和高声叫喊，她要讲难言，后来索性伏在桌上呜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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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回忆与言说的指向：“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39
3.1 回忆诱发：暮年况味··················39
3.2 更宏大的指向：建构革命的意义及自我身份 ······················42
3.3 “九死未悔”：表演还是真诚 ···················45

第 3 章 回忆与言说的指向：“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

3.1 回忆诱发：暮年况味
人的回忆机制的开启往往是受到某些人、事、物的触发。是什么打开了丁玲记忆的闸门？笔者认为是丁玲晚年的境遇。丁玲晚年生活并不顺遂安宁，她常陷入人事纠葛、舆论风波。这些诱发了她对自己革命生涯中与现实境遇相似或相反的经历、心情的回忆。总的来说，给丁玲晚年生活带来困扰的事情，一是历史问题平反，二是她与周扬的宗派矛盾。本节主要从这两方面来探讨晚年丁玲回忆叙述中的暮年况味。
丁玲复出之后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多，她晚年的时间和精力，一部分给了由她创办的《中国》杂志，另一部分用在了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申诉辩诬上。1980 年，丁玲的“丁、陈反党集团”、“右派”问题获得平反，而历史问题却被遗留下来，这成了十分珍视自己政治身份的丁玲的一块心病。期间，党内外经常有人公开或暗地称丁玲是“叛徒”，而丁玲本人也不断申诉、辩诬，但中央却迟迟不能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平反结论，甚至一些人给她的平反设置障碍。直到 1984 年丁玲的历史问题才彻底得到解决。
在艰难的平反之路上，丁玲想起了曾经那些理解她在南京的处境，帮助她解决历史问题的党员同志。前文提到的《序<到前线去>》中，丁玲写自己在欢迎会上毫无顾忌地讲自己的南京经历，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因这段历史而频遭厄运。那时领袖和同志们那样同情和信任她，没有人怀疑或议论她是“叛徒”。在《忆弼时同志》中，她没有表现出对其他开国领袖那样的崇敬，而是一句“我是想他的，很怀念他”，①但越是平凡简单之语，越能显示思念之真挚。在自己的历史平反问题一波三折时，她想起了自己历史问题上的恩人，想起了二人如聊天一般的审查。在她心里，正直宽厚的任弼时才代表了共产党人的品质，那种既平静又严谨的审查才代表了党的工作作风。在《悼雪峰》中，丁玲叙述遭诬陷和迫害的冯雪峰在老年久病之后，弥留之际，念念诉说回到党内的夙愿时，觉得“心头像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感到无限的悲痛”。①这种沉痛不仅是为雪峰，也是为她自己，冯雪峰生前的夙愿也是她现在等待和期望的结果。南京囚居三年是丁玲一生最不愿回顾的屈辱岁月，但她晚年却将这段经历详细地写成了回忆录，这不仅是直面创伤记忆，坦诚人性本能的脆弱、恐惧，也是针对自己历史问题中的疑点和污点，给党和世人一个交代。丁玲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给国民党写表示要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的纸条时，干脆将这一章节命名为“欺骗敌人是污点吗”，其自我辩白的意味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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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在晚年写下的回忆文字，往往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评价。丁玲一生在革命中历尽荣辱沉浮，她晚年写下回忆自己革命生涯的文字，其中蕴含着她对革命及自我的最终理解和评价。在新时期初期“否定革命”的时代语境下，晚年丁玲在回忆散文中对党和革命的肯定与表白，注定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和赞誉。在如今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应当摆脱政治惯性思维的支配，以学术研究为中心，重新考察和评价晚年丁玲回忆散文，挖掘其中的丰富信息。本文从“革命”的角度对晚年丁玲回忆散文进行研究，通过考察晚年丁玲革命回忆的内容、叙述和指向，发现了许多需要廓清、可以重新思考和理解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晚年丁玲回忆散文。如前所述，人们常因晚年丁玲“左”的形象，而将她的回忆散文等同于历史、党政文献，甚至政治附属品。本文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后发现，晚年丁玲回忆散文作为立足于生活实感、生命体验的回忆文字，它比历史、政治文字更能生动而复杂地呈现革命历史。
其次是关于丁玲与革命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在考察和评价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时，常将丁玲置于被动地位，强调她不断被革命体制、政党组织压制、伤害，将她描述成“受害者”、“被异化者”。这只是人们俯视丁玲整个人生的大致脉络和外观而得出的结论，从晚年丁玲对自己革命生涯的讲述来看，她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她将自己置于主动地位，强调自己不断在革命中成长，不断超越和重建自我，将自己理解为“修行者”，确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共产党人”。
最后是关于革命和革命者。在后革命时代，人们常批判革命的暴力血腥。晚年丁玲在回忆散文中揭示了革命中的真善美，揭示了个体生命欲求与革命的契合，这些可以引发我们对革命的人性温度和合理性的思考。从晚年丁玲回忆散文来看，革命者并非天赋异禀，无情无欲，他们一面从事着“渡人”的活动，一面也在与困境斗争、承受苦难试炼的过程中“渡己”。他们渡人渡己的行动构成了最生动的革命历史图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