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杂志》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贡献

1 绪论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我国新闻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前期，是以国外传教士在我国的新闻活动理论作为基础，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新闻模式。1918 年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不断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新闻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大学课程进行研究，这成为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一座里程碑。
期刊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平台，对于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光仁先生认为，中国新闻学发展的主要平台是报纸和期刊，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新闻学研究有了新平台。报纸与期刊相比较，期刊更为重要，因为期刊对新闻学的某些问题可以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与分析。在期刊中，新闻专业性的较少，且期刊大多寿命不长，主要靠综合性期刊。其中《东方杂志》可谓佼佼者，做出重要贡献。
《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厚广泛的综合性期刊，享有“杂志界的重镇”、“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等美称。而对于新闻学研究而言，《东方杂志》可谓是新闻学研究的摇篮与温床。《东方杂志》上可见的，既有《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论报馆之有益于国》、《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等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新闻学研究奠基之作，更有《新闻学大意》、《德法两国报纸的比较》等形成较成熟体系的研究型文章。此外，戈公振、徐宝璜、邵飘萍、马星野、任白涛等一批新闻学研究领路人，其作品都在《东方杂志》中留有踪迹。1913 年，邢云霖在其著述《中国杂志史简述》中称《东方杂志》“可谓旧志中之鲁灵光矣”。
而论文作者观察对《东方杂志》已有的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解读，多是从《东方杂志》本身的办刊理念与编辑方针出发，而把《东方杂志》当作载体，将《东方杂志》中关于新闻学研究的文本选取出来当作研究对象的较少，故以《东方杂志》与中国新闻学研究为选题，通过考察《东方杂志》（1904-1948）中与新闻学研究有关文本来探索其对新闻学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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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论文作者汲取新闻学、传播学、历史新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对刊发在《东方杂志》上 133 篇有关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文本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对它们的概括介绍，提炼出几个角度进行阐释，如新闻媒介研究、新闻理论研究、新闻记者研究等，同时结合作者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
定性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文献分析法，本文首先充分搜集与论题相关的文献资料，既包括对《东方杂志》的研究论文，也包括刊发在《东方杂志》上的第一手资料即新闻传播学研究文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
定量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东方杂志》上新闻传播学研究文本的内容分析，概括出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而丰富新闻学术史的内容。同时适当使用量化统计方法，对这些论文进行量化统计分析。
比较研究主要是针对《东方杂志》上新闻传播学研究文本的内容，结合时代目的是考察《东方杂志》对近代新闻学研究面貌的呈现，这些研究体现了《东方杂志》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哪些影响，以及《东方杂志》中有关论述对当代新闻工作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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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方杂志》的发展概况

2.1 从“文摘型”杂志到大型综合期刊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进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带来的阵痛激发了一大批文人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随着国门打开传入中国，中国社会面临着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而报刊杂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其本身与所承载的思想形态、学术文化也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方杂志》诞生了。1903 年 12 月，在商务印书馆首次编译会议上，夏瑞芳提议创立一本综合类杂志，张元济等人附议。1904 年（华历甲辰年）3 月11 日，《东方杂志》正式在上海创刊。刊名初拟定为《东亚杂志》，后因恐与德国驻沪领事馆的德文版《东亚杂志》造成版权纠纷，遂改名《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初为文摘型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略仿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Review of Review）体裁”，主要设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小说、丛谈、新书介绍等 15 种栏目，按照先国内、后国外的次序来分类论述。杂志用“洁白洋纸”装订，每册约 250 页、15 万字，此外还附上约十幅插图。《东方杂志》每册价格为大洋二角五分，“预定全年 12 册者，一年计本埠二元五角，外埠三元。”
在出版方面，《东方杂志》最初的 1-6 卷是按月刊发行，民国前每与人农历二十五日发行，民国后变为每月逢公历 1、10 或 15 出版。从 1920 年的第 17 卷起，《东方杂志》改为半月刊，其中 1920 年至 1931 年的 17-28 卷每月公历 10、20 号出版，1932-1947 年的29-43 卷每月公历 1、16 号出版。从 1947 年 7 月起，又短暂改为月刊，出版时间不定。版式上，1911 年的 8 卷以前是大 32 开，之后都是 16 开。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杂志》在成立后到 1948 年终刊，编辑群体有所更迭，办刊宗旨、栏目设置也均有所改革。《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中规定的 15 种栏目，实际上只体现在第一本刊物上，第 8 卷 1 号又登有“本志大改良”、“本社悬赏征文略例”，阐明了杂志改良的要求与必要性。而后面的一些刊号上，又载有“本志之希望”、“编辑室杂话”等栏目，体现了时代的新要求。
《东方杂志》前后共出 44 卷，817 期，从最初的文摘型杂志到后期的大型综合期刊，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经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自己的言论文章，而《东方杂志》在不断发展地进程里，也如实记录着社会思想的变动。它能为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详实的史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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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辑群体的更迭与办刊理念的变化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籍传播学者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的规定，或是根据‘把关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东方杂志》能够反映其编辑者的社会思想与政治主张。也正是《东方杂志》历任主编呕心沥血、筹谋经纶，才推动了《东方杂志》从草创期走向成熟期。
在探讨《东方杂志》时，张元济先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奠基人。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维新变法时期是“新党”成员，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此后，面对民族危亡与清廷政治腐败，张元济选择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02 年，他从南洋公学辞职，来到了当时的商务印书厂。张元济对《东方杂志》的重要影响，不在于其为杂志撰写过多少稿件，有什么轰动一时的作品，而在于其将自己铸就的宽容、独立的精神融进了《东方杂志》。其一直保持着与政党政治活动的适当距离，维护了商务印刷馆相对独立的机构形象。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张的好友——同科进士汤寿潜正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几次恳请张为其筹划政事，张元济以自己是旧式党人为由推辞了。在与政治事务保持距离的同时，张元济对变革的时代抱有包容、开放的心态，比如在晚清积极主张收回路权运动、在《东方杂志》刊登拒载日本的商品广告、为支持国货为南洋烟草公司优惠做广告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东方杂志》包容调和的基调。
对于《东方杂志》的报刊主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是因为《东方杂志》创刊以来，并不是一直都标明主编的姓名的，而是从清末年间，清政府对报刊的律法实行规定以后，才开始在报刊首页标注主编姓名，而这时的《东方杂志》早已发行了 5 卷，所以对于《东方杂志》的主编具体包括那些人，还有待进一步的进行查证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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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方杂志》与中国新闻学研究之开展............................ 14
3.1 带有启蒙色彩的新闻学理论研究......................... 14
3.2 走向系统化的新闻学实务研究........................ 18
4 《东方杂志》对早期新闻学研究的影响......................... 27
4.1 “开启民智”：新闻观念的启蒙......................... 27
4.2 对自由主义学术研究立场的追求................... 28
5 《东方杂志》对当代新闻工作的启示................... 33
5.1 坚守“新闻纸之道德”...................33
5.2 重视报纸的舆论引导功能.................. 35

5 《东方杂志》对当代新闻工作的启示

5.1 坚守“新闻纸之道德”
现代媒体的兴起给新闻传媒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在其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新闻道德这一理念逐渐进入大众的视线。新闻道德是对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一种基本要求，要求从业者坚守职业操守，发掘新闻的本质，客观反映事实真相，为大众读者负责。然而在新闻事业的飞速发展阶段，随着大量从业人员的涌入，国内媒体环境的日益复杂化，新闻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新闻道德缺失的现象频频发生，大众对新闻机构坚守新闻道德的呼声也日渐强烈。
新闻道德缺失的具体表现是：部分新闻机构为了在新闻市场中争取利益而不重视新闻质量，在新闻发表时也罔顾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故意制造噱头或者新闻热点来吸引读者的眼球，造成了新闻业的公信力缺失；另外，部分新闻机构为了抢夺热点，故意制造虚假新闻，混淆视听，让大众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误解。还有的新闻从业者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故意报道低俗新闻来吸引读者。还有的新闻机构在新闻发现的过程中，受到利益的趋势，对一些社会现象不予披露或者选择性披露，丧失了新闻从业者的客观公正原则，给社会读者群体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印象。
新闻道德失范严重影响了新闻相关当事人、社会公共利益，严重破坏了媒体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公信力。如何防止新闻职业道德失范、坚守“新闻纸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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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东方杂志》：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启蒙者”与“助推者”
《东方杂志》诞生于晚清，历经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 45 年。《东方杂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在于其打开了一扇近代新闻学研究的窗口。
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东方杂志》对于新闻学理论研究、新闻学实务研究、中外新闻史研究、舆论宣传研究的具体展现。例如：报纸“左挈国民，右督政府”的社会功能、报纸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新闻权威性、能记录客观现实（客观性）、准确性与及时性等新闻学之“要端”、新闻采写编评的具体技巧、舆论中“士夫”和“庸众”不同的地位、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性等等。这些阐述有益于厘清我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脉络，也显示了《东方杂志》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价值。
而除了是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见证者”，《东方杂志》本身也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从早期新闻观念的启蒙，到自由主义学术立场的形成，再到新闻学研究走向专业化，一代又一代报人、研究者通过《东方杂志》阐述、交流自己的学术观点，《东方杂志》对新闻学研究而言，身份已经由“见证者”上升到“启蒙者”、“助推者”的高度。
总结而言，《东方杂志》对于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贡献表现在新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一是报人、学者评介新闻业的文章，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刊登名人、学者的文章是《东方杂志》吸引读者的一大举措，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东方杂志》曾刊登过邵飘萍、戈公振、梁启超、马星野、任白涛等著名报人、学者有关新闻学研究的著作文章，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其中，徐宝璜的《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发表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戈公振、邵飘萍、任白涛等一大批新闻学者通过《东方杂志》发表论著，他们共同建构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杂志》还刊登了几篇介绍照相技术和无线电事业的文章。而在此之后，广告与广播电视研究也开始登上《东方杂志》的舞台。相关介绍与研究文章有《广告心理学概论》、《世界无线电广播事业之鸟瞰》、《美国电视试验之成功》、《电视及其新进步》等。无线电技术的应用是当时世界上出现时间不长的“新媒体”形式，这些文章的刊登表明，当时中国新闻界对西方世界新媒体技术形式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十分关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