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离中寻找 在寻找中逃离——论王小波“怀疑三部曲”的主题意向

第一章 寻找与逃离——时代困境与个人反抗

第一节 时代困境
王小波的人生，经历了中国 50 至 70 年代后期荒谬的历史阶段。从帝都北京到云南边陲，王小波目睹了乌托邦实践的荒谬、知识分子屈辱的生存状态以及自身的软弱、红卫兵在一场集体性癔症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邪恶，等等。痛苦也许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世界拉开了帷幕，但不是上演华丽的乐章或者抒情的小调，而是上演了生活的苦难抑或社会、国家的灾难，甚至把最丑陋的阴暗面明晃晃展示在你面前。这段历史是王小波亲历的，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基本背景。王毅认为：“‘文革’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历史中，是一个最基本、影响力最为巨大的负面坐标……由于‘文革’这个巨大阴影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才具有了非常现实和迫切的意义。”②
“文革”给王小波带来的最大创痛来自于响应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所受到的愚弄和欺骗。王小波对“革命”曾投以极高的热情，据其兄回忆，在家里，王小平若说两句不太革命的话，都会遭到弟弟王小波的激烈抨击。王小平说，那时候的王小波还是典型的傻 X 青年，幼稚和轻信是那个时代几乎大部分青年的共同特征，也是最容易被统治者利用的地方。如果继续追问，何以整个国家的青年都患上一种病呢？这就是乌托邦运动宣传和煽动的作用使然。
在那个极端荒谬、疯狂的时代，当舆论完全被主流话语圈占领并且沦落为极权统治的工具和喉舌时，舆论就成为统治者玩弄人民于鼓掌之间的权术，甚至利用舆论呼风唤雨、掀起一场又一场以“革命”命名的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
舆论是什么？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全世界一切民族或国家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舆论对人民会产生强有力的导向和控制作用。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它就是一种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是对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约束力的力量。如果要完全控制舆论、贯彻强者意志，前提条件是民众的愚昧。希特勒的著名论调：“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等等，就是最好的注脚。因此，要使人民愚昧，达到极权统治的目的，即达到所谓“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的状态，只需要有一种声音即可。
在一个舆论生态失衡的环境中，或者说在只有一种声音的权力视域下的舆论环境中，大多数人出于害怕被孤立或者是对极权统治淫威的恐惧，会采取或者附和强权意志、或者保持沉默的立场，王小波把自己归入“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①，那是一个以“因言获罪”而闻名历史的时代，为了生存，保持沉默立场而不去选择附和强权意志，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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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对困境的个人反抗
王小波的大部分小说创作，都是以他所经历的“文革”时代为背景的，“文革”作为一个巨大的负面坐标，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份或清醒、或迷茫的思索，一份或深、或浅的创痛。狂热的乌托邦运动以愚昧、盲从、暴力、迫害、谎言及欺骗等筑就了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荒谬世界、一个极权与专制的世界，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很显然，王小波不甘于平庸、不甘于被愚弄的个性特征，使得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反抗之路，其独特性在于：第一，王小波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冲突，造就了他的一生必定是孤独而痛苦的“寻找与逃离”之旅；第二，王小波的乌托邦精神和反乌托邦立场正是在其人生的“寻找与逃离”的过程中构建并形成的；第三，王小波是集乌托邦精神和反乌托邦立场的于一身的作家，其小说文本既包含对乌托邦实体的否定，也包含对乌托邦精神的持守；第四，王小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他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
一、王小波的乌托邦精神的形成
王小波成长于“文革”动乱年代，在那样一个崇尚知识无用、整齐划一、没有自我、没有性爱的荒谬的革命年代，王小波以对“智、性、趣”以及自由、真理等的追寻，构建了他的乌托邦精神。
（一）追求智慧，寻找思想的力量
王小波的家学渊源，其父王方名是著名逻辑学家，家中藏书丰富。王小波博览群书，而且阅读速度极快、记忆力超群，他的阅读范围极广，涉及文、史、哲及自然科学。1978 年，王小波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商品学专业，接受了科学的训练。1984 年，王小波赴美国匹茨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得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指点，师生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切磋和讨论。师生二人探讨的话题，一类是中国的政治运动，一类是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中国经济学人才凤毛麟角。王小波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大展宏图，却执着地选择了最清贫辛苦的事业——文学创作，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毫无功利之心、稻梁之谋；从师生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悲天悯人之心，否则，就不可能从事这样一份有可能因言获罪的码字的危险差事。而王小波和李银河在美国四年间，乘一辆二手车，风餐露宿，几乎游遍了美国和欧洲，这是一次西方文化的洗礼，也是他们夫妻的“精神盛宴的一部分”。
总之，从少年时期对知识探索的兴趣、对文学的情有独钟，到青年时期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王小波的生命实践体现出一种不为世俗所羁绊的特立独行。寻找历史真相、揭示生存悖论的勇气，对权力和主流话语的质疑精神，这些为其文学创作积累了必要的思想能力。他的生活际遇，促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①而他的理工科背景和他对多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使他的思维更多地从理性、逻辑和常识出发，常识的积累逐步使他接近真理，所以他的生命呈现出一份儿清醒的伤痛，也正是这份清醒的伤痛，使他的生命铺展出一种忧郁的底色，他常自称“愁容骑士”，“愁容骑士”是堂吉诃德的别号。
（二）追求有趣，寻找诗意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的人生成长伴随着中国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时代，反智、愚民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神”与“魔”、“红太阳”与“牛鬼蛇神”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对立中，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宣传中，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顶礼膜拜中，文化之根被拔起，思想被钳制，精神家园被毁坏。在这样一个荒谬的时代，了无生趣是当时专制与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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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寻找智慧，逃离愚昧庸蛮的无智世界

小说名为《寻找无双》，无双在小说中是智慧、真理、科学、自由等的一个象征符号，其身份是“犯官之女”，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身自由，不是处于家庭礼俗的规训之下，就是处于官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寻找的主体是名叫王仙客的知识分子，王仙客在小说中是一个追求智慧、喜欢求知、凡事爱刨根究底、一定要弄清事情真相的不属于官方体系的特立独行的非主流或称边缘知识分子。王小波借用薛调的《无双传》之王仙客寻找无双的旧酒瓶，装的是自酿的新酒。
王小波在《寻找无双<作者序>》①中写道：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得到思维的快乐，因为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
当然，人生乐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在王小波看来，智慧、性爱、有趣、自由，等等，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乐趣，人活着，寻求些许乐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就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事，在极权统治下的时代，已然成为人生最大的奢望，甚至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起“大神的震怒”亦或“山崩地裂”，足见寻找智慧以及智慧本身的存在所面临的困境。

第一节 “有理坊”与“无理坊”
“建元年间，王仙客来到长安城里找无双”②，时间：大唐盛世，地点：长安城宣阳坊。“宣阳坊是个大院子，周围围着三丈高的土坯墙……坊墙里面长着一围大柳树，但是柳树早就死掉了，连树皮都被人剥光了，树底下都是虫子屎。坊中间是一横一竖两条大街，大街两边都是店铺。店铺里住着各位老板。大家都互相认识。”③透过王小波不吝笔墨地、细致地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时间序列的、没有历史纵深的、几千年未变的封闭小城。它似曾相识，似乎就在我们身边。这里住的都是君子和官吏，因此，如果把住着妓女的酉阳坊称作“无理坊”，那么就可以将住着君子和官吏的宣阳坊称之为“有理坊”。
之所以将酉阳坊称为“无理坊”，是因为三年前官兵围城的时候，军队攻占了酉阳坊，“把男人都杀光了，把女人都强奸了，把财产都抢到了。”①酉阳坊就成了红灯区，“如果说根号 2 开不尽，是个无理数，酉阳坊就是个无理坊。”②宣阳坊的君子们晚上睡不着觉，就往酉阳坊跑，“那是个无理行动。无理之后，赶快把它忘掉就算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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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遗忘与逃离
寻找之路，崎岖坎坷、困难重重，在残暴的专制与极权统治下，王仙客和宣阳坊的众人都采取遗忘与逃离的策略来进行自我救赎。宣阳坊众人的“遗忘与逃离”，是被专制与极权的残暴统治所逼，是被血淋淋的现实所逼，是对权力的屈服，是面对生存困境之无奈的选择；而王仙客在寻找中的“遗忘与逃离”，既证明了知识分子追寻智慧的艰难曲折与失败，同时，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逃离中依然坚守理想、坚持寻找智慧的意志之坚定。
一、集体的遗忘与逃离
宣阳坊众人对无双的集体遗忘以及酉阳坊众人对屠城的遗忘，都是对关于残暴的血腥镇压的历史记忆的“逃离”，是对官方意志和权力规训的屈服，也是无奈的生存策略。“弗先生有个说法，假如人生活在一种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幸福。”①就像生活在猪圈里的猪，把吃猪食看做极大的幸福，就会忘掉即将被宰割的命运。所以，王小波说，“猪的记性是被逼成这样子的，不能说是天生的不好。”②同理，人的记性也是被逼成这样子的，不能说是天生的不好。在假无双的刺激下，宣阳坊的诸君子终于不同程度地回忆起三年前和无双有关的事件。
侯老板想起确有官兵围坊这么一回事。孙老板想起车裂自卫队员和附逆官员的血腥场面，“八匹马分两组对着拉，前后车了五百多人……孙老板和所有不被车的人全在一边看着……孙老板想道：这个狗操的皇帝，真他妈的逼混蛋！”③而罗老板则只想起了鱼玄机三绞毙命时“受教育”的感受，其伪君子的面目跃然纸上。伪君子的核心是伪善，关于杀男人罗老板遗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卖女人的场面他还记得。他不厌其烦地装好人，他的假仁义、真伪善，令无双见到他就吐，最后他还把无双留给表哥王仙客的汗巾和留言一并揣了起来，在这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上，他只剩下意淫之事可做，其它事情在他的脑海中就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罗老板因读过几本圣贤书，是王仙客颇有好感之人，也是到最后感到最为恶心的人。
从他们的碎片化的记忆中，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遗忘。记忆和遗忘，哪个更利于普罗大众活下去呢？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弗先生所说遗忘痛苦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了。而“我们”，王仙客、王二等具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总想追根究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所以往往就“把自己难死了”。而在记忆和遗忘的历史深处，则是权力运作的秘密。
宣阳坊众人对无双的集体遗忘以及酉阳坊众人对屠城的遗忘，与今天我们对“文革”历史的遗忘是一样的。中国的历史进步在“闹”与“遗忘”之间徘徊，“闹”的时候，一哄而上，“闹自卫队”、“闹大炼钢铁”、“闹红卫兵”……，“遗忘”的时候，一干二净，对待历史，缺少直面的勇气和理性批判的精神。
在文中，王小波用一个“闹”字，敏锐地指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之一。《字理新说》解释：闹（繁体字:鬧、閙），简化字，推理会意字。市，集市，人多，声杂；閙，门（門）庭若市。鬧，鬥，争斗的斗的象形字；斗时，众人围观如市。闹虫灾、闹水灾之闹，是遭受的意思，是被动的；闹义和团、闹土匪、闹红卫兵、闹大炼钢铁之闹，则是扰乱的意思。中国的历史，就像永远开不尽平方的 2，在闹中不断重复着“无理”行为，少有反思，少有理性和智慧的光明，少有对个人主体意识及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生命等的起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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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寻找趣味，逃离灰暗滞重的无趣世界......................................35
第一节 伟大的“人力长安”城 ........................................36
第二节 “绝望是无限的美好”........................................37
第四章 寻找性爱，逃离扭曲病态的无性世界...........................................43
第一节 隐秘而“怪诞的果实”.....................................43
第二节 从“小黑屋”到“大自然”..................................48

第五章 反乌托邦立场与乌托邦精神

对于刚刚经历过的 20 世纪，是应该认真反思的。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暴行，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中国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对人类文明来说都是血雨腥风的毁灭性灾难，而所有这些无不是“乌托邦运动”的直接后果。
“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简称《乌托邦》）一书，是近代思想者们对于平等、自由、民主的和谐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这一概念本身是具有超前性和现代性内涵的，其中包含了人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理想社会的期待。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乌托邦的文学梦幻，而是开始探寻实现乌托邦理想的路径与理论，卢梭、摩莱里、马布利等著名思想家著书立说，都认为只有建立公有制，才能将乌托邦理想变为现实。如何将乌托邦理想变为社会现实激发了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激情，乌托邦开始从文学想象逐渐转变成了社会实践。盛希文、傅里叶、欧文等人最早开始乌托邦实践，虽然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发起的乌托邦运动，使很多国家陷入了一场以“革命”命名的、具有现代性建构的乌托邦运动之中。
“现代性”最重要的内涵是人的解放，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乌托邦运动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预期的解放和自由，相反却带来了奴役和迫害，甚至是对文明的毁灭。弗洛姆、哈耶克、波普尔、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都对乌托邦可能导致极权和独裁做过深入阐述。乔治·奥威尔《1984》中党的三条标语：“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①说明正是从乌托邦想象到乌托邦实体的狂热追求和积极建构，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独裁统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政等丑恶社会现象的产生。汉娜·阿伦特认为乌托邦为意识形态助纣为虐，导致谎言和暴力的极权统治。
“乌托邦”一词从它的产生到发展，逐渐走向了反面，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乌托邦在精神领域对人类的积极意义。王小波就是集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立场于一身的作家，其小说文本既包含对乌托邦实体的否定，也包含对乌托邦精神的持守，龙慧萍称之为“‘批判的乌托邦’文本”①。龙慧萍认为：
“批判的乌托邦”文本所包含的对乌托邦实体的否定和对乌托邦精神的持守，可以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演绎为乌托邦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合题……合题出现的意义，在于作家和思想家在经受了乌托邦实践的惨痛打击之后，仍然保留了人类能够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基本信念。对于实体乌托邦的批判也正因为对价值与理念的追求而有了最终的指归，才不致于流入虚无与颓废。②
王小波在亲历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之后，以英美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为基点，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乌托邦运动的荒谬以及专制与极权得以运作的深层文化心理内核和隐秘手段，即创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以达到愚民和永久统治的目的。同时，王小波以其悲悯的情怀、飞扬的想象力，以对“智、性、趣”、自由等的追寻，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诗意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以其对“智、性、趣”世界的“寻找”和对“无智、无性、无趣”世界的“逃离”，阐释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突围以及他对“五四”以来启蒙主题的坚持；他从破坏和建构两个方面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自“五四”启蒙运动之后的新启蒙的思路或者方式，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及价值重塑有着点铁成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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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戴锦华在《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中谈到，“王小波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乃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位极为独特且重要的作家。他让我们快乐并沉思，他让我们痛楚并欣悦。他展示给我们汉语写作的一个别样的平台，他留给笔者一份绵长的思考与怀念。”①然而翻开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见不到王小波的名字及其作品。在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第十一章（社会转型期的文学）第 4 节（从中心走向边缘）中，在谈到“重新审视平凡现实表象下的生活”时，提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文中说：“《黄金时代》通过对‘我’与陈清扬的通奸和受难对时代的无趣和荒谬构成了反讽”②。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边缘地位可略见一斑。
王小波穷其一生之心血创作了百余篇杂文和二十多部小说，数量上虽不算多，但其艺术的价值是独特的，思想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较为深刻的。然而，遗憾的是，王小波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处境和地位都是极为尴尬的。生前，这位大个子的作家风尘仆仆地推着自行车到大学校园推销他的小说，因其思想和艺术的超前性而不为大众及主流文学界所接受，他只能在大学生和少数知识分子中寻找知音；死后，他的文学作品畅销，引起广泛共鸣，但是，他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主流文学界和评论界大多对王小波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文学史更是对王小波采取一种漠视或者忽视的态度，这似乎有些荒谬和费解。但是，对于一个以“大一统”著称的进行扁平化统治的国度、一个一元化的文化格局的民族，这一切又显得顺理成章、极其自然。
追根溯源，相对于中国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历史的反思却表现的乏善可陈，这本身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什么？也许是我们缺少正视历史的勇气抑或是对历史与现实的麻木，也许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乌托邦运动的留恋抑或是出于对专制与极权的恐惧，也许作为个体的我们本身就对权力充满了欲望抑或是我们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总之，我们对自己亲历的历史与批判乌托邦运动的反乌托邦的思想和文学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专制与极权采取了宽容态度，相对于王小波的坚定和义无返顾，我们也许显得有些过于畏缩和“理性”。王蒙在评价王小波时用了四个字：“难得明白”，其实中国不乏明白人，只是装糊涂罢了。
房伟在其《文化悖论与文化创新》一书的“前言”中谈到，“我坚信，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抑或作为文学潮流和重大文学现象，还是应对中国向现代化艰难转变的历史进程，王小波作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是上独特的个案，他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将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认识，并为 21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新的希望。”①我们希望看到历史的进步，不愿看到历史在可悲的循环中不断上演荒谬的活剧，同时，希望看到文学史家们以能公允、客观的态度，以“史笔”之精神，以包容、多元的文化格局与气度，来撰写文学史。
王小波的小说与杂文，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中，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的沉淀，愈发觉得深邃且振聋发聩，尽管至今仍未引起中国主流文学界及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但难掩其光，其作品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园地内仿佛来自外星球，突兀地伫立在那里，自成一道美丽风景。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你也可以绕道而行，但无损它的存在和价值以及启蒙醒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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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