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作品是一种“理性类文本”

第一章 政治规囿下的想象

刘心武 70 年代末的作品之所以能收获如此高的评价，也仰仗于他较长时期的创作基础。需要指出一点的是，直到 70 年代末，刘心武的作品常以揣摩官方政策来确立自己的书写主题、想象方式。因此，我们不妨说，刘心武“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以及 70 年代末的作品属于同一个“集合”，都未能独立发出自我的声音，都是政治规训的“产物”。

第一节 作为“原点”的“十七年”作品
刘心武因《班主任》而“暴得大名”，其实，在《班主任》之前，刘心武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十七年”期间，以小小说、散文居多，篇幅较短，大多 1000字左右。刘心武将这些作品称为“习作”、“豆腐块”1，是一种自谦，但也道出了这一时期创作的真实状态：处于“临摹”的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然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意在分析的感知生活方式，我们在刘心武之后作品中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在刘心武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其“十七年”时期的作品扮演了“原点”的角色。从这个层面，梳理这些短小的“豆腐块”，对于拓宽刘心武研究空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甜蜜生活的书写
《多么好的阳光》（1959）讲述的是小英找妈妈的故事：小英与妈妈逛商场时走失了，在商场焦急呼唤“妈妈”的小英吸引了逛商场的人们，大家找来商场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英终于找到了妈妈。小说结尾处，小英与妈妈一起走在金晃晃的阳光下，叙述者不由自主地赞美道，“多么好的阳光啊！”2这种溢于言表的甜蜜、愉悦，是刘心武“十七年”期间作品的情感基调。
这种甜蜜的情感基调，秉承的是“延安文学”的传统。1942 年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加快了左翼文学建构“一体化”理想文学的步伐，草木丛生的日常生活被清理，仅留下一种颜色的鲜花。1942 年 2 月 17 日，《解放日报》发表何其芳的《叹息三章》。1942 年 6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刊登吴时韵的批评文章，是文指出“人们不需要诗人‘一起来叹息’，他们也不唱‘悲哀的歌’”1。1942 年 10 月 16 日与 17 日的《解放日报》，连载何其芳的《论文学教育》。诗人检讨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对“弱小人物呀，心灵的损伤呀，个性的可贵呀，空洞的反抗呀，各种各样的空想呀，等等”的“痴迷”。“在新社会里”，这种暴露“光明中的‘黑暗’”“却往往妨害了我们对于更粗糙更朴质也就是更正常更伟大的现实的看见与理解”3。像何其芳这样迅速转变创作立场的，在延安作家中非常普遍。丁玲、周立波等作家都曾进行自我批评，表示积极接受思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
至“十七年”，历经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清查“胡风集团”，“反右派运动”等运动，这种规范的边界日益清晰、明确。甜蜜，成为作品的唯一基调；歌颂“新人”、“新事”、“新生活”，成为文学的惟一方向。1956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随之，涌现了一批被称为“干预文学”的作品。以针砭时弊、干预现实为叙述动力，这些作品表现出了深切的忧患意识。然而，在政治的干预下，这些作品很快被指认为“毒草”。“干预文学”持续的时间虽然很短，却似转瞬即逝的流星，给黑漆的夜空添了绚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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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心武“文革”时期的创作：“文革”意识形态的注脚
刘心武“文革”时期公开发表了两篇小说，一个短篇，一个中篇。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收入同名短篇小说集《盖红印章的考卷》，这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的小说：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红卫兵中队委员周小琴成功制作烟筒拐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教育革命的合理性，从而彻底打消了文老师等人的顾虑。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1975）则讲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在大院工人同志的帮助下，儿童团团长、红小兵负责人方旗与资本家郑传善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该小说发表后，得到了主流批评的高度认可。《人民日报》认为，《睁大你的眼睛》“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书”1；《北京文艺》提出，《睁大你的眼睛》“是射向邓小平的一发子弹，是对邓小平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2。《睁大你的眼睛》的被褒扬，意味着，通过调整，刘心武已能更为自如地游走于“文革”时期的文艺规范。
如果说刘心武“十七年”时期的作品因对日常伦理情感的描述，尚有生活的实感，其“文革”时期的作品则完全脱离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彻底沦为阐释官方政策合法存在的注脚。如果说刘心武“十七年”时期作品传授的道理，尚具知识性，其“文革”时期的作品所阐释的相关“文革”政策则完全是反历史、反现代、反人性的政治激情想象。刘心武用文学的形式合理化这些政策的行为，完成自我对象化的同时，也沦为了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
一、从文老师到张老师：刘心武“自我”的一次放逐
“十七年”时期，文学是实现政治力量的工具，这虽已被设定为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然而，知识分子依旧可以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寻得些微的缝隙，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多么好的阳光》（1959）、《阿姨》（1959）、《桂花飘香》（1962）等作品呈现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友爱的生活状态。《窗影》（1961）、《播种》（1962）等作品在表达“向劳动人民学习”决心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作为知识者的社会效用。及至“文革”，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文学与政治被牢牢地粘合在一起，成为铁板一块。知识分子唯有“失语”，方能获得进入“文革”文学场的可能。这从《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里的文老师与张老师形象的塑造便可见一斑。
文老师是红卫兵中队委员周小琴的数学老师。相较于周小琴等红卫兵的“先进性”，文老师各方面都呈现出“落后”的面貌：其一，文老师对新出台的教育革命颇有微词，无法摆脱“旧的影响”；其二，文老师对红卫兵们的言行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得知周小琴没有参加考试，文老师立即对周小琴表现出极度的不满，言道，“这种考试，反正来不来关系也不大。”1
如果说文老师接续的是刘心武“十七年”时期作品中的教师形象——注重教学经验、尊重理论知识，班主任张老师则是对“文革”时期“理想”教师形象的一种想象。与文老师对教育革命的“满腹牢骚”不同，张老师总是保持沉默。考试即将结束，周小琴才满头大汗地进入考场，文老师立即质问道，“为什么对考试这么不重视？开卷考试，就可以随便不来吗？”2而张老师则“没说话，但他向周小琴投来了充满信任的眼光，好像在鼓励她：说吧，别着急！”3刘心武将这种沉默解释为是对红卫兵言行的默默支持，其实，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知识分子只有失语才能获得一席之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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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时代精神和新人面貌”

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主导着刘心武 80 年代之前作品的叙述立场。进入 80 年代，知识分子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承担起“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1的责任感、使命感。因此，较之前的创作，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的叙述者已然摆脱了政治力量的束缚，能够较为自信地表达其对世界的认知。中篇小说《日程紧迫》（1984）中有一位日夜奋笔疾书的评论家，“他已经酣畅淋漓地论述完了近期优秀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和新人风貌，而要转入对不良创作倾向的细致剖析了。”2评论家对优秀作品的体认——把握“时代精神和新人面貌”，道出了刘心武 80 年小说的核心思想。这种“时代精神”主要表征为，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肩负起振兴民族的责任。

第一节 刘心武问题小说与“新时期”初期文学
书写时代精神，是当代文学的传统主题。与其“十七年”时期作品直接呈现“新人”、“新事”、“新生活”不同的是，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主要是通过聚焦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共同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可以说，是 20 世纪问题小说一脉的承续。然而，在取材、情感基调、叙述立场等方面，它又表现出了明显的 80 年代特征。
一、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承续
较其 70 年代末小说，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的问题意识更为鲜明。这种聚焦社会问题的书写方式，是对 20 世纪问题小说，即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继承。
刘心武 70 年代末小说便开始尝试书写社会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不是围绕具体社会问题展开想象的，偏重于对“新人”、“新事”、“新生活”的讴歌：从《班主任》（1977）的题目，我们便能发现，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塑造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而“青少年精神创伤”问题则是在塑造张俊石形象的过程中“无意”发现的；《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1978）是有关一批青年在“文革”结束后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故事；《没有讲完的课》（1978）塑造了一位坚持讲授科技知识，与“四人帮”斗争的教师形象；《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1979）歌颂了一位誓将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祖国的工程师；《快乐》（1979）描写了一位为了学生数次失约于儿子的中学教师等等。
在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中，这种彰显人物优秀品质的书写方式日渐式微，“问题”意识日益凸显。《银锭观山》（1982）关注的是待业青年如何就业的问题；《日程紧迫》（1984）指出了党政机关对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过度干预的问题；《黑墙》（1982）、《蔚蓝色封皮》（1982）等作品呼吁不要侵犯他者的私人空间；《非重点》（1983）发现了学校重点与非重点划分的不良影响；《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1983）、《白牙》（1988）等作品指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信任的萎缩问题；《天伦王朝》发现了父母过度干涉子女婚姻的问题；《5·19 长镜头》（1985）指出青年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钟鼓楼》（1984）、《公共汽车咏叹调》（1985）、《王府井万花筒》（1986）等作品发现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们精神状态滞后于物质发展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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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调适”的气质
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分为“调适型”（accommodation）知识分子与“对抗型”（a spirit in opposition）知识分子。1“调适型”知识分子仅承担“‘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极易“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或人物”2；而“对抗型”知识分子承担了“调适型”知识分子工作的同时，“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3很明显，刘心武属于“调适型”知识分子一类。这从 1983 年“现代派”讨论中的刘心武态度便可见一斑。总体来说，刘心武对“现代派”持认同的态度。《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文中，刘心武对高行健的书大加赞赏：“近年来，报刊上散见的介绍西方现代小说发展情况的文章为数已然不少，也已经出版了一些较为系统地介绍作家、作品、流派、技巧的书籍。”然而，像“高行健统治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样的书还是很罕见的”4。与李陀、冯骥才等人不同的是，刘心武没有沉浸在“现代派”的狂欢中，而是“理智地”提出李陀、冯骥才、高行健等人的疏漏之处，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农村的面貌虽然在近一二年内有了一个很可喜的变化，既是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了，但农村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欣赏习惯还很难说有了多大的改变，因此，中国的作家为他们写作品时，尽管也无妨从高行健小册子所介绍和归纳的现代小说技巧中汲取营养，但毕竟还不能—律跌入“现代派”范畴中。不仅农村状况如此，就是一般的城镇居民中，许多工厂矿山和解放军部队中的工人、服务行业的各类服务员、战士，他们的文比教育程度和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趣味和欣赏习惯，恐伯也还很难消化“现代派”的文学作品。1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调适气质对刘心武想象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心武 80 年代之前作品的人物常活跃在公共空间，及至 80 年代，日常空间开始成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然而，刘心武无意于呈现日常生活的复杂、暧昧、感性，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社会的变迁、时代的风貌，才是刘心武的兴趣所在。“传统”与“现代”是 80 年代作家普遍面临的命题，刘心武亦不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是打开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的两把钥匙。
同样是相信历史理性信仰，坚信历史的发展遵循着一种上升的态势；同样是意图建构一个“现代”世界，由于“调适”气质使然，在具体细节的处理方面，刘心武与同时期的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眼里的“传统”是动态的，可改良的，后者则认为“传统”是藏污纳垢之所在；前者建构的“现代”世界，以“知识”与“理智”为原料，后者对“现代”世界的想象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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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学身份的焦虑与困惑 ............................ 72
第一节 景观化的时代主题.....................................72
一、“民间”：侠客梦的现实想象......................... 73
二、混沌的“消费”想象............................... 79
三、爱欲叙事：一幅灵魂缺失的油画............................. 83
第二节 徘徊于日常生活与形而上之间....................................86
一、“游戏”：《风过耳》的基本叙述语调............................... 86
二、《四牌楼》：审视空间缺失的想象................................ 95
三、《栖凤楼》：叙述者“参与意识”的自觉与消解......................... 101
第四章 《飘窗》：当下社会普遍心态的摹写 ............... 107
第一节 “荒唐”的现实世界......................................107
第二节 一段失败的“启蒙”..................................111
第三节 “犬儒知识分子”的叙述立场...............................114
第五章 刘心武小说的日常叙事风格 ........................ 117
第一节 清晰审美：刘心武小说的日常叙事风格...................................117
一、作为抒情载体的叙述语言.......................... 117
二、“绝对”理念的书写............................... 122
第二节 《立体交叉桥》：模糊审美的隐现........................................134
一、希望与失望情绪的混合............................ 135
二、“窝囊废”价值观的认同........................... 138
三、当代日常叙事的承继与突破........................ 140

第六章 “单向度”的“人”

由于理念的介入，刘心武的日常叙事呈现出清晰的审美特征。然而，仅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刘心武小说作为“理性型文本”是不够的。本章将着重讨论刘心武对“人”的书写，希望通过本章的分析，对刘心武小说作为“理性型文本”的一面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这里有黄金》（1979）、《如意》（1980）等小说发表之后，刘心武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文学作者，最要紧的还是具有文学眼光”，“一种人的命运感，一种对人的心灵的解剖”；“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写人的命运，以人物为重心，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1。“人是目的。观念不是目的。”2但是，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刘心武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谈表达的文学观并不吻合，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的。我们在刘心武小说中很难看到像刘再复所言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3，刘心武笔下的人物普遍呈现出一种单质的性格。

第一节 “专制”的叙述者
一、无处不在的叙述主体眼光
“从小说叙事话语的语式来看，描述和讲述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类型。”4刘心武小说主要采用的是“讲述”的语式。“在‘讲述’这种语式中，作家不仅可以提供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过程和结局，而且可以对人物直接进行评说和判断。”1相较于一般“讲述”语式的作品，刘心武小说叙述者对小说人物言行的控制要更为严密。这种控制遮蔽了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令叙事呈现出一种清晰、明快的风格。
“回忆”是刘心武小说非常重要的“讲述”故事的方式。人物在回忆自己某段经历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两个主体：一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二是经历故事事件时的‘体验主体’。”2以《醒来吧，弟弟》（1978）为例，小说中的“弟弟”分别给“哥哥”和卢书记讲了他的“文革”经历，作为回忆者的“弟弟”便是叙述主体，故事中的十多岁的“弟弟”是体验主体。
同样是用回忆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不同作家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余华《活着》里的福贵回忆他一生经历的过程中，叙述主体的眼光总是在观察着故事的发展，但是，具体到细节部分，叙述主体又时常会放弃自己的眼光，改用体验主体的眼光。在回忆的过程中，年迈的福贵经常会对自己曾经的行为，或懊悔，或感叹，或无奈 忆及家珍劝其离开赌场回家的一幕，福贵不禁悔恨道：
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阿，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1
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像这种叙述主体直接对体验主体的言行进行价值评判的场合，仅在福贵行为直接影响到亲近的人时才会出现，比如妻子、女儿、母亲等人。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叙述主体的眼光在干涉体验主体的眼光，不如说是叙述主体的眼光在干涉受述者（“我”以及读者）的眼光。叙述主体眼光的突然干预，强化了叙述主体所要表达的情感、立场，这种强化对受述者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影响。福贵此处对自己曾经行为的谴责，极易引起受述者产生类似的情感态度。当福贵的言行与身边的亲人没有直接关系时，体验主体的眼光常常会替代叙述主体的眼光。譬如，福贵对自己曾经嫖娼行为的回忆，便采用了体验主体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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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作为理性型作家的刘心武

通过上文的分析，刘心武小说“理性型文本”的一面得到了细致的呈现。然而，如果我们想判断刘心武是一个理性型作家，仅依据“理性型文本”是不够的。根据“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方式的不同，王学谦先生将作家分为两种类型：生命型作家与理性型作家。“在生命世界观中，人与世界是交融在一起的，并没有理性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分离、对立。”与生命世界观不同，“理性世界观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与世界是分离性的，即人作为理性主体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作为客体的世界进行观察、分析，并获得清晰的理性原则。”1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刘心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方式，来进一步丰富作为理性型作家的刘心武的形象。
建国以后一直到当下，中国主流文学的主题、表现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剧烈的变动。部分作家的创作与主流文学的变化似乎关系不大，总是稳定在一种创作状态中。譬如，汪曾祺呼应了沈从文的田园抒情传统；余华总是执着于个体与世界的对抗；林白则着迷于个体的孤独感。并不是说时代热点没有投射在这一类作家身上，而是这些作家更愿意表现自我的能动性。时代热点、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作为“非我”存在的“世界”与“我”是“交融”的。换言之，在这些作家眼里，“世界”本质上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投射对象，征服“世界”与彰显自我是同一的。莫言小说多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红高粱》的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1987 年 5 月 27 日的山东苍山的“蒜薹事件”令莫言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于是有了《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故事取材于晚清高密乡民拆毁胶州事件；《蛙》则紧紧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展开丰富的想象。然而，莫言无意于判断这些历史事件进步与否。与其说莫言在描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颇为重大的事件，不如说莫言是在描述“人 ”是如何参与形塑历史，又是如何被历史淹没的悲剧。
我们在刘心武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清晰的历史背景。《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讨论的是“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事件，《班主任》（1977）、《醒来吧，弟弟》（1978）、《没有讲完的课》（1978）等小说与政府清洗“四人帮”“余毒”形成呼应，《钟鼓楼》（1984）、《公共汽车咏叹调》（1985）、《兔儿爷》（1987）等小说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风过耳》（1992）、《四牌楼》（1993）、《栖凤楼》（1996）等长篇小说则描写了推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生活状态。然而，刘心武小说却采取了与莫言、余华等作家截然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首先，刘心武对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以社会主流政治来进行价值判断的。《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以周小琴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成功制作出“烟筒拐脖”事件论证了当时正在推行的“教育改革”政策的合理性；《班主任》（1977）、《醒来吧，弟弟》（1978）、《没有讲完的课》（1978）等小说通过对“四人帮”残害人们精神的控诉，响应了清洗“四人帮”余毒政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钟鼓楼》（1984）、《公共汽车咏叹调》（1985）、《兔儿爷》（1987）等小说写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风过耳》（1992）、《四牌楼》（1993）、《栖凤楼》（1996）等长篇小说虽然也描述了市场经济推行后社会出现的系列问题，然而仅仅揭露问题不是刘心武创作的最终目的，将之叙述为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才是刘心武的深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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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