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文学史意义研究

一、地缘聚合：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的故乡书写

（一）“诸城世界”的“互文性”建构
故乡是作家的“后花园”，滋养了作家的生命，孕育了作家的审美情趣和气度胸襟，是作家魂牵梦萦和无法割舍的地方。20 年代，呈现浓郁地域特色，“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文学拉近了现代文学与故乡的距离，树立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民族化目标。中国的作家们开始以故乡为原型建构了不同地域的文学大厦。鲁迅以“归乡”的叙事模式建构了文学的“鲁镇世界”；周作人以恬淡细腻的笔触描画了满溢泥香、光影错落的会稽山水；沈从文的笔端流淌出了如诗如画的“湘西世界”。“作家必须跳到地面上来，把泥土的气息滋味透过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
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年少离家，成年之后又因时代的离乱而漂泊异乡。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忠”、“孝”伦理价值观，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动荡离乱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他们情感心理的矛盾冲突。这种情绪的累积推动他们在文学领域构建了恢宏的“诸城世界”。故乡的自然地理、民风习俗、精神传统、语言是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完成“互文性”建构的潜在文本。他们在自己建构的“诸城世界”中释放情感，完成精神归乡，获得心灵的慰藉。“诸城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立体概念，它包括自然地理的空间形态，民风习俗的文化形态，性格、价值观念方面的精神形态，以及方言层面的语言形态。诸城承载了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凝聚了他们文学建构与自我反思的美学理想。
“互文性”是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建构“诸城世界”的主要机制和途径。“互文性”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广义的‘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之间的互涉关系，这些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现实与文本之间存在互文关系。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在对自然地理、民风习俗、人物形象和方言俚语进行还原、结构化、提炼、编码时，“互文性”成为“诸城世界”建构的主要机制和途径。在“互文性”建构机制内，文本内的“诸城世界”与现实中的诸城形成对话。正如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所言：“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故乡的文学建构不是简单化和表面化的，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在自然地理、人物和语言中深刻而自然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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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乡的审视与反思
建构与反思既是故乡书写的必然路径，也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书写故乡的本质区别。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与古人的思乡情结不同，“回归”是古人思乡的中心意旨；现代作家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以新的世界观回望故乡。1920—1930 年代，现代作家普遍受到鲁迅写实主主义叙事的影响。“他们强调像‘客观’、‘距离’”这类写作律条，却又希望以此律条激起同情，博取承担。”67相州王氏家族作家从乡村走出并接受现代文明洗礼，他们秉承现代文明视野、谨慎地对自己的故乡进行审视和反思。他们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复杂的情感，将这种特殊的情境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探寻其根源、思考并寻找命运的出口。因袭数千年的诸城民间文化积淀了无数的人生思考，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时代变迁的社会文化语境，为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反思故乡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相州王氏家族作家都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最剧烈动荡的年代，他以此为写作背景对故乡频频回首，故乡在他们笔下既是地理的、记忆中的又是文本中的、现实中的。
胶东半岛地处沿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近代社会的变迁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迫使儒家文化思想转移至潜隐状态。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在跌宕中承传延续，仍然是齐鲁大地的“思想范型”。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相州是他们心灵的栖息地，是一群身处现代都市文明的离乡者的精神原乡。他们在原乡儒家文化的熏陶与西方思想的启蒙中成长，强烈的文化自觉与忧患意识，令其在故乡书写过程中流露出深切的家国忧思。他们年少离乡，不断的迁徙、漂泊中，其观察世界的视野也更加开阔。距离生成了他们情感表达与反思的空间，城市成为乡村的参照物。他们在作品中反思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乡土社会，探寻国家、民族以及自身命运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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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缘凝聚：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的血缘关系与创作联系

（一）血脉相连
1．相州王氏家族宗族谱系
相州隶属于诸城，古镇繁华富庶且文化氛围浓厚，王氏家族是镇中的世家望族书香门第。王统照之子王立诚曾说：“诸城相州王氏是一个书香门第，我父亲曾向我说，远祖是东晋琅琊王氏 这样的家庭自然是很大的封建官僚地主，地方上的大绅士 ”远祖东晋琅琊王氏家族的诗书之风源远流长。五四以来，相州王氏家族先后涌现出王统照、姜贵（王意坚）、王希坚、王愿坚四位作家。四位作家整体的创作生命自五四一直延续至新时期，历时近百年；地域分散于海峡两岸；文学立场与观念，红派（王希坚、王愿坚）、白派（姜贵）、中间派（王统照）并存。他们宗族血缘相近，王统照为长辈叔叔，“三坚”是堂兄弟，臧克家与王力是王氏家族的女婿。学者王力取了王翔千的小女儿王平权，王翔千的侄女王慧兰嫁给了诗人臧克家。承袭诸城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四位作家组成了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家族作家群。
如图表—1 所示“相州王氏宗族世系谱”的原型出自姜贵的散文集《无违集》（王愿坚、王愈坚、王惺坚未被列入），后来被台湾的族人带回相州老家，由相州王氏家族的王瑞镛老人补充完整，再后来由王力先生的女儿（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提供给了山东大学的王瑞华教授。83王瑞华教授将其收录在《论山东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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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脉相通
“人既自然地又文化地生活在家族（家庭）之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双重境遇。”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不同的家族具有不同的传统习惯、规范和信仰。家族是人生命的起源和文化根脉，也是人存在发展的人为背景。“家族”成为了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的中心记忆和无法逃避的归宿。他们围绕中心记忆创作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流派特征。根据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对“流派”的定义，同一流派的作家必须处于同样的社会文化语境，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通过作品显示）也要大致趋同。严格意义上讲，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并不是文学流派。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缺少明确的文学主张，也没有刊物。但是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趋同的审美属性，具有代表性作家。从文学多样性的角度考察，其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相州王氏家族作家不仅血脉相连，作品的叙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以及审美的风格也是相近的。令人遗憾的是，相州王氏家族作家文脉承续、呼应被政治割裂，尘封于政治、历史的尘埃之下，长期未被学界关注和重视。重返文学史现场、回归文本，从“共性”角度对相州王氏家族作家、作品进行阐释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纪实与虚构交融的家族叙事
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的代际和年龄差别、地域分隔以及政治的割裂，没有阻断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在家族叙事方面的呼应和对话。文学贵在个性和超越性。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以纪实与虚构交融的叙事手法将相州王氏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写进了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的小说在题材内容、叙事、艺术形式、人物形象等方面构成了多重的互文、对话关系。30 年代，王统照在《春花》《双清》中对王氏家族成员的借鉴与影射在十几年后的台湾被姜贵移植在《旋风》与《重阳》中。题材内容方面，四部小说通过对相州王氏家族及其生活、历史，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描写，折射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价值取向的历史和时代特征；人物原型方面，四部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有现实原型；从创作背景看，《重阳》和《双清》的背景都是 1927 年的武汉大革命，总体属于虚构作品；从艺术体式看，四部小说都是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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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割裂：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整体性”的消解................... 36
（一）同源殊途，花开两岸 .........................36
1．王统照——从“理想诗”走向“现实人生”........................36
2．姜贵（王意坚）——“被定义”的“反共”作家............ 39

三、政治割裂：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整体性”的消解

（一）同源殊途，花开两岸
相州王氏家族是中国 20 世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族。家族成员王翔千、王尽美、王乐平、王深林等人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王翔千是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者，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王乐平是山东最早的同盟会员，也是山东国民党的元老；王深林是民主党派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相州王氏家族内部出现了“一门三党”的现象。相州王氏家族又是耕读传家、书香门第，先后涌现出四位作家。四位作家具有血缘亲属关系，并且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统照参加和支持革命运动，姜贵、王希坚、王愿坚在烽烟滚滚的战场战斗过，担任过军队的领导职务。相州王氏家族作家以他们卓越的才情与历史同命运，以火热的政治热情同国家共起伏，参与书写了中国 20 世纪曲折动荡的历史和文学史。政治的重大变动势必影响和波及文学创作。相州王氏家族作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理念，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王瑞华教授将 1940—1950 年代两岸的主流文学分别叙述为“红色文学”、“白色文学”。受政治割裂的影响，两种文学及其代表作家、作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岸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政治造成了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文学道路、文学观念的分化以及在文学史叙事中的割裂。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了文学史叙事，进一步遮蔽、割裂、消解了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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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全部出生于相州，在相州王氏私立小学读书，在乡土社会的大家庭成长。年少离家，不断地漂泊迁徙，他们唯有在故乡书写中实现精神的归乡。贴近现实的自然地理与民风习俗、民间文化精神孕育的人物形象、朴实亲切的胶东方言 是他们对故乡的文学建构。贴近现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风习俗表现了此时此地的现实真实，发挥了文学功用的意义。民间文化精神孕育的人物形象与乡土社会的地域情境融合构成了“典型文化”的存在。朴实亲切的胶东方言在他们的小说中获得了审美品格和主体性意义。他们在故乡书写中完成了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历史使命。深切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完成了对故乡的反思与审视。王统照与姜贵代表的两代作家对故乡的反思由对国家民族的忧思发展至对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思考。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他们交流和联系更为密切。作品之外，他们相互扶持、情深义笃；作品内部，他们在审美追求上彼此呼应。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在现实与文本中的地域关联和血缘关系不应该被文学史叙事忽略。
地域聚合性和血缘凝聚力增强了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的整体性，而政治则割裂和消解了这种整体性。风云激荡的年代，相州王氏家族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文学观念，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王统照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文学风格由晦涩朦胧走向开朗坚实，民主主义思想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边缘突围中的姜贵在官方意识形态和海外文学批评的“鼓吹”中，被定义为“反共作家”。王希坚与王愿坚在革命历史斗争中加入作家行列，担任了革命历史斗争的“书记员”和人民子弟兵的“宣传员”。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政治意识形态左右着两岸文学史叙事的方向。相州家族作家群的整体性在不同的文学史叙事中被消解。1950—1980 年代的大陆文学史和台湾文学史处于对峙状态。相州王氏家族作家被过度地肯定和否定，其关系也被叙述成为对立关系。夏志清的“日常生活叙事”中，王统照被遮蔽叙述，姜贵的文学史意义被过分凸显。对左翼文学史叙事的颠覆和结构是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的动机之一。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被王德威排除在叙事线索之外，但是王德威从审美现代性角度发掘了姜贵小说的多义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