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语言知识革新与文学雅俗观的形成

引子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往往将其纳入当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格局中进行阐发，着重论述的是它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这一论题背后的理论基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坐标性位置却未能作进一步的探究。在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何以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挑战?它同既有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这种分歧除却现实思想根源之外，是否另有更为深刻的缘由晚清至“五四”，一向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这两个历史时段间的复杂纠葛亦备受文学史家瞩目，诸多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论述都是以此作为思考的背景从而产生问题意识的。
“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也将晚清文学作为了立论的切入点，然而与之前的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在这里晚清文学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性意味，被推向了与“五四”新文学相对峙的立场，而且这种对峙关系也己经超出了既有研究范式的阐释范畴。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的开篇，王德威即断言，“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近年已屡屡被提出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尤其引起众多思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是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所谓“重新定位”，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在他看来，内涵繁复的晚清文学绝不应仅仅被视作现代文学的序曲、前奏，较之“五四”文学，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其实更富于现代意味，并进而推论，是“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将晚清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进行论述并不鲜见，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中，研究者们就已经把晚清文学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置于同一文学谱系中，认为从晚清起“与古代中国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开始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地位，从表现手法到体裁、语言，变革的要求和实际的挑战都同时出现了。”然而稍作辨析我们就会发现，虽同样是从晚清谈起，对晚清文学的价值也都予以积极肯定，但二者之间还是存有既微妙又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被概括为“两种晚清文学”之间的区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所言及的晚清文学意指戊戌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态，这种以“新小说”为代表的新式文学肇始于严复、梁启超、林纤等新派人士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广泛引介。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走向世界”的文学，与“五四”所标举的启蒙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和“五四”文学一起完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王德威则直言，他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产生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文学样式，不仅与启蒙知识分子无关，反而在文学史上一直遭受到“五四”以来启蒙现代性的压抑，被排斥在现代文学的概念范畴之外。从以上的简略对比可以看出，对“两种晚清文学”各自所做出的不同认同，实际上彰显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态度的本质差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的标志性意义不容置疑，它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则尤为显著。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上述关于晚清文学的两种不同选择、阐释便不能仅仅局限在晚清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去理解，这其实是“晚清现代性”与“五四启蒙”这两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对峙与抗衡。我们知道，文学史观的意义体现于它对文学所作出的独特理解和阐释，而这种独特的理解和阐释首先是建立在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遴选之上的。换言之，每一种文学史观的产生都意味着一条特定文学史边界的形成，这一边界昭示出一种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并以强制性的力量将与这种评判标准相背离的文学形态排除出去，从而构筑起了封闭性的文学秩序。
众所周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代表的是80年代以“追求现代化”为学术取向的研究理念。作为一种启蒙文学史观，它最突出的特征就表现在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以现代传统这一对范畴为基点来构建现代文学史的逻辑框架，“两种晚清文学”的分野似乎即证实了这一点。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作一回顾便可以发现，在20世纪文学史上启蒙文学史观虽几经曲折却始终植根于现代文学之中，是“现代”一词支撑起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并赋予了现代中国文学以独特的意义内涵。同时，也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建构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排斥性的，即通过现代砖统、新旧的二元对立，而将大量文学实践排斥出去。”

第二章启蒙的媒介形式与启蒙者语言雅俗观念的调整···············30
第一节白话报刊—“不分等级的论述空间”·············36
第二节雅俗的交流与渗透—以《杭州白话报》为中心的考察···········52
第三章革命风潮:雅俗逆转的推动力量《中国白话报》与“边缘知识分子”的语言认同···················67
第一节“新名词”与新型话语方式的出现第四章由俗入雅:两种“雅化”的态度和路径···························89
第二节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伦理觉悟引致的语言觉醒········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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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围绕着现代白话文而产生的种种文学论争、文学现象作一回顾，我们即可体味到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首先对白话文提出责难的是学衡派。其实学衡派的骨干成员梅光迪，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开始思考语言变革问题之时，就是一个白话文的坚决的反对派。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自己当年发起“文学革命”的起因乃是“逼上梁山”，是反对派反作用力的结果，在其中梅光迪就起到了不小的“催逼”的作用。及至20年代，梅光迪、吴亦这些学衡派成员对现代白话文以至现代“新文学”仍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特别强调“文学语言”与‘旧常语言”的区别，同时又认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切不可由人为的外力来做生硬的变革，吴必就曾指出，“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在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论争中，瞿秋白等人对“五四”白话文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认为其浓厚的欧化色彩已构成了对于大众的文化压迫，他们由此提出要用最浅近的与新型阶级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语言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瞿秋白解释说，“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做‘俗语文学革命运动’”。在这里，一种新型的雅俗对峙的格局已初露端倪。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掀起了一场全民进行歌谣创作的热潮，其指归就在于试图以此来弥补现代白话诗的缺陷与不足。不过，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却“把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困惑点突然推到了极限气而这个基本的困惑点即是“雅与俗的关系”问题。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郑敏等人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指斥之词又使得“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现代白话文体的历史地位问题成为了一个热门论题，而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的介入则将这一论题的外延更加泛化了，其所蕴含的意蕴也就变得更加的繁复。在这种情势下，细致探察现代文学雅俗观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切入口来深入剖析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即成为了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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