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法思想的统一体——《三国志通俗演义》里诸葛孔明的形象分析

第一章 内圣外王的君子之儒

诸葛亮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最初隐居隆中，择主而事，出山之后以恢复汉家正统地位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先后辅助两代君主，创建蜀汉政权，六出祁山，兴兵伐魏，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五丈原军中。诸葛亮的一生忠实地实践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同时，罗贯中作为明代儒生的代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中融入了浓厚的儒家正统倾向，诸葛亮作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核心人物，罗贯中力图把其塑造成为儒家形象的标榜，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这个君子之儒的诸葛亮。

第一节 入世思想和“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诸葛亮隐居隆中之时，“每常自比管仲、乐毅”①。管仲是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著名政治家，乐毅是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并率领燕、赵、韩、楚、魏等五国的联军攻打齐国，连下 70 余座城池，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诸葛亮将这二人作为终生效仿的楷模，说明他是渴望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亦可见他并非甘心做一辈子隐士，隐居只是一种为了读书“修身”，“以待天时”的权宜之举。“修身”这一看似于功业无所用心的行为或者态度，其实带有明显的儒教色彩。历代儒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修身”定位为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生起点，这一点毋庸置疑。其中最典型的当是《论语》中的论述，俗语有云：“一部《论语》，半部论‘修身’”，并非夸大之辞。《荀子·修身篇》同样有言：“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②唐人元稹在《授杜元颖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学士制》一诗中也提到：“慎独以修身，推诚以事朕。”似此都足以证明“修身”二字极为鲜明的儒学色彩。诸葛亮躬耕南阳，虽不治“迂腐之学”，但其所为无疑同样是“儒学”传统的体现，从一定程度上讲，“卧龙”虽为“道号”，但这一体现其心性的称号也正昭示了其真实的心理状态。这一隐居修身的过程正是其“以待天时”的先决条件。
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诸葛亮要想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选择一个理想的君主。君主能够充分信任自己，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是一个重要条件。其时各路诸侯也都在争相网罗人才，正如周瑜对鲁肃所说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诸葛亮最终选择了刘备，不仅是因为刘备的屈尊三顾，还因为两人在政治理想上是一致的。诸葛亮以管仲为偶像，孔子也非常推崇管仲的政治主张和功绩。《论语·宪问》中记载，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诸葛亮毕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与管仲九合诸侯、尊王攘夷是相似的。
假如曹操和孙权也三顾孔明于草庐之中，诸葛亮会出山相助吗?当然不会，因为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曹操久怀篡逆之心，诸葛亮自然不会选择曹操；孙权的政治抱负则是割据江东，“南面称孤"。《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云：
张子布荐诸葛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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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者师”形象
所谓“王者师”是指封建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君主的臣子，又是君主的导师——当然，更强调的是后一方面。《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在这一方面刻意倾注了大量笔墨②。
关于“王者师”的论述由来已久，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即有一段这样的记述：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③
这就是经典故事“张良纳履”的最后结局。因为谦恭，张良得到了黄石公的真传，也因此成就了一番功业。这个故事当中掺杂了诸多神话色彩，虽其真实性尚存疑虑，但其中夹杂的思考却是属于传统儒学的范畴，“王者师”即是证据之一，最终张良也的确成为了一代“王者师”。司马迁同样借用孔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①的感慨为张良进行了最终判定，对这位著名的“王者师”褒奖有加。似此表述皆说明了“王者师”传统的存在，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同样有着大量的叙述，诸如“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周郎”②等等都是雷同的表达，诸葛亮正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通过夸大诸葛亮功绩、贬抑刘备能力、夸张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等手段成功实现了诸葛亮“王者师”形象的塑造。
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有在后主时代，才称得上是一位“王者师”，刘备在世时，他仅仅只是一个杰出的谋士而已。刘备在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让三个儿子“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此后，后主刘禅尊称诸葛亮为相父，“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诸葛亮此时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王者师”。小说为了突出诸葛亮“王者师”的形象，移花接木地把许多本不属于他的功绩全算在了他的身上。诸葛亮出山后就成为刘备集团的军师，刘备把军政大事都交给了诸葛亮，对其言听计从，欣然有“吾之得孔明，如鱼之得水也”③的感慨。在第三十九回“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诸葛亮对刘备说：“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刘备便毫不迟疑地把剑和印交付与诸葛亮，并听从诸葛亮调遣。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一出山就成为刘备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师。《三国志》中《魏书·李典传》、《蜀书·先主传》中都记载博望坡之战是由刘备指挥的，与诸葛亮无关。除此之外，小说还通过矮化刘备来显示诸葛亮的才能，当诸葛亮来到刘备身边以后，刘备变得全然没有主见，凡事都是按照诸葛亮说的做，在诸葛亮面前，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学生，事事追问诸葛亮“此是何意？”“如之奈何?”，诸葛亮再一一解答。只要不听诸葛亮的话，刘备就必然打败仗。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经常采用的比衬手法，毛氏父子在本书第四十五回的回评中曾用一定的篇幅论证过这一艺术手法：
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④
由此可见，贬抑刘备是为了进一步凸显了诸葛亮的高妙，以将其“王者师”的形象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这是出于艺术上塑造人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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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家和道教思想的神秘外衣

历史上的诸葛亮，道家的思想成分非常少。从《三国志》中所记载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以及刘备三顾茅庐的事，可以知道诸葛亮曾经是一个隐士，从他的治学、为官等也可以看到一些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的道家思想却有较多体现，并且他的许多活动还被披上了道教的神秘外衣，在许多场合，诸葛亮是以道士的形象出现的。道家思想在诸葛亮的形象塑造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儒道互补的隐逸方式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①这首歌唱出了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的心态。诸葛亮的隐居不是一种单纯的处世行为，而是儒道互补的隐逸方式。
出世的“隐”与入世的“仕”是相对的。儒家虽主张入世，但其中也有“隐”的成分。《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②《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③儒者有时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在不得已时也会选择隐居，这就是“儒隐”。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隐”则主张身心俱隐，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内心完全超脱于现实之外。但无论“儒隐”还是“道隐”，都需要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在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东汉末年，想找一块安静的地方隐居，却几乎是一种奢望。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找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隐逸方式。他隐居在并不偏僻的襄阳隆中，这里不但离战争频繁的中原较远，而且交通便利、信息畅达，他能时刻关注着天下大势，寻觅着能实现自己抱负的君主。这正是儒隐待时的具体体现。诸葛亮“隐居以求其志”，在躬耕于陇亩之时“每自比管仲、乐毅”，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他最终选择了辅佐势力弱小但以“仁义著于四海”的刘备，也体现了有道则仕的儒隐观念。
另一方面，诸葛亮在隐居时也追求着超脱世俗，淡泊功名利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中，刘备二访诸葛亮不遇，诸葛均对其兄的闲游作了这样的描述：“或架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
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①此时的诸葛亮真可谓一派仙风道骨。当诸葛亮得知徐庶把自己举荐给刘备时，生气地说：“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这与《庄子·秋水》中庄子以楚国神龟不愿死而留骨于庙堂之上，宁愿曳尾于涂中的比喻如出一辙，体现了诸葛亮内心向往闲逸、“懒于应事”的一面。
当诸葛亮即将出山时，曾嘱咐其弟：“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②寥寥数语，便将诸葛亮那种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的人生境界展现了出来。如国诸葛亮真的辅佐刘备统一了天下，笔者相信，他一定会功成身退、再隐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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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
《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第二次到卧龙冈，“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毛宗岗批到：“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这幅对联道出了诸葛亮的处世态度。“淡泊以明志”体现了诸葛亮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统一。“淡泊”之意起源于《老子》第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③《淮南子·主术训》出现对淡泊宁静的论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诸葛亮将“明德”改为“明志”，成为其修身的准则。所谓“淡泊”就是把名利看淡，不刻意去追求；所谓“明志”就是明确自己的志向，然后用“宁静”的心态去实现志向。“淡泊”“宁静”是道家关于人生修养的一种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诸葛亮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对它进行改造，剔除了道家思想中无为消极的成分，“明”的是儒家积极进取之“志”，这是一种最高尚、最完美的人生境界。这两句话是诸葛亮一生的行动指南，他务实、不图虚名，不追求享乐，生活俭朴、为官廉洁奉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百四回，诸葛亮在给后主的信中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白有余饶。至于臣之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①这段话堪称最感人的廉政报告，是诸葛亮一生清廉的真实写照。诸葛亮始终以淡泊宁静的思想教育子女，并影响了蜀国的其他官员，费祎、姜维、邓芝等都继承了他清正廉洁的风范。蜀国的吏治是三国中最好的，这在封建时代的所有王朝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淡泊宁静”是一种人生态度，同样也是人生理想的一种表征，余英时先生在论及汉晋文人之自觉自省时如此言道：
中国知识分子自有其特殊的性格，但是这种特殊性基本上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若仅以形态而论，则中西知识分子也未尝没有大体相同之处……但中国古代的“士”又多以“道”自任……②
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来讲，“道”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话题，我们至今对于“士”坚守的“道”也没有拿出一个相对权威的解读。但有一点余英时先生表达的相对明确：
中国古代积极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但是以现实的势力而言，知识分子和各国君主是绝对无从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们除了需要知识分子的记述服务外，同时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的支持。建筑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可能有号召力；政权多少要具备某些合法性。①
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品行和才智正是“争霸者”刘备所需要的，也正能说明出政权统治者不负士子之心且竭尽全力广收士子之心的原因，当然这不是笔者要考察的重点之所在。笔者关注的是“人间的性格”，诸葛亮所谓由淡泊到入世再到淡泊，实际上也是其坚守自己的“道”，即“人间的性格”的一种现实表现。入世前的淡泊是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性格的体现，而功成名就之后的“淡泊”或许可以看做是自己“人间的性格”及社会理想实现之后的欣慰归隐，这亦与汉晋时期士人意识的自觉有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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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家思想的成功实践...............................................25
第一节 “赏罚必信”的治军理念 .................................. 25
第二节 恩威并用的治蜀政策 ........................................... 27
第四章 外儒内法制度下的政治家...........................................30

第五章 儒道互补形象的形成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并不是靠罗贯中一人之力创造出来的，而是罗贯中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根据历代史籍、话本、戏剧、诗文的记载，综合加工而成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①鲁迅先生的论断实为中的之言。从正史中以法家思想为主的诸葛亮，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儒、道、法思想统一的诸葛亮的演变，经历了一千多年不断地丰富加工，从中也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思想在封建时代相互斗争、融合的过程。历史上的诸葛亮虽然多以法家思想立身行事，但是他的许多事迹却也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致使后世儒者把诸葛亮一代贤相的地位不断加以强化，他身上的儒家色彩也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在有关诸葛亮的文艺作品中，经过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艺术加工，使诸葛亮身上又增添了不少道家色彩。

第一节 “儒道互补”现象的影响
从儒家和道家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儒道逐渐走向互补统一的宋明时期，“儒道互补”现象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时多以儒家为指导，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在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超然通达，洁身自好，静观待时。“儒道互补”成为封建士人最普遍的人生态度。“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使他们刚柔相济，能伸能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不至于在困境面前变得极端和偏执。这种文化心理在诸葛亮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古代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诸葛亮情结”，把诸葛亮的一生，当成一种完美的、理想的人生模式。诸葛亮隐居南阳，受到刘备屈尊三顾的佳话，影响着那些欲走终南捷径、由隐入仕的士人，给十年寒窗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带来了心理安慰。诸葛亮羽扇纶巾、谈笑退敌的潇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都是封建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人生境界。诸葛亮的人生模式，既能实现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又保护了读书人脆弱、敏感的自尊心，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历代文人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直至罗贯中无不怀有这种心理，他们赞扬、缅怀诸葛亮，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诸葛亮的形象上。所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统一的诸葛亮形象是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现象中形成的。

第二节 道士化的军师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祭风卜易，相人禳星等充满道教色彩的描写，完全是作者的虚构。《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就有很多文学作品中加入了神化诸葛亮的描写。晋代李兴在《诸葛丞相故宅碣表》中写道：“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宋代苏轼在《诸葛武侯画像赞》则云：“密如鬼神，急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到了《三国志平话》中竟然出现了“诸葛亮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其志”这样的描写。通俗文学话本和戏曲中为了显示诸葛亮的智慧，更使诸葛亮形象变成了半人半神，可见民间艺人对于智慧的理解和士大夫是不太一样的。诸葛亮形象的道士化，乃亦可说其神魔化，是一个长期流变的过程，元代以来, 戏曲、平话中的诸葛亮, 都以道士形象出现, 影响至今。历史人物诸葛亮, 治国主张、修身养性理论、选读的书籍, 乃至其出生地, 都可以看出其所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处处都是其“道士化”“神魔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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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当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对人们产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生活上俱是如此。上至达官贵胄，下至市井小民，几乎辐射到了明清时代的各个阶层，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其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关键之所在。上层统治阶级意识的折光和下层民间思考的杂糅，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全方位感人的力量。这与其累积成书的过程具有巨大的联系，正因为经过了多人的加工和丰富，才使得最终写定者拥有了大量可供选择和演绎的素材。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人物形象塑造的不断丰满和完善，《三国志通俗演义》当中的重点人物之所以能够形象鲜明和性格突出，与常年累月的成书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在光环下发展变化。在《三国志》当中，历史人物诸葛亮以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出现，但重点强调其在政治上的作为，军事作为被列为附庸，并不十分突出。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演义”的作用夸大了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才能，乃至于出现了他人军事作为强加在孔明身上的现象。这是民间文学的特性导致的，在《清平山堂话本》曾出现柳永赋诗“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现象，诸葛亮军事作为的强化与此相同。问题在于，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诸葛亮形象的变化，并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不断的发生着杂糅和变化，于是出现了儒、道、法一体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所有的变化和杂糅都指向了一点——逐步使诸葛亮的形象伟化起来，神化起来。在影响民间大众的同时，也如何了士子文人的精神旨归。
同理，至《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作者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少了一点史实，掺杂了相当篇幅的神化描写，并且不乏大胆的想象和夸张，这是超越史实的一种艺术性创造，在其所处的时代契合了文人们的思想追求，也迎合了民间的欣赏趣味，这种看似大胆的归纳总结和再创造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罗贯中对于诸葛亮的神化的初衷仍旧是为了凸显其卓越的才能，夹杂在诸葛亮身上固有的精神和气质并未因为这种相对过度的神化描写而黯然失色，恰恰相反，这种糅合儒、道、法的艺术构思反而使得诸葛亮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传奇色彩，以至于令其成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时至今日，大众百姓对诸葛亮的认识，往往根植于罗贯中笔下的这位神奇军师，在文化艺术上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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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