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战争后出现“废墟一代”的颓丧及空虚——开高健文学研究

第一章 战后文学中的开高健

第一节 开高健的成长历程及其文学创作
一、普通家庭中出生、成长的少年
在日本，“家”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婚姻、道德和法律问题，“家”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家”既是家庭成员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日本人内在精神的核心之一。在日本的近代文学中，“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主题。其代表作家有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就连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野，也在“变节”之后创作了以“家”为主题的《村庄之家》。在“核家族”日益普及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家”已经解体，“家”不再是封建家庭的象征，而是对个体的人格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环境。开高健的外祖父开高弥作出生于现在福井县丸冈市，后只身来到大阪闯天下，经过多年的奋斗，最终得以在家乡置办农田，并在大阪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开高健的父亲入赘到其外祖父家当了上门女婿，并于 1930 年生下了开高健。开高弥作是一位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人，对语言尤其敏感。晚年时曾将报刊上出现的生僻单词搜集起来，编成词典。关于这些，开高健在自传体小说《青色的星期日》中有过详细的描述，可见其外祖父对其影响之大。开高健的父亲开高正义是一位高材生，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福井师范学校，后担任国民学校教师，直到逝世。因受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开高健从小就对语言有着比普通孩子更加敏锐的感觉。也正因为此，开高健的小说语言洗练、文词犀利、笔触细腻。可以说，其对于词汇的敏锐感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外祖父和父亲的启蒙教育。
在二战前的日本，一般的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很难有上大学的机会。多数孩子小学或中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开始工作。对于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由中学上而高中，再由高中上大学这样的精英教育无异于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开高健出生地于大阪天王寺区东平野町，是日本普通百姓聚居区。开高健的父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在当时来说，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流阶层。凭借出租位于该地的几处房产，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开高健八岁（1938 年）时，举家搬到了大阪祝吉区北田边町（现在的东住吉区驹川町），意味着其家庭开始由“普通百姓”向中流社会转变。开高健也因此得以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地区度过了小学生活。据开高健自述，这段时间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每天放学后和老师、同学一起拿着水桶去抓鱼，完全沉浸在浑身是泥的快感中。
即使去了学校，也根本听不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在茫然走神的时候，眼前呈现出的是鲤鱼和鲇鱼在眼睛和教科书之间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的情景。18
这段描述表现的是开高健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眼前游来游去的鲤鱼和鲇鱼是作者对自由生命的向往，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的憧憬，希望能够融入自然，回归自然。而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却是一个将人与自然割裂，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可以说，开高健晚年对钓鱼近乎疯狂的喜爱与儿时的这段美好时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钓鱼过程中，作者才能回归到那种童年般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避免产生意识上的分裂，保持自我的同一性。这种与自然（物）的亲密接触对于其后回归自然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儿时的经历不仅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开高健晚年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和生命救赎的最后稻草。
二、个人人生不幸和战争创伤的经历
如上所述，开高健在上中学之前，家庭的经济状况一直处于上升状态。1944年顺利地考入了大阪府立天王寺中学。但是，就在考入天王寺中学的第二个月，开高健遭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父亲因医生误诊而意外离世。从那以后，开高健一家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这对于正处在少年成长时期的开高健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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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打工和职场生涯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日本的战败和父亲的早逝迫使开高健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迫于生计，开高健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被迫一直过着边打工边上学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到其大学毕业进入北尾书店工作才结束，前后持续时间长达近十年。也就是说，开高健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辛苦的打工生涯中度过的，做过的工种也不计其数。曾经烤过面包、将中药捣碎装袋；做过搬运工、车床和轧钢见习工；卖过彩票，在黑市做过小买卖；做过市政府和电通公司的调查员，进入大学后还做过兼职家庭教师；帮浴池贴过宣传海报，做过选举宣传员。代人写过书信、做过翻译、英语教师等等。迫于生计，不停地奋斗和挣扎。只有面对“物”的收获时，其焦虑不安的心理才能得到些许缓解和慰藉。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日本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开始“物质”崇拜，显现出经济至上主义的苗头，城市的经济属性和物欲特征日益凸显。
在经济重建的浪潮中，开高健深深地感到自我理想和价值无法有效地实现，更不能感受到人文关怀，只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作为城市的边缘人，在感受到不曾有过的痛苦、彷徨和失落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客观、公正、近距离地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这些青春期的生活体验成为后来创作小说取之不竭的素材。在其早期作品中，都曾有过上述打工经历的描述。
大学毕业后，开高健先进入北尾外文书店工作，妻子牧羊子就职于一家名叫“寿屋”的公司。由于妻子的关系，“寿屋”（现在的三得利公司）的常务董事佐治敬三经常聘请开高健为公司构思广告词。也因为这个缘故，在牧羊子因长女出生而辞职的时候，开高健顺理成章地取代他的妻子进入了“寿屋”公司，从事广告宣传工作。长期的打工经历和职场生涯使得开高健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了真正的大众文化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关于企业经历对开高健产生的影响，高桥英夫在《看了，动摇了，被笑了》一文中曾做过如下评述：“在此之前，开高健作为广告词撰写人掌握了新颖的大众宣传方法。与其说他见证了所谓的大众文化、日常文化时代的开启，不如说其用自己的双手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开启”。22这段经历对开高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也使他切身体会到了个人在社会组织中工作的实质。身处大众宣传文化第一线，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大众文化时代即将到来，并察觉到了隐藏在大众文化消费中的陷阱，创作了《日本人的游乐场》等小说，对大众文化的拜物性、控制性以及抹杀个性等进行了批判。
丰富的企业经历使开高健对二战后的日本社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与第一战后派、第二战后派以及第三新人的文学创作相比，开高健的文学创作更加注重题材和内容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他所关注的对象几乎都是处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的人群，描写他们艰难的生存境况和生命的脆弱性，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自我生命的尊严，但是来自社会客观现实和作者个人的美好愿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其始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悲剧命运和世界的荒谬性。个人的美好愿望在生存压力和社会客观现实面前始终显得苍白无力。开高健还曾担任过《洋酒天国》杂志的主编和团队的领导。这些经验加深了其对组织框架结构及其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高健早期创作的《恐慌》、《巨人与玩具》、《流亡记》等小说中有关组织与个人、集体与个人的描述与其经历的企业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处女作《恐慌》中，俊介虽然极力主张坚决和鼠灾做斗争，但是他的出发点既不是出于正义，也不是出于良心。他本人既不属于单纯的正义派，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只是一位想以“最小能量取得最大的效果”的普通的务员。俊介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但其行为本身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小人物在权力斗争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和妥协。特别是《懒虫》中所描述的青年人，他们有着旺盛的青春与活力，但却拒绝把自己年青的生命融入战后重建的经济大潮之中。为此，他们不惜将自己置身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以一种孤独的漂泊和对个体感性价值的推崇、肯定，拒绝工业时代对个体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所进行的整齐划一的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和同时代的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的作品相比，开高健的作品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关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和感受。其社会意义远大于个我意义。企业生涯使开高健具有其他小说家不可能有的底层深度。他比任何作家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存困境。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深刻地揭露了现代文明遮蔽下的阴暗面，还原性地书写了被社会和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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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的特征与创作方法的突破

第一节 开高健文学特征
上一章全面梳理了开高健的成长环境、战争以及打工经历和职场生涯对其文学主题、创作风格形成的影响。本章将重点对开高健文学的特征与创作方法进行考察。加缪曾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过，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因为很难说怎样是活得最好，而所谓“多”即丰富性、广泛性和深度则成了衡量生活的一种可行性标准。笔者认为，用“多”这个标准来概括开高健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恰如其分。开高健在其短短的 58 年中，赴海外次数多达 20 余次，历访 40 余国，其人生经历之丰富，不可不谓“多”。从小说的思想内容上看，在战后文学家中，开高健的文学创作涉及的主题之深、内容之广实属罕见。可以说，开高健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从其初期作品一直贯彻到最后。从早期的《无名城市》、处女作《恐慌》，其后的历史小说《流亡记》，还有描述其在大阪郊外度过的青春期的“私小说”《蓝色的星期一》。再到后来将其早期创作手法和风格彻底颠覆的战后文学杰作《闪光的黑暗、《夏天的阴翳》等等。这些小说所涉及的文学主题之丰富，题材涉猎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日本文坛无人能及。其小说的主题既有对个人自我、孤独、异化、人性的思考，也有对集团自我的考察；既有对战前战争的批判，也有对战后和平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思考。其文学既具有存在主义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也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而在创作形式上，相对于私小说氛围较浓的日本传统战后派文学创作，开高健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开高健曾经在和山崎正和的对谈中表示：“之前曾经有过（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认为躲进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向纵深挖掘下去的那种文学已经结束，只有不断向外的外向性文学才有生存的出路”。因此，开高健选择了一条“和普通日本小说家相反的前进道路”。26从他的文学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明显“向外”的创作轨迹，那就是从各个方向尝试突破和超越传统的、以关注个人内心世界为主的“私小说”文学创作。这种超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开高健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其文学素材和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小说创作中的主人公多来自现实社会中的普通“市民”阶层。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开高健开始尝试突破日本传统私小说的狭隘性、写实性和平板性；第二，创作素材汲取范围广阔。开高健的文学创作题材不仅涉及到日本国内的现实，而且还涉及到中国、越南和欧洲等国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其关于越南战争的一系列小说，明显体现出“外”向型文学作品的特征；第三，多种表现手法的大胆地应用与尝试。其小说中既有存在主义的体现，也有新感觉派的痕迹，还有意识流创作方法的大胆应用；第四，其文学创作意识在继承了战后派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战后派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超前意识，它主要表现在作品主题的复指多义上，可以将个人的经验性世界，上升到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哲理高度；也可以产生于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对立中，从而将群体的盲从及其由此而引发的群体的恶性能量作为重新评估个体价值的出发点；还可以体现在人的社会角色的分裂上，同一主体因社会角色分工不同而产生巨大的离心力、分裂力，由此造成的人与社会的疏离感，从而为作品中的个体体验放大到社会整体层面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正是由于开高健的文学作品涉及内容广泛，所以如何对其文学生涯进行一个整体性概括与评价，一直以来都是中日两国文学评论界一个难点。这也是中日两国开高健文学研究者公认的事实。就其文学性质的定义方面，日本评论家吉田春生曾写道：“辻邦生写小说的态度是具有一贯性的。他不断的将由精神作用在观念和感性连绵不断的流程中形成秩序的过程创作成小说。如果将开高健的文学创作和辻邦生的一贯性相比，我们可以将开高健认为是一个文学创作急剧变化的作家”。27尽管开高健的文学创作生涯富有变化性。但是，开高健作为日本作家亦不是天外来客，他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说到底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对其文学作品进行一个细致地梳理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其文学创作生涯中存在着一条明显贯穿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作者始终能够抓住当时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作为文学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其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是开高健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其与“战后派”文学明显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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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日本传统叙事方法“私小说”的突破与革新
如果将开高健的小说按照时代背景、文学主题和创作方法进行细致划分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划分为五个时期来进行考察：战后初期——文学创作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开高健创作了《无名的城市》、《某种声音》、《圆上的裂痕》、《忧郁的学生》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早期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市大文艺》（注：大阪市立大学的文艺杂志）和《铅笔》等杂志上开展。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仅仅是开高健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初试，在创作风格、文学主题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模仿痕迹，没有太多的新意。创作方法也没有突破日本传统私小说的框架，多是以直抒二战后个人及同时代年轻人精神上面临的困惑和虚无为主。因此，早期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在日本文坛引起太多的关注。对于开高健早期小说的研究多以散见于报刊、杂志等上面的零散评论文章为主。
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式步入文坛。1957 年，开高健以短篇小说《恐慌》正式登上日本文坛，并相继发表了《巨人与玩具》《皇帝的新装》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恐慌》一经发表，便以其清新的文风和与众不同的文体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日本著名文学家佐佐木基一在读过开高健的处女作《恐慌》之后，对开高健的文学特质作了如下概括：
开高健在日本战败那年（1945 年）还是一个中学生，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第一战后派的作家那样（的经历），作为一个在战中、战后混乱期成长的青年充分体验过（战争和战后混乱期），但是从《恐慌》《皇帝的新装》以来，他的作品一贯追求的主题是从异化到人性的恢复。于是，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他的关心深深地被日本战败前后的那个混沌无秩序的时代，一切秩序看起来都要重新建立的那个乱世所吸引。这样，开高健就成为了第一战后派的嫡传弟子。28
可以说，佐佐木基一对于开高健早期的文学创作的评价基本正确。但是，对于佐佐木基一将开高健归为第一战后派的嫡传弟子一说，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无论从创作题材，还是从文学主题来看，开高健的小说与第一战后派代表作家的作品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战后派更多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处于极端处境下的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开高健的文学作品则更多关注的是经历过战争洗礼后的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高健应属于广义上的战后派继承者，而不应该仅仅将其限定在“第一战后派”嫡传弟子的范围内。日本评论界也将其与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一起视为新锐作家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了巨大的突破。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方法和主题，开高健曾在几部随笔和作品的后记中有过明确的叙述。
既然已经有了《恶心》这样的文学作品，我觉得今后我能够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了。我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恶心》的构想和感性。通向内心的道路已经到此为止，如果再以显微镜式的方式细看《恶心》这部作品精致、执着的种种描写的话，我觉得就连将物作为物本身用语言固定下来这事我也只能放弃。我失败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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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高健的早期文学创作.....................................45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45
第二节 被迫接受战败现实的青年人的“生”——以小说《无名城市》等为中心.........................46
小结..........................................49
第四章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学创作......................................51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51
第二节 对战后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52
一、战后社会现实批判——《恐慌》........................................52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异化现象的批判——《巨人与玩具》............................63
三、人性的失落——《皇帝的新装》..................................71
四、战后日本社会的隐喻意义文本——《流亡记》............................78
小 结 .............................................94
第五章 战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惘..............................99
第一节 战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彷徨——《懒虫》............................99
小 结 .................................106
第六章 纪实与虚构：越南战争与开高健文学................................109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109
第二节 想象中的越战解体——《越南战记》..............................111
第三节 远离政治运动，文学创作的觉醒......................................115
第四节 对越战的批判与反思——《闪光的黑暗》......................120
一、《闪光的黑暗》的创作动机........................................120
二、小说名《闪光的黑暗》的由来......................................120
三、二十世纪世界人类社会的缩影.......................................121
四、职业与人性的思考..............................................124
五、现实意义的失落——战后日本和越南战争的对比.....................125
六、理想的破灭和对“生命”意义的再思考...........................................126
七、小结........................................128
第五节 战后社会的空虚——《夏天的阴翳》..............................130
小 结 ....................................136

第七章 文学创作再出发——玩物立志

第一节 玩物立志，自我救赎——《opa》系列
从最初的《无名的城市》到《闪光的黑暗》，我们看到是一条开高健“由内”不断“向外”的创作轨迹。其文学始终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条在时代中艰难追寻个体解放和生命意义的足迹。但是，这种不断“向外”的足迹在《夏天的阴翳》戛然而止。越南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开高健意识到了一直追问的“生”的无意义。从那以后，作者开始回归日常，思考二战后自己的人生意义，却发现生命已经陷入了无可自拔的“人格剥离”症状。为了寻找生命的救赎，开高健再次启程向外，感受生命的激情，书写内心世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从开高健的小说《皇帝的新装》和《耳朵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开高健从很小就对“钓鱼”和“吃”有着易于常人的喜爱和执着。开高健再次拿起鱼竿是在执笔写作《闪光的黑暗》时，因为每天都呆在家中写小说，导致运动不足。因此，在他太太的建议下，开高健开始重新拿起鱼竿开始钓鱼。在私小说《夏天的阴翳》中，描述由钓鱼带来的生命充实感的一幕可谓淋漓尽致。
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
真的？！
我喊了起来，女子也带略带怀疑地叫了起来，扔掉船桨站了起来。小船缓缓地左右摇摆。被刷新了。我在一瞬间被刷新了一切。我停止了消解，一下子能够用手触摸到了。整个身体全都竖了起来。边缘回归整体，眼睛看不见了。颤抖滑过身体，所有的一切都带着叫声向那里集聚，冷酷、焦躁、杀意全够消失了。91
尽管是瞬间的感受，“钓鱼”将开高健从沉重的现实空虚中解放出来，消解了平庸生活对于个体意志的抹杀。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给他生命激情和对“生”的真实体验的只剩下“吃”“钓鱼”和“战争”。在这三者之中，战争不可能常有。“吃”更多是基于生存体验物质享受。因此，“钓鱼”似乎就成了开高健的唯一生命救赎。开高健对于“钓鱼”有着近乎疯狂般的执着，“钓鱼”是他的精神愉悦。早期的饥饿经历使得他对“吃”和“钓鱼”有着异于常人的痴迷。在对“吃”与“钓鱼”的执着中，他超越了现代文明的喧嚣与困境，得以在浮华喧嚣的社会中获得短暂的心理安宁。可以说，开高健的后半生一直试图通过书写“钓鱼”来获得生命的救赎。他试图通过钓鱼领悟人生，以钓鱼避驱喧嚣，以钓鱼来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对于他来说，越南的刺激好像相当的强烈。－－总之，在那片土地上，不仅充斥着脚气和打嗝的臭味，还有 政治 的恶臭。在那之后没过多久，他开始书写 钓鱼 的事情。在多少为之感到心痛之余，他的某种 高明 之处令我不由自主的感到一种共鸣和安心。一位对于 那种生物的臭味 具有敏锐嗅觉并使之结出丰盛果实的作家，如此长时间的呆在在那种几乎会令人发疯的恶臭、毒烟、血腥、硝烟、人类的愚蠢和政治的谋略的氛围中。暂时回到到清洁、 无罪的 自然中进行自我救治是－－即便是作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作家的一种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长期以一种超过限度的、疯狂地忍耐呆在刺激性过于强烈的 毒 中的话，那常常会将人自身变成一种有毒的、不吉的、奇异的 怪物 。92
对于开高健开说，越南战争的刺激太过强大，它彻底击碎了开高健的所有梦想，令开高健失去了对于一切思想的信任。当一切思想不再可信，一切意义都已消解的时候，唯一可以信任的东西就只剩下“物”，“物”也就成了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对于开高健来说，这里的“物”就是回归自然，在与自然的“游戏”中寻求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平衡，体验生命的本真。让一个文学家放弃对于社会的思考要比登天还难。为此，他只有不停的去游走各国，不停地去钓鱼，以此来回避对于社会本质和意义的探求，放弃对于平凡、琐碎和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整合与概括，摆脱“人格剥离”现象的发生。向外的脚步一旦停下来，他势必会重返思考意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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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 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整个日本社会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更是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社会以 1945 年 8 月 15日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如此急剧的历史变化，日本人感觉到无法把握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命运，他们在绝望和孤独中忍受着战后沉重的社会现实，普遍的产生了一种抑郁的精神，企图从苦闷、彷徨中诉诸于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
年轻时的开高健充满了梦想，希望用语言和文学表达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他自己曾经说过：“感觉好像用路障才勉强支撑着自己的空虚。虽说如此，却不能说那些路障是空虚的。因为如果（那些路障）没有寄托一些相应的本质和形象的话，就无法筑起那些路障”。开高健在对生命本质追求的过程中，始终把与虚无与孤独的抗争放在首位。无论是早期的俊介、合田，还是中后期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的身上，无不体现着作者多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提出了“重建战后社会”的目标，奋起直追欧美等先进国家。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日本很快就摆脱了战后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然而，在日本由战后一片废墟的状态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消费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组织管理的同一性操控和基于理性主义思维的社会构建对个体生命的压抑，使得现代人的心理世界中普遍滋生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对于经济至上主义的推崇，对物质主义的过分追求，换来的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个人的孤独、迷茫。物质的繁华无法掩盖心灵背后的空虚。旧的价值观受到颠覆，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个人迷失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失去了个性和追求自由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开高健着眼于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异化、人性丧失、共同体意识解体、官僚主义体制等现象的批判，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底层人物身上无不映射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感性生命的萎缩。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在冷战格局下，对于和平与战争思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开高健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时代的本质，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书写了一系列越战小说。一般人对战争认识仅仅局限于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性思维，认为战争就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正义的一方会受到人民的支持。正义战争的胜利就一定会带来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自由、解放等等。这种战争观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二战后的日本亦不例外。开高健也曾坚信“战争一定有正义和邪恶之分”，坚信历史的进步会带来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为此亲赴越南战场考察。从越南回到日本后，开高健参加、策划了一系列支持越南人民争取和平和自主的活动。随着对越战和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认识的加深，开高健逐渐意识到，基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无法带来个人的解放，也无法获得个体生命的救赎。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只有深重灾难和死亡。在一般的战争小说中，更多关注的是领袖亦或是某些英雄人物，那些在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百姓的命运以及在战争中沦为战争牺牲品的士兵很少受到文学家的关注。他们不仅在文学作品中难以占据主要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存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也常常被忽视。开高健在越南战争的小说追问的正是这些，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追问二战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在整个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也许就不会有二战后的一心只为经济建设奉献青春与热情的经济动物的产生。通过一系列小说的创作，唤起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人性意识的思考。作者通过对整个二战后日本社会进程的反思，发现经济上的成功难以掩盖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精神创伤。如果不对战争本身及战争带来的创伤进行深刻的反省，人类将永远处于战争的边缘。不仅如此，开高健的小说中还深深地体现出一种平民意识，对战争中小人物的关注与描写远远超过对于大人物的关注，从多角度展示了了人性的各个方面和战争的性质，表现了人类善与恶等价值观在战争中转换过程，以及普通百姓对于战争的思考。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大众消费主义不断地消解着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权威意义日趋解体。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小说《夏天的阴翳》中，作者无意要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在朴实地陈述着由二人构成的日常生活景象和心理纠葛。通过原滋原味地叙说，为我们历史地还原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再到意义失落的现代社会进程图景。“我”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证明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但却在执着的追寻中湮没了自我，消解了自我。正如开高健在《夏天的阴翳》的最后写道得那样，我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只能坐在连接东西德国的电车之上，游走于东西德国之间。战争就像高悬在人类头顶的伏魔之剑，冷战的格局至今仍在持续，人类并没有从悲惨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看似阳光明媚的夏天。人类该何去何从，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亦或是处于二者中间才是最安全的呢？这是开高健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对于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生存环境亦有重要的启发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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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