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剖析派小说中的“父子关系”

一、 “父子关系”传承中的文化背景

（一）“父与子”的母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以两性在维系社会生存的生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基础，在人类初期，人类的生存方式依靠于采集果实，同时种族的繁衍扩充需要女性的不断生育，因而女性发挥的作用高于男性，形成了以女性为核心的母系社会。当早期的农业出现，人类不再依靠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时，男性以其身体优势占据了劳动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并且男性成为保护女性和儿童的重要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开始成为族群的统治者，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并最终得以确认延续。父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的历代相传，“父子关系”也就随之产生，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两种群体并不简单意指两代人在血缘上的一脉相承，更是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价值符号。在本文的“父子关系”中，“父”代表着父辈，“子”代表着子辈，在后面的论述中不再赘述。
1.权威、正统、秩序的“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同时，文字的出现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当人类的全部精力不再投向于生存时，文字开始记录人类精神追求，文化便随之产生。在这种社会文化中“父”的形象记录尤为明显，在父子关系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关系上看，“父亲”代表着社会现有的秩序与权威，这种文学传统在文学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中国古代文学中对父亲形象的关注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中不断得到推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社会伦理文化约束中突出权威、正统和秩序，“父为子纲”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的一方面，将“父亲”安置在中国社会最基本结构单位的核心层面。西方社会中“父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权威，“造物主即父亲”，在其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不乏出现审度和反抗父亲的文学作品，开启这个主题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竭力逃避他与生俱来的命运，而在逃避中恰恰沿行在命运前行的轨迹上。俄狄浦斯 “杀父娶母”的设计有悖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父亲的神圣形象，因而在处理故事结局时，他无法直视这个命运的捉弄，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将自己放逐而亡，反抗父亲的最后是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父亲的权威、正统形象不容打破，维持着社会中既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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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孝”为中心：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
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频繁，但对伦理社会的重视是一直延续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本位”为基本单元，以血缘关系为情感纽带，秉持父系原则，并通过儒家思想的向心力，紧紧的将中国社会联结在一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构成了社会基本单元的中心，是中国家庭形态的典型代表。
1.天道有序，道德为本
蔡元培在探讨中国伦理学说之起源时，以《易》、《诗》和《书》三经考察伦理的体例样式，“天之本质为道德，而其见于事物也，秩序也，以天道之序，而应用于人类之社会，则凡不合秩序者，皆不得为道德”。中国所推崇的天道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性，“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强调了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道德的程度高于自身的发展，卧冰求鲤、卖身葬父、弃官寻母等孝感事迹常有发生，同时封建统治者从国家层面上予以嘉奖，一切有违秩序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说辞，在道德中，自律高于他律，正因为这种自我约束，使得中国传统的”父与子”处在符合道德的层面上，《易》曰：“有天地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所错”。天地万物中人类的两性结合，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家庭单位，顺延着自然发展轨迹，父子衍生为君臣，其中“父子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构成的重要纽带，向上承接着人类发展延续的任务，向下开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架构。
2.儒家的“孝”文化
春秋时期种种学说兴盛起来，各派试图以一家之言说服天下，因而互相竞争和驳难，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皆从社会伦理的学说具有很大的比重。各家学说此消彼长，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法家思想备受推崇；而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经验采用“无为而治”的原则，遵从道家的治国理念，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在汉武帝时期汉朝进入强盛时期，道家思想已经满足不了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时发表展的新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儒家被封建统治者确立为正统，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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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剖析派小说中父子代际主题的延续与变异

（一）“缩影”式的父子代际主题剖析
社会剖析派小说具有很强的背景式浓缩效果。这类小说可以通过一个点、一个面，也可以通过一个大场景来完成对社会进行深刻剖析。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形色各异的时代背景下，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烙有时代的印记。剖析派小说中的父与子关系正是时代缩影中的一个亮点，虽然有时占比不大，但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的人物心理特点及两代人之间的文化、生活差异及社会矛盾。茅盾的小说《子夜》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式深刻剖析的典范，“几乎是在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获得发展的同时，以《子夜》为代表的另一种路子的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了。《子夜》的出现还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子夜》的出现，为吴组缃、沙汀、艾芜提供了创作的思路，从而形成向心力，茅盾将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的文学流派之一----社会剖析派。因此，本节以茅盾《子夜》为代表来论述社会剖析派小说中所具有的共性价值。
在三十年代初期大上海广阔背景之下，茅盾通过广角的方式展现了社会现实内容，他力图展现整体的生活生活大背景，同时还极其注重稍纵即逝场景的细腻刻画。如在小说的开始，吴荪甫把老父亲从乡下接到上海这一场景，虽然篇幅很小，但他们父子的关系状态及文化差异状态一下子在这个窗口展现开来了。老父亲生活在乡下，当时的背景是：农村正处在革命的前沿，农民的觉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运动无疑也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正席卷整个中国，这更增强了农民当家作主人权利意识。这些因素，让农村土豪劣绅们有了危机和不稳定感，再加上蒋，冯，阎等的军阀混战，农村更是处在了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老太爷逃到了上海投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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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体系下的“父与子”
在历史不断发展与变化中，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历经了变迁与沧桑，历史与文化的更迭让社会关系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态势。家庭文化和家庭状况随之发生改变，父与子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关系，维系着社会发展和更替，在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下，父与子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文学表现中更具代表性的反映出时发表展的内容。“父子关系”的亲疏远近及”父与子”各自代表的时代内容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和变化的。这些内容随着时代而发展，应生活状态而变化，蕴含其中的人生态度及生活的社会环境占了较多的比重。社会剖析派小说家率先意识到社会条件下的父子关系可以更好的反应出社会现实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创作灵感，在小说中用不同的父子关系演绎着精彩纷呈的故事，在社会剖析派小说中，更能体现出父子之间这种代际传承与冲突，为人们研究不同时期父子关系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线索及参考。本文将围绕“显性的父子关系”、“隐性的父子关系”和“象征意义的父子关系”三个方面来探究社会剖析派小说在社会体系下的“父与子”。
1.显性的“父子关系”
在社会剖析派小说体系中，父子关系这一脉络是反映那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人文特点及时代背景的最佳着力点。在这些作品中，显性的“父子关系”侧重于体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传承过程精神内容，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确实起到了推力作用，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维系千百年来社会伦理体系稳固的重要支点，但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将人的自由、理性的发展束缚在社会关系网中。中国传统家庭奉行的是儒家道德伦理，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封建制度的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父权制度。这种制度让传统体系下的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有着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显性的父子关系，对社会发展而言又有着较大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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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剖析派作家选择下的“父子关系”·················19
（一）茅盾----文学艺术主张转变下的“父子关系”·················19
（二）吴组缃----乡土风情文学表达的内在要求···················22
四、社会剖析派小说中“父子关系”的价值与局限···············30
（一）文学史链条上的发展与延续·······················30
（二）无法摆脱的说教意味 ······················31

四、社会剖析派小说中“父子关系”的价值与局限

（一）文学史链条上的发展与延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文学在对“父与子”这一创作主题上进行了发展和延续，30 年代的文学创作迎合了时发表展的需求,“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不再只是从婚恋自主与个性解放的较狭小角度去看待社会生活中的父子冲突，而是将父子冲突放到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去表现。父子间的血缘情感关系于是被淡化了，父子间的阶级界限被突出出来。父亲不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儿子也不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儿子。父亲形象的塑造因此呈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化特征。”①社会剖析派在力图全景观展现三十年代的社会内容中，在这样的文学创作价值取向中，他们将五四以来的专制“父亲”形象塑造推进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中，将“父子关系”赋予新的社会内容表现力。正是在这种充满无产阶级思想的文学表现力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可以说开始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色彩，在小说中的“父”是在一个阶级的“圆圈”内，在这其中的“子”尝试走出这个圈子或已经走出这个圈子，但是最终都抵挡不了社会中的多种压力，重回历史的原点，因此，三十年代的文学倾向于阶级性的社会内容的表现，在表现“父子关系”这个文学主题时，“父”性隐藏在阶级性的故事情节的叙述中，也就形成了三十年代文学中“父子关系”中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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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历时的角度上看，中国的“父子关系”得到了时间的见证，从“孝”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父子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处在正统的地位，以“孝”为中心的“父子关系”维系家庭秩序，延伸至社会伦理生活的方方面面，浸透着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精神面貌。当中国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时，中国社会在“开眼望世界”的历史背景中，在多元化的思想间的碰撞中赋予了“父子关系”新的时代内容，历经接近一个世纪的思想碰撞在 20 世纪初得以爆发，“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正是在这场文化的启蒙中，将“父子关系”上升到揭露国民劣根性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封建父权下被摧残的文学表现内容上。可以说在中国积蓄两千年的“父子关系”处在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象征着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残骸，因此成为文学批评首选的目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具有新的表现的内容——广阔的时代社会内容，而社会剖析派是在这一文学主旨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社会剖析派作家在力图全景观展现社会历史风貌时，“父子关系”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这些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表现“父子关系”的小说作品。然而社会剖析派作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倾向于全景观的展现社会内容，通常截取一段社会生活内容作为其文学表现的载体，其中有许多关于“父子关系”的文学表现，成为迅速了解社会历史内容的催化剂，同时辅助作家们的“社会解剖”，对其中的“父子关系”的社会病理的剖析，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反映出在那个历史时期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