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闻政策”研究

一、绪论

（一）研究价值
本文所研究的战时新闻政策特指我国 1936 年到 1945 年抗战时期的新闻政策。战时新闻政策是“战时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战争状态下新闻事业生存状态的体现。战时新闻政策既是国家推出的政策之一，也是战时国策的重要一环。抗战时期，国家境况无不由新闻报道体现出来，因此无论是新闻行业，还是针对新闻行业的新闻政策都尤为重要。本人梳理了 1936 年以来国内学者和报人从不同角度对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并揭示了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情况，以期能给后来者提供新闻政策研究的思路与方向。1936 年以来，全国以“战时”命名的新闻同业组织，或以“战时”自励的新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战时新闻政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规范新闻行业以至于取得宣传战胜利的保障，在当时引发政府、新闻学者和新闻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同时有关“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目前相对匮乏，亟待补笔。笔者认为该选题有如下几方面的研究价值。
1、探讨新闻报道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在战争中，舆论的变更很容易被谣言和各种宣传所诱惑，政府需要对舆论进行一定的统治以保证舆论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证明，新闻舆论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在战争时期，新闻报道需要战时新闻政策来指导，才能发挥其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作为规范抗日战争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战时新闻政策，是否应该存在，其制定过程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误区，以及如何运用正确的战时新闻政策达到既报道新闻又协助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新闻报道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肯定会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如何避免消极影响加强积极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战时新闻政策提取有益的参考经验。
2、重新树立“战时新闻学”的学术地位
在当前学术界，新闻学史研究很多时候附属于“革命史叙事”的研究范畴，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战时新闻学界的全部面貌。对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可以重新引起人们对于“战时新闻学”的思考，从历史的角度，补充盛极一时的“战时新闻学”的研究内容，这对构建一部客观公正的中国新闻学术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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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抗战时期关于“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的资料相对较多，本人通过各种渠道买到了相关绝版书籍的复印件来研究。当代，有关“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种：一是重庆师范大学张育仁发表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该文主要针对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关于战时新闻政策也有一定的探讨。二是庄廷江的《“战时新闻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专门针对战时新闻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其研究主要涉及战时新闻学者在基于战争状态和原有的追求新闻自由思想的双重考虑下提出的新闻政策方案。三是曹立新《在统治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该文谈到了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政策的实施情况。纵观以上文献，目前关于“战时新闻政策”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探寻战时新闻政策概念的源头
早在战争初期学者们就对战时新闻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思索与探讨，并且为战时新闻政策下了不同的定义。当代人对战时新闻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时候只是顺带提到了战时新闻政策，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定义的梳理。只有张育仁教授在其文章《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中对战时新闻政策定义的来龙去脉有相对清晰的介绍。他认为无论是任毕明还是赵占元或者王新常、任白涛、张友鸾、杜绍文、孙义慈、刘光炎、田玉振等人的对战时新闻政策的定义都是由张友渔转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里的一句话来的，即“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后面的研究者都是将“这些潜隐的思想资源由‘阶级’改为‘民族’，由‘斗争’转化为战争，由‘阶级斗争’的新闻统制转化为‘民族战争’的新闻统制”。这就为战时学者对新闻政策的定义找到了最根本的来源，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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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学者关于战时新闻政策的理论性研究

（一）战时新闻政策概念界定
早在战争初期，学者对战时新闻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思索与探讨，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战时新闻政策的“工具性”界定
新闻学者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专门有一章研究“战时新闻政策”。任毕明在书中提到：“什么是战时新闻政策？简单点说是把新闻政策配合到抗战或国策里去。”他认为战时新闻政策是具有积极性、敌对性和统一性的新闻工作，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反对自由主义的竞争，它是和一切抗战工作分不开的，是抗战的一部分。“战时新闻政策就是在国策之下而发挥国防的力量的一种政策”，他认为新闻记者要针对地方而行动，有计划有步骤，有理性。也就是说战时新闻政策是为抗战服务的一种政策，而且是在对敌战争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之一。
著名报人杜绍文提到，“新闻政策到近代，自然而然的变成国策的一部分，它以国策为政略战略，而以纸张、笔墨、广播、放映等工具为利器从事于克敌制胜的思想战、言论战等战斗战役，而预期收获利己损敌的战果。”其论述也是在强调战时新闻政策在对敌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是对敌作战的重要工具。
新闻学者赵建新在《新闻政策》中提到：“新闻政策是国家整个政策的一环，它是实施整个政策的一种动力。政策是国家谋实现正式上的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方案，新闻政策诉之于全民，希望人民一致动员，以实现其政治上的目的所采取的主要宣传方策。”其主要也是在强调新闻政策在实现政治目的和统一行动上的实际意义，也是其工具性的具体体现。
从战时新闻学者和业界人士呼吁制定战时新闻政策开始，就是从战时新闻政策的工具性出发的，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如何才能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战时新闻政策是指导战时新闻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有力保障，充分发挥战时新闻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也是在为抗战的胜利增加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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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新闻政策合理性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蚕食，中华民族的存亡备受各界人士关注与担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各界人士都在努力寻求救国图存的良方。新闻界作为国家民族的“环境监测器”，任重而道远。新闻学者和业界精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探讨。他们一致认为要适当实行战时新闻统治，因此学者们对战时新闻政策的合理性展开广泛研讨。
1、借鉴“欧战”经验，论述新闻作为“文器”的作用
首先，新闻对“欧战”战局影响巨大。在欧战未爆发以前，英国路透社与法国哈瓦斯两大通讯社，即向世界作不利于德国的宣传，德国的大陆电讯社虽亦急起直追，与其抗衡，但因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宣传力度甚微。德国总统鲁登道夫说：“我并非在战争上失败，而是因为德意志没有一个泰晤士报的原因。”德国军事家凡米特将军说过：“新闻宣传将利用为武器之一，其价值与大炮和化学兵器相等”。战争中的胜利既包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包括在精神上使敌人投降。因此进行思想战，打击对方“士气”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闻是现代思想战的有效工具。英国记者李特说过：“在战斗的准备上，必须具备金钱、钢铁和报纸三个要件”，战时学者认为“金钱和钢铁固然重要，其最后的决胜工具，则有赖报纸的宣传”，他们提到在民族急剧斗争中，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懂得新闻政策。在战时，新闻的作用表现在“在对内宣传方面，他是国民精神动员的发动机，胜利前途的指挥棒。对政府领袖方面，它是一个很普遍的参政机关，又是一个经常的政治情报机关，和有力的策动机关”。如此巨大的作用倘若能够被好好利用，必然为抗战救国提供巨大的帮助。报纸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传播消息，二是指导社会。在战时由于前方战况、敌军实力等急需迅速报道，及团结全国共同抵御侵略者的信念急需宣扬，报纸的任务会加重。因此战时对新闻的统治意义重大。
其次，战时新闻政策有利于增强新闻战斗力。鉴于新闻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认为，政府要去统治舆论以保证战争取得胜利，他认为，“平时一个社会里的舆论是一致的，是常常改变的，而在战争时期，舆论的变更，很容易被谣言宣传所诱惑。然而就政府的立场而论，在战时国内的舆论，务要求其一致；一致的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主张及一切的行动，否则战事就无胜利的希望，因为舆论对民气、士气，是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或甚至在未宣战之前，一个有力量的政府必定努力去统治舆论，操纵舆论，使其能一直作为政府的后盾”。钟期森认为应该通过制定新闻政策来实现舆论统一增强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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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党政府关于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15
（一）国民党政府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 15
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消极的新闻政策与舆论统制..................16
2、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基于民意通过的战时新闻法案...........................17
四、 战时新闻政策的历史反思....................... 22
（一）新闻界与国民党战时新闻政策对抗的反思...................23
（二）新闻政策与新闻事业发展关系的反思................... 24
五、 结论................26

四、战时新闻政策的历史反思

（一）新闻界与国民党战时新闻政策对抗的反思
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政策以消极限制为主，而限制的对象又以中共报刊为重点。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矛盾和斗争基本结束，共产党报刊也开始公开化。此时国民党最关注的就是共产党的言论是否在与国民党政府作对，国统区的新闻检查的焦点放在了共产党所办的报刊上。《新华日报》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它所引导的舆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成为了与国民党的过分新闻统治相抗争的典型，并引发国民党更加严厉得控制。
《新华日报》自创刊后就每天接受各种检查，当时凯丰曾谈及新闻检查时说：“从头到尾，包括广告、标题均须检查。检查所删改的必须照改，如果不照改的话，每天早上二时左右，就派三个宪兵三个检查员，一个便衣特务‘坐镇’报馆，亲自校正。如发现没有照改则必‘勒令’重排，并用铁铲将字铲去，或威吓工人停止印刷”。其中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就是为了对付《新华日报》而制定的。1939 年 5 月制定的《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特别规定了“敌人分化侮辱我国之谬误名词”和“一般欠妥名词”并且相对应提供了“正确名词”，其中的“一般欠妥名词”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报刊的用词。《新华日报》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报纸也曾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捣毁和破坏，其间也因为发表关于抗战和关于国际国内情况的客观分析而遭受到警告、严重警告、扣押报纸等处分。为了应对国民党的严厉新闻检查，中国共产党的报刊采用各种策略进行抗争，以争取言论自由。共产党采用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的方式进行抗争。例如：利用中央社，宣传中共主张；配合其他报纸，阐述中共思想；巧设修辞，增强宣传效果。同时还通过推迟送检、暴检、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矛盾等应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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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战时新闻学”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新闻界兴起的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研究主要是针对抗日战争这一惨烈的民族斗争中新闻学本身发挥的战斗性和文化武器的功能。新闻成为当时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强调新闻界在抗战救国面前应该拿起自己手里的武器，承担“新闻救国”的重任。而“战时新闻政策”是整个“战时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战时新闻学者普遍呼吁政府制定战时新闻政策以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民族战争的胜利。新闻界学者和记者们结合国际各国和中国的具体情况针对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有着广泛的讨论和不同的设想，纷纷设计了各种战时新闻政策的方案以备国民党政府采择之用。他们认为在国难当头，适当得放弃一定的新闻自由是必要的，况且自由和控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能利用新闻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新闻这一“文器”的力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也是值得的。然而国民党政府通过各种新闻统治法规、政策建立起来的战时新闻政策是以检查制度为主的消极的新闻政策，从而遭到了战时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诟病，也给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间报刊合理的宣传抗战报纸造成巨大损害，严重超越了以“抗战第一”为原则的初衷。特别是当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政策日益发展为特意针对共产党的行为后，遭到了共产党报刊的抵制，共产党报刊采用各种手段抗争以争取不违背“抗战第一”原则下的新闻自由。综上所述，一个合理的战时新闻政策，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它要遵守国家的最高国策，且新闻检查标准必须要简单明了，只有这样才可以准确把握。也就是说，在不违背整个民族利益的情况下，新闻记者应该得到名副其实的言论自由，人民应该保有其发言权和批评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