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唐演义》与《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成书关系
(一) 《隋炀帝艳史》的作者和成书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故事中,因为书名香艳惹人注目,也被初识者误解为淫秽之作,其实这本著作在隋唐系列中是不可或缺,更被学者郑振铎称赞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隋炀帝艳史》虽名为艳史,却是一部隐喻讽谏之作,有着浓厚的感时伤世色彩,它更多的是借“艳史”之名让读者一览知酒色丧身,土木亡国的道理。
目前有关齐东野人的文献资料甚少,齐东野人具体是谁也难以考证。《隋炀帝艳史》总共八卷四十回,目前最早出现的版本是明崇祯四年(1631)人瑞堂刊本和清末民初诸石印本,均题为“齐东野人”编写、“不经先生”批评。鲁迅认为“齐东野人”是著名戏曲家冯梦龙,没有说明依据;于盛庭的《关于隋炀帝艳史的作者》一文中曾大胆推测袁于令就是齐东野人,他认为柳存仁在英国博物院见过一本嘉庆乙丑(1085)年重镌的小型本《绣像隋唐演义》,在正文第一回下面的题署是“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吴鹤市散人鹤樵子参订”,“剑啸阁”是袁于令的室名,他有一部戏剧作品名为《剑啸阁传奇》,而同时《隋史遗文》的作者就是袁于令,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上也有重合之处,正如“鹤市散人”和“鹤樵子”是同一个人一样,“齐东野人”很可能就是“剑啸阁”。
孟子把君子与齐东野人相对,对传说的否定态度相当明显。有人从字面上理解认为齐东野人是指齐国以东未开化的人,但王恩田在《“齐东野人”正解》一文中指出“东”不是指方向,而是农作,“野人”指的是野居之人,野对国而言,城内曰国,郊外曰野,“齐”就是作为“东野人”的地域限定词,这里的意思是指在郊外从事农作之人,这是比较准确的认识。孟子的话表明了自己对社会危机的认识是清醒的,社会并非像齐东野人说的那样岌岌可危。
(二) 《隋史遗文》的作者和成书
袁于令(1592-1674),江苏吴县人。字韫玉,又字令昭,号凫公,晚年号箨庵,又号幔亭仙史、吉衣主人、砚斋主人等等,有室名“剑啸阁”。袁于令著有长篇小说《隋史遗文》,戏曲《西楼记》《金锁记》《珍珠衫》《双莺传》等十几部。《隋史遗文》就目前所获资料可知,刊行过的第一个版本为《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名山聚藏版本”。
袁于令出生正值明朝内忧外患时期。云南的杨文龙叛乱,多年没有平息,已成大患,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悖拜发动叛乱,同年5月,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率军队入侵朝鲜。为了应付内外忧患,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力,为补给军需对人民横征暴敛,民怨纷起,暴乱频生。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最后因为触犯大地主的利益,一条鞭法政策不但没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以失败告终。万历十五年,徐鸿儒在山东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最后被镇压,但国家不堪战乱、命运堪忧。魏忠贤宦官专政使得朝廷内部混乱,东林党争以周顺昌为首的五君子被杀而失败,崇祯继位难以挽回大局,最终被1629年起义的李自成用十几年的时间攻下北京城,崇祯自缢,明朝亡国。袁于令诞生于一个王朝的末路时期,这也是造成他一生动荡的客观原因。在清朝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袁于令,作为跨朝代的文人,不得不面对改朝换代所带来的何去何从的选择,是坚守故国不仕新朝还是屈从现实生存。历史上对袁于令的为人评价褒贬不一,争妓和降清是他的两大污点。《西楼记》的故事来源正是袁于令和沈同和“争妓”故事的演变。蒋瑞藻在《小说考证》卷六引用《书隐丛说》记载如下:
袁于令因风流韵事被褫夺衣衿,失去了科举考试的资格,这种品格上的污点影响到袁于令的仕途,在明朝时期没有谋得一官半职。1644 年袁于令在北京经历李自成的大屠杀,幸存下来的袁于令与龚鼎孳、金之俊、曹溶等人出仕清朝。袁于令在明朝没有官衔,仕清严格来说不算是“贰臣”,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没有为明朝殉节反而出仕做官,被清廉忠节者不耻,背负了沉重的道德负担。
第二章 题材特点与思想倾向
(一) 题材特点
《隋唐演义》是以演义为名,但实际上在题材方面它不单单是历史演义,而是打破了题材之间的畛域,将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和英雄传奇三种题材有效地融合在一起。《隋唐演义》故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帝王故事,即隋炀帝、朱贵儿故事与唐玄宗、杨贵妃故事;第二类是草莽英雄故事,即秦琼、单雄信、程咬金、尉迟敬德、罗成等成长史。第一类的故事中隋炀帝故事是来自《隋炀帝艳史》。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主要是依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乐史《杨太真外传》、陈鸿《长恨歌》等等作品而来,处于《隋唐演义》的第七十八回到第一百回,在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中褚人获强调隋炀帝转世变为杨贵妃、朱贵儿转世为唐明皇,这样就把隋炀帝爱情故事由隋朝延伸至唐朝。第二大类故事主要是来自于《隋史遗文》,并且进一步丰富除了秦琼之外的其他英雄形象,程咬金、单雄信、罗成等形象更加丰富,罗成身上增加了爱情故事。
帝王故事体现了历史演义和人情小说两种题材的融合。隋炀帝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隋炀帝艳史》中的相关故事是依据历史事实编写而成,并且成功的处理了“演史”与“演义”。隋唐系列小说早期的作品偏重实录,而《隋炀帝艳史》不一味专注于战争兴废的演义,把笔头转向描写隋炀帝的荒淫奢侈和后宫生活,正如在《凡例》中所说“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劝谏之意”,进而“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在“三记”的隋炀帝故事基础之上,进一步把简单情节扩充。创作主旨也不单单是对帝王生活的叙述,而是更深层次地借古喻今,影射当朝政治,还表达了对君王有一欲便是万民灾的深刻认知。创作思想的丰富使小说的内在审美意蕴丰厚,体现了历史演义和世情小说的双重特质。石昌渝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说过“《隋炀帝艳史》四十回虽取材于历史,但题旨和写法都不是演义历史,隋炀帝很有点像西门庆,西门庆纵欲败家,隋炀帝纵欲亡国。”《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人情小说发展的繁荣期。《金瓶梅》之后的世情小说滋生了两股异流:一种是偏重性爱描写的“艳情小说”;一种是雅化了的描写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才子佳人小说”。
(二) 思想倾向
《隋唐演义》是“缀集”成书,在分析它的主题思想时就没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那样明显,有的学者认为它“取材驳杂,思想倾向很不明显”,“把唐王朝的中衰,完全归罪于女人,这显然是歪曲历史的处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作者的思想浅薄,对历史本质缺乏认识,单纯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渲染,客观上流露出对糜烂生活的津津乐道。加上对封建正统思想、因果轮回观念的宣扬,使得这部作品成就不高”。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雷勇在《失意文人的亡国记忆——关于<隋唐演义>的思考倾向的思考》中,从《隋唐演义》与《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的不同之处进行研究,联系褚人获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认为小说的基本倾向是褒扬忠义、谴责变节,忠义的思想被大大的强化了。这一观点是新颖且中肯的,对于“缀集”成书的著作,研究它的独特之处才能更好的把握它的思想内涵。
《隋唐演义》中关于隋炀帝的故事主要是根据《隋炀帝艳史》来敷衍、生发的,在《隋唐演义》中增添了许多内容,最重要的变化是增添了不少美人和大臣殉国的故事。《隋炀帝艳史》第三十九回、四十回描写隋炀帝亡国的情节是大快人心的,除了朱贵儿骂贼,其他人都是赶紧逃命,赵王被裴虔通杀死了。而在《隋唐演义》中则出现了很多的忠义者。《隋唐演义》增加了袁宝儿的一段精彩情节,袁宝儿在面对马文举杀死了朱贵儿后看萧后求饶命时笑着对萧后说:“娘娘何苦如此,料想这班贼臣,没有忠君爱主的人在里头,肯容万岁安然让位,同娘娘及时行乐了”又对隋炀帝说:“陛下常以英雄自许,至此何堪恋恋此躯,求这般贼臣。人谁而无死,妾今日之死于万岁前面,可谓死得其所矣,妾先去了,万岁快来”。袁宝儿的这番言辞不卑不亢,对隋炀帝忠诚无比,不似一般女子。《隋唐演义》中为隋炀帝殉葬人数增加,朱贵儿和袁宝儿属于壮烈赴死的,十六院中夫人自杀、被害的有五位,其他的夫人或为隋炀帝守节,或为他护孤,失节者仅仅三人。由此更加突出萧后的贪生图乐,并且在第五十回中《设宮宴曹后辱萧后》,勇安公主嘲笑萧后淫乱不忠为“一弹三唱”,而实际上萧后又跟从了太宗,可谓“一弹四唱”;在第五十一回中萧后去突厥投奔义成公主,赵王见了她作俩揖后就往外飞走,沙夫人让他行大礼,赵王却说她是失节之人,看在沙夫人面上才给她行礼。其实史家对萧后的评价并非像褚人获这样极力批判的,在《隋书》中这样写道:“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
第三章 人物形象塑造..............32
(一) 帝王形象有所突破.........32
(二) 女性形象塑造的新变化.............35
(三) 英雄形象群体.............39
第四章 叙事特色................46
(一) 叙事者和叙事角度...................46
(二) 叙事结构.................50
(三) 其他叙事特点..................55
结语................60
第四章 叙事特色
历史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产生较早的类型,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隋唐演义》的叙事者保留了说书人叙事和史官叙事的传统,在叙事角度上采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叙事结构采用两世姻缘的整体性结构框架。
(一) 叙事者和叙事角度
《隋唐演义》与《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在叙事者和叙事角度方面体现了众多的一致性,因此本节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1. 叙事者
比如在三本小说中都随处可见“篇首诗”、“词”、“却说”、“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引起故事或结束故事的字眼;还有“正是”、“但见”、“有诗为证”等用来表明态度或者渲染气氛的引领词语。这类词语正是宋元话本所形成的程式化套语,这在明清小说中也是常见的。《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和《隋唐演义》几乎在每一回中都是用“却说”或“话说“开头,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束。除了这种程式化套语的应用之外,叙述者有时也以说书人的身份跳出文本为读者进行某些情节的解读。比如;六十三回中说道:“看官们,你道那店中大汉是谁?”第一百回中叙述马上就要结束时,说道:“看官不厌絮烦,容续刊呈教。” “看官们”这一词语的出现就活脱脱是说书人的口吻。还有就是以说书人的方式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评价和议论。
结语
自唐代至明清,隋唐故事经过历代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艺术加工创作,版本众多,内容逐渐扩充丰满,成为通俗文学中重要的题材内容,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隋唐英雄故事之所以广泛流传和多次被后世文人进行加工创作,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英雄的崇拜和对现实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之情。英雄人物的身上寄予了下层人民的理想,因此《隋唐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就成为了体现社会底层民众集体意识的载体,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难得的佳作。
《隋唐演义》作为隋唐故事的集大成式的优秀作品,它是在《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二者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隋唐演义》在题材结构方面打破了题材之间的畛域,将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和英雄传奇三种类型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思想上褒扬忠义、谴责变节。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从众多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到小说中的各类角色,都渗透着褚人获的思想评价。如对隋炀帝形象的重新评价,用两世姻缘的线索有力地减弱了对隋炀帝的恶评,用他的转世加深了他的痴情,这就很容易使读者对隋炀帝的印象由荒淫无耻转移到了他的用情至深。同时,更着重刻画了秦叔宝、程咬金为代表的反隋英雄形象,突出他们的忠孝节义、仁智勇信。在叙事模式上,文人叙事与话本叙事相互结合,叙事结构以两世姻缘为主结构,并结合时间线索和因果线索,使得主结构中有小结构,杂而不乱,合理有序。故而《隋唐演义》在吸收和借鉴《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独特之处,成为了诸多以隋唐英雄历史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翘楚。
参考文献(略)
比较视野下的《隋唐演义》研究——以《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为比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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