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传统的浸润及其反思——王蒙小说的文化学解读

第一章 “外王”情结的执著

王蒙及其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担当，都有一种深刻的“儒士”的“外王”情结。从王蒙本人文化心理来看，他一直对社会有着深入的关怀和积极的参与，年少时便参与革命的他有着浓厚的“少共”情怀；从王蒙创作来看，其小说作品在文化意蕴上也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外王”情结的坚守与执著：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在政治上即使遭受挫折也不改初心。他们的人生实践就反映了儒家积极入世的倾向。从文化行为来说，儒学是一种既注重道德修养，又重视政治实践的实用哲学，其有一种积极的机制，即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历代大部分儒生都有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在社会上展露锋芒的欲求，这与宗教性的出世倾向是根本不同的，也必然地对王蒙及其创作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 逆境中自强不息，以“立功”安身
“少共”情结体现了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即一旦确认了某种目标和事业就不曾移易或磨灭根植于心的信仰，不管遇到怎样的磨难都坚贞不屈、自强不息。而这一思想路径其实包含着传统的影子，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颜之乐”是儒家乐观之境的典型写照。儒家的乐观强调的是一种君子的快乐境界，它是以“积极进取”、“入世”为特征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客观遭遇，而“回也不改其乐”，这是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活法。学者赵玉敏说：“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诗的光辉。这种诗性的光辉在很大程度上由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点亮。孔子‘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其人生境遇可谓艰辛之至。但孔子的生活却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失意而显得灰暗沉重、枯燥乏味，反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执著而又洒脱、简单而又通达的快乐。孔子这种基于道德自足的人生之乐，使孔子的人生本身呈现出一种浓郁的诗性内涵和审美趣味。”赵玉敏这一见解很好地阐释了儒家对现实缺陷的一种精神超越，这也是王蒙及其小说超越困厄的思维方法。
王蒙也同样乐观旷达，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力求精进。他与岁月负隅顽抗，与沉重的肉身相较量，坚信生活的美好是他心灵的主旋律。一生的起伏跌宕并没有打垮王蒙对文学的痴心和对生活的达观，反而让他在挫折的磨炼与丰富下与生活达成和解。当过右派又当过国家文化部长的他曾经历人生的跌宕沉浮，饱尝黄杨厄闰之苦，但仍始终积极入世、旷达洒脱。王蒙在2003年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过：“我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困难的选择，经历过也许至今仍然有的个各种误解、误读、攻击、责备，但我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充实而且多有趣味直至潇洒利落的精神状态”。他也曾说：“‘文革’当中我在新疆农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与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我的前途十分渺茫，然而我仍然努力生活得快乐和有意义。

（二） 积极乐观改造生活，近于殉“道”的执著
王蒙从少年时代便参与了由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革命战争，这也对他独特、丰赡的思想起到了强烈的激发和熔铸作用。“少共精神”是根植于王蒙创作森林深处的精神根基，它的作品以此为支点，继而枝蔓繁茂。但枝蔓繁茂中却同样暗合着儒学之“道”。
王蒙在19岁时发表了处女作《青春万岁》并一举成名，他的六十年写作生涯也从此旖旎铺展而来。这部小说温暖、豁朗地抒写了青春的激情与欢乐，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生活，积极的思想和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种积极乐观大可被认作是青春时代特有的精神品质，是中学生身上特有的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轻松、明澈的心境。但不可否认的是，王蒙思想中积极入世、锐意进取的底色在小说中也可见一斑。那是对生活中永不消逝的光明的肯定，对美好与理想永不放弃的追求。
《青春万岁》充满着“少共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内在倾向，作者用如痴如醉的抒情诗一般的笔触去歌颂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中生们的青春生活，她们目睹或经历过新旧历史时期的转折和交替，大都对未来充满乌托邦似的憧憬。在八十年代一批“反思”、“寻根”、“改革”、“先锋”的浪潮下，在文学的遍地“伤痕”下，《青春万岁》无疑是一道迥异又亮丽的独特风景线。王蒙写出了共和国第一代青年的独特青春，记录了当时革命凯歌进行中年轻人热衷于新社会、新生活和全面学习苏联等等的一些情况。王蒙的这份青春记录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和青年学价值。小说的基调是明朗、欢欣，充满热情与光明的，它始终笼罩在一种朝气蓬勃的乐观氛围之中，类似积极、阳光的词汇在其中也随处可见。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小说中对于自然景物及人物性格的描写都是明快、优美的，读来似温煦之风拂遍心灵。例如：“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

第二章 “内圣”的境界与情怀

如果说“外王”情结是王蒙及其小说的最突出的一种文化诉求，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其文化心态的特殊性，那么“内圣”则是王蒙小说中另一种体现较多的儒家文化要素，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道德境界。
儒学作为一种道德本位型的人文哲学，一方面要经世致用，追求外在的事功，另一方面也追求道德本身的自我修炼，二者相辅相成。“内圣”的过程根植于“立德”，它强调的内容相当于《大学》中所说的“明德”，有了“内圣”的修为和基础才能做“外王”的事业。“内圣”与儒学中“仁”的内涵异曲同工，它主要侧重于对内寻求心性的修养，旨在使个体修身以立德。王蒙小说中体现了“内圣”情怀的诸多内容，例如坚贞不渝的忠诚意识，宽仁大度的恕道，“克己”的自律意识和孝道等。

（一） 赤子式的忠诚
“作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满怀革命激情，他是革命集体中的一份子，兼有诗人和干部双重身份，他对革命理想的执著，对党的忠诚，决定了他今后命运的基本轨迹。”王蒙的诸多小说也都明显地体现了坚贞不移的忠诚精神，塑造了一个个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的革命者形象。尽管这些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革命经历使得他们身上有一些共通性的特点。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从文化发展史来说，“忠”是一个特殊的道德诉求。《说文解字》中对“忠”的定义是：“忠，敬也，尽心曰忠。”《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篇中，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所传习的忠恕之道。朱熹《论语集注》释“忠恕”云：“尽已之谓忠，推已之谓恕。”其引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其实，“尽已”与“推已”并无实质的差别。“尽已之谓忠”，而“忠”实亦是“推其（已）所欲以及于人”；“推已之谓恕”，而“恕”之“推已”实亦是“尽已”之意。可见“忠恕”之道意在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它是儒家推崇的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主张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忠”在孔子的观念里最初是被用来处理臣民与国家关系的道德，例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后来“忠”的意义也要有所宽泛，指尽己之力为人谋事，忠于职守。在孔孟那里，“忠”隶属于“仁”，也是诚实、宽厚的表现，它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忠”是儒学人格精神的核心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千百年不易的信仰，这一点在王蒙及其小说中积淀甚深。
《布礼》中的钟亦成就是绝对忠诚与坚韧的革命者形象。他蹒跚跋涉过历史的沼泽，九死未悔。钟亦成渗透了王蒙自身的阅历与经验， 像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多少带有点王蒙自叙传的味道。王蒙本身就曾是赤诚的革命青年，也戴过“右派”的荆冠。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运动曾使他深陷逆境十几年并被迫搁笔。而小说主人公钟亦成也是一位对党忠贞的少年革命工作者，他有着浓厚的忠诚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入世精神。但他因为自己写的一首小诗而被误会，受到莫须有的错误批判及迫害，故而失去了一切官职、地位和原先养尊处优的环境。在种种厄运中，他对党非但没有产生丝毫怨尤，反而一如既往地充满无比忠诚的信仰，坚执一种信念，九死未悔。他用对共产主义信念的绝对忠诚来驳斥那个七十年代末徘徊在中国的颓废虚无、陷入信仰危机的“灰色的影子”。这是王蒙的“少共情结”，是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改的忠心，是对历史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忠诚信念。

（二） 宽容的恕道
除了“忠”之外，王蒙小说还大量涉及到了“恕”。宽容也是恕道的题中要义。其实，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包容、宽容的，儒学内部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有些学者也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认为佛、道等皆有可取之处，这是反对独断的宽容精神。儒家的巨大包容性使其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使儒学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永远生生不息。孔子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于是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和而不同”是儒家的包容，是儒者的胸怀和风范。
从作者本人的角度看，王蒙具有对于文学的多元性和艺术的多样价值的宽容。他向来鼓吹宽容，反对极端。他的宽容是从自身开始的，这种宽容浸透了作者对自我人生的无数次反省，充满了个体的情感态度与感受。杂色是王蒙自身世界的主调，也是其对于一切存在的宽容与理解。它体现在王蒙的创作活动、人生态度、个人气质和文学观念上。在《中国天机》中，他提倡并示范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希望党能兼容并包，清污除垢，温和渐进地改良。他自己也曾说“我已经懂得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在思想上，王蒙在80年代初提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调了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和立场，后来又有“宽容”说。此外，王蒙对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及对他的小说《小时代》的出版、电影《小时代》的上映所产生的争议等，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曾在《锵锵三人行》节目访谈中谈到：“《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王财贵先生（新儒家大师牟宗三的弟子）于2008年在高雄崇义文教大楼开讲时说过：“儒家的心量是：凡天下有理性的学问都是我要追求的；凡人性所必须拥有的价值都是我要追求的，只不过有本有末、有内有外、有轻有重，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王蒙文艺观的宽容恰恰也表现出了这种心量。

第三章 王蒙小说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超越............34
（一） 礼教的等级制度及其痼疾..............35
（二） 妇女伦理道德的毒害................39
（三） 空谈与虚文的流弊..........39
结语.....................42

第三章 王蒙小说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超越

儒家的礼教文化自鲁迅以来一直是受到批判的文化。礼教本质上是一种落后而森严的等级制度，它确保了封建伦理统治的等级关系，并对人们的日常道德规范作了极不合理的束缚。礼教文化的弊端主要是过分角色化和等级化，这体现在封建礼教的等级制度和伦常秩序对人的束缚和戕害上。比如“守节”对妇女的摧残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等。“封建家长制”过于绝对的尊卑关系和“思想专制”的特征使得家庭成员的思想受到禁锢，“守节”、“夫为妻纲’等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条又无视女性应有的独立人格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一） 礼教的等级制度及其痼疾
倪吾诚的母亲是倪家最有威望的人物，相当于这个地主家庭的大家长。倪吾诚从小就对母亲抱有一种特殊的敬畏。倪吾诚的父亲少年时代就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但倪母却对这件事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她愚昧地认为抽大烟能够使人变得安分，至少不至于因不愿苟活而自寻死路，这样他们的家庭就能变得安定了，于是她竟殷勤地伺候丈夫吸鸦片，使得倪吾诚的父亲倪维德身体孱弱并最终惨淡死去。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倪母极力想挽救这个家族，却最终把家族推向深渊。

结语
总之，通过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对王蒙小说进行文化学解读，不难发现王蒙的小说与儒家文化内涵有很多契合之处。
从文化背景看，王蒙从小就汲取和浸润传统文化的智慧，接受传统文化清风的拂照，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丰厚的土壤。他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的革命教育，他的读书、学习和革命经历以及20多年的特殊磨练，铸造了他的坚韧性格，也开启了他宽广的胸襟和思维视野，孕育了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作为一个对社会关怀深切、介入甚深的作家，王蒙也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必然更容易和儒家文化产生文化共鸣，并得到儒学的深度浸润。
传统儒学的诸多因素不断在王蒙小说中复现，一方面提升了王蒙小说的文化深度，塑造了王蒙小说的特殊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王蒙小说中还起到了文化人格的建构功能，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少共”情怀基础上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这也是王蒙所塑造出的独特儒士风骨。应该说，王蒙也充分发掘了其小说与儒家文化结合的特点，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向上和向善的正能量，为当代文学史投去丰盈、璀璨的光亮。
总起来看，从五十年代末到现在的当代中国史中，王蒙始终是一位活跃的在场者、参与者和叙述者，他身上有儒家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和介入精神。从 1979年在中国文坛复出，再到后来担任文化部长，王蒙身上都体现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真挚情怀。这就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也都带有感时忧世、立志济世的儒家品质。少年时代的布尔什维克经历培育了他的“少共”情结，他本人和他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也较多地流露出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忠诚意识。后来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锻造了王蒙“风风雨雨志弥坚”（王蒙诗）和愈挫愈勇、乐天安命的意志品质，这也与儒文化中积极乐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优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王蒙也坚持文学写作，可以说他一直置身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集之中，虽历经磨难却积极进取，笔耕不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