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传奇小说浅近化受佛教传播的影响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唐传奇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对宋元明清小说、戏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人洪迈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进一步肯定了洪迈的说法：“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并推奇作。”传奇小说的种子孕育在秦汉的史传、诸子散文中，以六朝小说为基础，一路发展至唐代，演变为传奇。唐代传奇小说创作与唐前小说创作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唐前小说基本以实录为原则，以宣教为意旨，而小说“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先生明确指出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自觉时代的来临。唐代文人好奇，喜欢借传奇创作来抒发个人情感，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言：“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唐代传奇小说摆脱了唐前小说“粗陈梗概”、“残丛小语”的桎梏，开始了“篇幅曼长”、“叙述宛转”的自觉创作小说时代。如果说，初盛唐的传奇小说中还可寻见六朝小说痕迹，尚处于志怪小说向传奇小说迈进的过渡时期，那么中唐传奇以单篇传奇行世为标志开始进入发展的繁荣时期，优秀传奇如《任氏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李娃传》等。传奇小说在史传、诸子散文中的孕育时期、在六朝小说中的酝酿时期，皆是史籍的附庸，就小说属性而言，仍隶属于叙事性质的散文类型，是以讽喻、劝诫、教化为目的的上层雅文学。唐代传奇小说发展前期及鼎盛时期的作品，仍主要是“文人写给文人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是上层文士的雅文学。”然而，与唐前小说相比，唐传奇在人物、内容及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不被正统文学接受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人与事开始出现在传奇小说中（例如娼妓、侍婢等均可成为传奇小说中的主人公），传奇小说渐次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这种通俗化的倾向在中唐以后更加明显，这从中唐以后传奇专集渐次取代单篇传奇行世的局面中可窥一斑。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繁荣及发展的渐次通俗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除了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外，与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改变亦有很大关系，尤与传入中土的印度佛教关系更为密切。
印度佛教的汉化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大抵经历了混同方术、依附玄理、独立门户及三教合一的发展阶段，对此，现代佛教史家已经达成了共识。“混同方术”阶段大抵以汉楚王刘英等将浮屠与黄老并祀为标识，其时佛教的传播主要囿于皇室贵族之间。“依附玄理”阶段大抵以魏晋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兴起为标识，其时时局的动荡、权利之争的残酷，文人的动辄受咎导致上层贵族转而投向玄学，下层社会则投向宗教，佛教逐渐下移，获得迅速发展。虽然六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仍然以学理型佛教为主，佛教仍然是游离于皇家世族上层社会之间的精神哲学，但佛教徒为了争取普通民众作为信徒，在民间几乎不宣讲佛教的教义，而是从世俗的角度来宣扬佛教的灵异与应验，佛教发展出现了世俗化倾向，这在当时宣扬佛教的志怪小说中即有所体现：“佛教志怪多是关于信佛应验和经象寺塔灵异的，关于如何体验、实践教义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至于因果报应故事，多为现报、魂报。反映轮回转世的故事、传说也比较少。”“独立门户”阶段及“三教合一”阶段分别以晋宋慧远等人的“沙门不敬王者”风操的出现和梁武帝发表《述三教诗》为标识。大约在陈、隋之际，很多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佛教的中国化进入新的起点，走上了一条独立性的道路，开始逼向唐代。唐初慧能禅宗的诞生与法相宗的消弭，同样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终结，中国佛教的成立。慧能新禅宗不再重视宗教仪式，而是强调人本心的觉悟，它认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尽伦尽职，依靠本心，即可成佛。慧能禅宗的“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世俗精神演绎到了极致，至此，佛教禅宗发展完全世俗化。新禅宗缩短了佛教与人们的距离，将佛教从佛寺与经典中解放出来，佛教不只是供上层社会把玩的精神哲学，它亦成为下层民众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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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小说的影响尤甚。这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异质文化，想要进入中国这个具有深厚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并非易事。于是，出于自身发展斗争的需要，佛教便将不被正统文学认可的、发展空间相对自由的小说作为其宣教及与道教斗争的工具。然而，事物之间的作用总是相互的，佛教在利用小说作为其传播媒介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这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专家的共识，如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过：“虽一为方等之圣典，一为世俗之小说，而以文学流别而言之，则为同类之著作。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1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佛经故事亦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来源及深刻的教理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小说的构思、体裁等方面，对此，蒋述卓先生加以肯定：“（佛经）故事的输入，助长了中国小说的虚构意识。它是真正触动中国小说发生根本变化的真正因素。”“至于南北朝志怪里那些描写地狱及轮回转生的故事，则更直接来自于佛教。”
佛教的输入对六朝志怪小说、隋唐小说影响最为深远。佛教的传入对魏晋南北朝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佛教对于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兴起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是佛教徒发明的推广佛教的一个重要工具。”“佛教不仅在题材、内容方面为六朝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生观和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和叙述方式以及奇特丰富的想象等方面给予其重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输入，给了志怪小说以强烈的刺激与推动，最终使中国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虚构意识的树立，为唐传奇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发展，还与唐传奇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传奇小说创作关系更密切的，还是佛教。……佛教文学对传奇小说不但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体裁、结构上的影响都很明显。佛教讲经（‘僧讲’）和民间说唱变文（‘俗讲’）的繁盛时期，恰好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受佛教文学影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关于佛教与唐代传奇小说的研究，近现代尚未出现专门性的论著，相关的学术成果多散落在佛学与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中。实际上，关于佛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不过百年的历史。清末民初的沈曾植先生的《海日楼札丛》当为此类研究的开端，此后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与《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论证了佛经典籍对中国文学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霍世休先生发表长篇论文《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堪称佛经故事题材影响唐传奇研究方面的开拓性的典范之作。此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大约 30 年间，该课题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末，钱钟书先生《管锥集》的出版（1979 年中华书局版）再次为佛学与中国文学研究增添了可喜的成果。继《管锥集》之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再度复兴，佛学与文学的研究再次跃升为当代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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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传奇文体生成的雅文学“母体”

先秦至唐，中国文学都是以诗歌、散文为其主流文学式样，而以虚构性为特征的小说则一直被视为史籍、子书等的附庸而得不到重视。即便如此，就文学史的实际发展情况而言，作为重要文学题材之一的小说，早在不被正统文学重视的情况下，悄然地按其自身的起源、发生、演变规律产生了。
应该注意的是，传奇小说在其起源、萌生、发展阶段，主要流传于史传、散文等雅文学之中。然而，到了唐代，尤其是中唐及后，传奇小说的发展出现了从雅文化范畴向通俗化范畴转变的趋势。当然，这个通俗化倾向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例如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演变、中唐俗文化运动的兴起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世俗化等。中唐以后，唐传奇出现了“通俗化”倾向，“通俗”性质是相对于其母体的“高雅”性质而言的。为了保证对唐传奇通俗化倾向论述的完整性，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阐述一下唐传奇文体生成前的雅文学母体对于传奇文体生成的孕育、酝酿作用。
虽然传奇文体的发生是在唐代，但传奇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最早却可在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中寻到零星的痕迹。此外，六朝志怪小说也为传奇文体的发生提供了坚实的铺垫。唐传奇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及它“尚不离搜奇记逸”的特征皆是受到六朝志怪影响所致，另外，六朝志怪小说还为唐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借鉴。“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上古神话和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传统与史传文学传统的合流，为唐代小说的勃兴提供了文学基础和种种艺术启发，更是唐代小说达到繁盛必不可少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基础。”
本章主要阐述先秦两汉史书、散文中蕴含的传奇小说要素及六朝志怪在传奇文体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阐发传奇文体的生发是建立在子史、散文等雅文学的基础上的，是从雅文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初盛唐时期的小说虽偶有六朝余风的印痕，但一些作品已经初具传奇小说的雏形，尤其初盛唐的佛教小说是传奇文体的产生的直接促进因素。

第一节 秦汉子、史 —— 传奇小说种子的零星散落
从先秦至南北朝（包括隋），小说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它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周的《庄子·外物》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根据唐人成玄英的注曰：“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显然，庄子口中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体裁的“小说”，它是相对于“大道”而言的琐碎言谈、浅显的“小道理”，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可见，庄子对“小说”的态度是鄙视的。孔子虽然也认为小说是“小道”，是“君子弗为”的事情，但却肯定了小说具有可借鉴的价值，正如他在《论语·子张》中所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3可见，先秦时期的“小说”是指一些闲谈碎语，还不是文体意义上的体裁。“小说”这种阐释小道理的琐碎言谈显然得不到正统文学的重视，只能出现在史传及子书中，作为史传、子书的附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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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六朝志怪 —— 传奇小说的“胚胎”形式
如前一节所述，传奇小说的开端（或种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部分史传文学及子书著作中已经出现故事性很强，人物形象刻画比较鲜明、生动，且运用了虚构、想象或寓言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若因此便称其为小说，难免有些牵强。不过，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某些艺术特色，的确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飞燕外传》。此外，铺陈夸张、文辞华丽的汉赋对于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传奇小说，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与传奇小说崛起与兴盛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六朝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言及两者关系时也给予了肯定：“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1志怪小说是唐传奇的直接源头，志怪小说为唐传奇提供了丰富的故事题材，如死而复生、猿猴盗妇、人鬼/神相恋等等。唐代文人选择性地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题材并进行加工、创造，最后推动小说走向更高的艺术、思想境界。传奇是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志怪小说的高层次转化。可以说，若没有志怪小说的酝酿准备期，就不会有传奇文体的生成。
然而从“粗陈梗概”、“残丛小语”的志怪小说到“叙述宛转”、“鸿篇巨制”的传奇小说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自然生成的，而是一个量变的结果。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志怪小说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和提高的过程。期间，志怪小说的叙事内容逐渐变化、题材不断丰富、结构渐趋完整、情节渐次繁复、叙事方式不断提升，艺术手法渐趋成熟，这些都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志怪向传奇质变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从内容上看，志怪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撰写神仙怪异之事逐渐向人间现实生活转变。早期的志怪小说通常集中描述特殊地域的奇异事物，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便是此类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博物志》是一部内容庞杂的地理博物小说，大多是关于特殊地域的仙人仙药的记载，和人间现实生活鲜有联系，作者通过对未知事物的解释，来表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六朝志怪小说多是关于神仙鬼怪、奇人异术及精怪传说的异事，如东晋《搜神记》中关于神仙方术的故事仍占很大比例，但应该注意的是，《搜神记》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描写人间故事的记载，如《王道平》、《东海孝妇》，只是条目很少而已。到了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写人事的成分明显增加了。如《幽明录》中《刘晨阮肇》、《黄原》两则故事表面上是描写人神恋爱的故事，但故事中的环境与人物都与人间无异，故事充满着浓浓的人间生活气息。他如《冥详记》、《冥报记》中叙事的内容有从描述鬼神之事向人间生活转化的倾向。虽然这些志怪小说仍不能摆脱搜神语怪的桎梏，但它们已经开始描写现实生活中已有的或可能有的事物，这为志怪向传奇的转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题材上看，志怪小说的题材不断丰富。这与六朝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魏晋年间，儒学衰微，玄学振兴，依附于玄学而发展的佛教影响不断扩大。至南北朝，佛教发展进入兴盛时期，其时佛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上层社会的主导思想，亦为下层民众提供了心灵的避难所。南北朝贵族文人的创作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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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汉化进程与唐传奇的文体产生....................................27
第一节 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对小说发展的推动..........................27
第二节 佛教的世俗化表现及其对唐传奇产生的促进......................30
第三节 佛教小说与唐传奇的文体发生....................................42
第四节 佛教传播轨迹与传奇小说发展轨迹的契合..........................45
第四章 佛教传播对唐传奇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唐宋传奇集》为蓝本 ............................49
第一节 《唐宋传奇集》卷一考察...............................52
一、概说...........................52
二、《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中的佛影鸟瞰..........................52
三、佛教传入对《离魂记》创作的影响...................................59
四、佛教思想对沈既济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61
第二节 《唐宋传奇集》卷二考察.....................................67
一、概说..............................................67
二、概述《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与《柳氏传》................68
三、佛学观照下的《柳毅传》、《李章武传》及《霍小玉传》.................69
第三节 《唐宋传奇集》卷三考察.....................................84
一、概说..............................................84
二、概述《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李娃传》、《长恨传》..................84
三、佛学观照下的唐写作梦传奇 ......................................86
四、政治类传奇小说中的佛教世俗化痕迹....................................92
第四节 《唐宋传奇集》卷四考察................................96
一、概说..............................................96
二、《杨娼传》概述 .............................................97
三、佛教世俗化对《莺莺传》、《周秦行纪》的影响....................97
四、沈亚之传奇创作中的佛教影响因素.................................102
五、佛教的世俗化对晚唐侠义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106
第五节 本章总结............................................109

第五章 佛经故事之于唐传奇小说母题的触媒效用

第一节 概说
中唐时期，伴随着佛经宣讲方式的改进，俗讲开始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佛经的俗讲方式拉近了佛教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通过用俚语宣讲佛经故事，或采撷中土民间故事并在其中掺入佛教的因果业报、六道轮回等思想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为佛教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同时，也促进了大量佛经故事在中土的产生与流传。肇始于开元初年的寺院俗讲方式在中唐及后风行一时，俗讲吸引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一大批听众。一时间，聆听佛经俗讲成为一种极为普通的娱乐方式。
通过佛经宣讲方式的改进，佛教思想逐渐进入到普通人的精神视野中，佛教信众渐次增多，佛经故事得以广泛流传，佛教的世俗化发展达到高潮。讲经活动，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土时，便开始存在。六朝时期佛经的宣讲方式以唱导为主。到了唐代，讲经说法出现了“僧讲”与“俗讲”两种途径。所谓“僧讲”，是指以僧徒为对象的正式讲经，“僧讲”是由六朝唱导直接发展而来的。与“僧讲”相对应的是以民众为对象的“俗讲”，何谓俗讲？根据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叙》所讲：“俗讲之与正式讲经，仪式相同，但所讲者不同。正式讲经，为探求经义，而‘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唐代僧寺之俗讲，约以经论为根据，不作高深探讨，只就日常行事，演饰讲之”。唐代盛行的佛经“俗讲”是一种较之“僧讲”更为通俗化的佛教宣教形式，据周绍良先生考证，寺庙俗讲“肇始于开元初年，历久不衰，以迄五代末际，犹在举行”。
唐代俗讲的主要内容或是叙述佛本生故事及佛传故事，或是讲解佛教经义，亦或是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现实生活的故事。俗讲并不是严格按照佛教典籍阐述佛教义理，而是将佛教义理寓于通俗化的故事中，正如路工先生在《唐代的说话与变文》一文中所说：“俗讲是僧徒根据佛经的教义，用俚语宣讲佛经故事，或者采取民间故事进行‘改编’，加入佛经‘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俗讲“表面虽仍是讲经，实际已摆脱了教义的束缚，讲述非宗教的内容”。这种通俗化、形象化的讲经方式吸引了有唐一代包括帝王、士大夫及普通民众在内的一大批听众，“上至帝王卿相，下至一般庶民，都乐于聆听，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娱乐。至于流行之广，从现在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卷子来说，必然在河西一带也极为流行，所以会在那里保存下那么许多俗讲经文卷子。因之我们可以肯定，俗讲之流行，遍及中原以及边远地区，可以说在唐代一切民间娱乐中，是没法与它相比拟的。”从上述佛经俗讲的流行之广可以想见中唐佛经俗讲的发展盛况。姚合的《听僧云端讲经》也曾反映了俗讲的盛况：“无上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正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前两句阐述佛教的正式讲经由于经义深奥，很难理解，但经过俗讲僧的通俗化的宣讲则可以领悟个中道理。后两句反映了当时俗讲听众之多，甚至出现万人空巷之局面。可见，佛教要扩大其影响，民间社会的普通民众才是其应该争取的主要人群。中唐以后，在帝王信奉的倡导下及王公贵族的支持下，佛教的俗讲僧为了吸引、扩大信徒，不断对俗讲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改进，使得佛经俗讲的故事性更强，他们还在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将中土的民间传说、异闻敷衍成新的故事，佛经俗讲产生了很多适合中土风情的佛经故事。
俗讲的底本称为“变文”，“‘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5最初，变文是佛寺中佛经讲唱的底本，内容都为宗教故事，但随着唐代佛教的世俗化，为了吸引信众，变文中便加入了很多非宗教的内容，如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现实生活等，讲唱者也变为僧俗兼有了，民间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讲唱艺人。
佛经俗讲活动最初是在寺院举行，后来出现了专门的“变场”，至唐末，讲唱变文还在一些交通要道上举行，这使得佛经俗讲活动风靡市井。根据孟二冬先生的考证，“‘俗讲’一词，最早见于中唐元和时期。……它的大量产生在元和以后。”贞元、元和时期正是唐传奇发展的繁荣全盛时期，此时佛经俗讲的盛行使蕴含佛教义理的佛经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喜欢“征异化奇”的传奇作者自然不能免于佛教俗讲的影响。唐代文人有在佛寺温习的风气，佛经变文中的佛经故事为唐传奇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其瑰丽的渲染与想象也为传奇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因此，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佛经俗讲的启迪而萌发传奇小说创作的灵感亦属自然。他们通常从佛经故事中截取那些立意新颖、想象奇特又能动人心弦的故事加以敷衍、改造，为其冠以中国的时代背景、人名、地名等，使之适合中土士人的欣赏习惯。中唐及以前，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传奇小说主要依赖抄本流传，而且，是上层文人写给文人看的，传奇小说的创作是上层文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是贵族士大夫的“沙龙”文学。
然而，中唐以后，传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之一是传奇作品主要以专集的形式出现。据学者考证，穆宗长庆年起，传奇集大量出现，有取代单篇传奇而成为唐传奇作品的主要形式之势。传奇集自宣宗大中年初至懿宗咸通年中期，更是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优秀、重要的作品集。传奇从单篇行世到专集行世，反映出了传奇小说创作的通俗化倾向。而且，中唐以后很多下层士人参与到传奇小说的创作中来，他们或以俗讲的佛经故事为基础，或采撷那些通俗易懂的、广泛流传的中土民间故事、历时传说等，将佛教经义思想寓于其中，创作出有本土特色的传奇小说。这些传奇小说内容的渐次通俗化，传奇小说的读者亦逐渐走出上层士大夫的圈子，转而面向普通民众，传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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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唐传奇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真正成熟的标志，它的出现亦昭示着小说创作自觉时代的来临。宋人洪迈曾把唐传奇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奇”，近代学者李剑国先生也称“它是一座巍巍高峰，后人难以超越”。传奇小说的产生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先秦两汉的史传、诸子散文等雅文学中便可寻见传奇小说种子的零星散落，如《列仙传》、《飞燕外传》中便辑录了一些具有虚构特点的逸闻轶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道二教影响下，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盛行。此外，受汉末及降的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大兴。然而，志怪小说也好，志人小说也罢，刘朝小说一直是史籍的附庸。就小说属性而言，仍属于散文型，是以实录为原则，以“辅教”、“教化劝诫”为目的的上层贵族及士大夫之间的雅文学。唐传奇承袭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以传写灵异奇闻为能事，但又融入志人小说擅长写人叙事的特点，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合二为一，发展成为虽撰写鬼神灵异，但叙事视角却在人间的“作意好奇”的传奇小说。小说创作的功能也由侧重“讽喻教化”转而投向以“娱乐言情”为主，这一功能的转变体现了传奇小说发展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安史之乱以后，传奇小说的通俗化倾向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与读者成分的下移、传奇专集的盛行等。传奇小说产生及发展渐次通俗化是多方面因素汇合的结果，其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及发展的逐渐世俗化对传奇小说的产生与通俗化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及促进作用。
本文主要从传奇小说衍生、发展、演变历程这一内部因素，及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进程对传奇小说的产生、发展的影响这一外部因素入手，分析阐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唐代传奇小说通俗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从传奇小说自身的演变历程看唐传奇小说的通俗化趋向。
就传奇小说的自身发展而言，有着由雅至俗的发展倾向。传奇小说孕育于秦汉史传这一正统的雅文学之中，从其中吸取了很多现成的经验。史传是小说的来源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诸子散文，也属于雅文学范畴，其中蕴含的叙事成分及寓言成分在表达作者意图及小说题旨、构思方面为后世小说发展提供了经验。六朝志怪小说是传奇小说产生的最重要来源。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权利之争极其残酷，士大夫阶层动辄得咎，因此士大夫阶层转向玄学，儒学衰微。儒学衰微的结果便是儒学对文学及民众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在陆机、刘勰等人的努力下，文学从从儒家功利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现，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次文学的大解放。政局的动荡、权利的争夺，导致民不聊生，于是社会民众转而投向宗教的怀抱。印度传入的佛教抓住契机，逐渐向下层民众渗透。在六朝玄谈、清议之风的影响下，志人小说大盛，在神道的影响下，六朝志怪小说流行。志怪小说虽然坚持实录的创作原则，但作品中不乏虚构与想象，而虚构与想象正是传奇小说构成的基本要素。志怪小说的创作宗旨是“明神道之不诬”，因此宗教色彩是作品的主要基调。然而在宗教外衣下，仍可见作品中体现出的世俗化色彩。即干宝所言之作品虽然主要“发明神道之不诬”，但亦有“游心寓目”之功能。这一娱乐化的功能是驱动志怪向传奇演变的重要动力。虽然六朝时期文学独立意识的增强，反映个人生活种种情感之作日增，然而这种闲情之笔，游戏之作却不被正统文学所重视，就小说的属性而言，六朝小说尚属于散文型，或者说，仍主要依附或产生于六朝世家贵族的玄谈、清议之风中，仍属于士大夫的雅文化，仍具有浓重的教化、劝诫意味。然而，至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传奇小说逐渐出现了由雅文化向俗文化转变的倾向。虽然由于传奇小说抄本传播的限制，唐传奇小说的流传范围很难超出文士阶层。唐传奇小说仍是由上层文士面向上层文士而作的、在上层文士之间流传的一种高雅消遣，但也逐渐摆脱了讥讽教化的雅文化桎梏，逐渐以愉悦性情为旨归，通过写不能登大雅之堂之事，寄予个人普通的情感，出现了明显的通俗化迹象。安史之乱以后，唐传奇更是蔚为大观，成就斐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理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正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安史之乱后，文人士大夫政治热情减退，振作精神消亡，偶有的力挽狂澜之心也很快在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边患四起中偃旗息鼓。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开始远离国政民生，转而投向感官刺激与享乐。一时之内，情爱题材的传奇小说盛行。唐传奇小说内容开始脱离上层雅文学，情调下移，通俗化倾向愈加明显。中唐时期，传统的门阀世族已基本消逝，文人多出身庶民，身份寒微。科举制的弊端使得很多文人怀才不遇，沉滞在下层。他们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失去了信心，“唯有取悦世俗，在我以一泄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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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