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引领公共服务变革的广东实践范文——基于粤省事的分析

本文将国内外数字政府的相关实践经验进行解析，得出数字政府的特点，并通过文献分析法解析出公共服务的五个变革要素，分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公共服务供给动因、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根据数字政府的特点与公共服务的五个变革要素进行技术衔接，最后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的实践进行案例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互联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工具。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也导致了大量数据的产生，人们已经正式踏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强大的储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应用到商业领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且方便的私人服务。由市场主导的私人服务产品提供方式的创新，其便捷性使用户对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产品[1]的供给也提出了相应的创新需求。除此之外，目前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共服务领域面临供给的变革。供给侧改革所倡导的破除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调整、创新供给模式、扩大供给、提高质量，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服务的领域。
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公共服务供给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等等，已经创新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然而，当前我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深层的障碍。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不足，供给与民众的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存在困境[2]，质量和效率不高，也加剧了供需矛盾。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改革的关键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其中“补短板”是提高资源配置的资源和效率，平衡民众需求和供给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民生建设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民生密切相关，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是满足我国民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途径。而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商业服务模式的创新，在其功能的全面、操作的便利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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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欧美国家政府开始了电子政务应用于政府改革的议程，国外对数字政府的研究也逐步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帕特里克·邓利维认为，数字化变革是公共治理变革的未来主要趋势，强调政府的整体性建设，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与政民的直接联系[4]，因此大数据技术也被认为是市场、组织结构、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革[5]。随着大数据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起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外学界对数字政府的研究也更加重视，许多高校成立了数字政府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对数字政府展开系统的研究。当前国外针对数字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意义、数字化改革对政府行政模式的改造、数字政府的具体建设路径、数字政府的演化以及数字政府的绩效评估等几个方面。国外许多学者具体分析了数字政府的优越性，有学者认为，数字政府是通过先进的技术，通过实现一体化的政府管理，不断创造公共利益[6]，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利用互联网技术能够为公众提供更高质量、快捷方便的服务，对使用者来说也是拉近了其与政府的距离[7]，而数字政府的成功，就在于数字政府的使用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可以降低成本，并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8]。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是数字政府的目标，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改变原有的政府办公方式，因此西方学者以“共享”和“公众导向”为关键词，展开了对数字政府的具体建设路径探讨以及对数字化改革对政府行政模式改造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分析了数字政府搭建的模型，其中包括政府部门的整合、整体性管理和统一的平台，以需求驱动各部门协同[9]，其中以公众为导向包括了服务的导向以及对按照公众得需求对数字政府的平台进行设计，满足公众的使用感受[10]。针对数字化改革对政府行政模式的改造，美国学者诺威克探讨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共享数据的方式，让公众和社会参与到政府的实践中，从而使政治参与更加民主。最后，围绕如何使数字政府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国外学者和社会都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在世界经济论坛、早稻田大学以及戴瑞·韦斯特团队的报告中，都分别从界面使用、数据管理、基本功能、网络准备度等等多种方面对全球数字政府建设展开评估和研究，并以此强调数字政府的重要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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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数字政府的内涵
我国学界对数字治理的研究对比西方学界开始较晚，早期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电子政务、电子政府领域。电子政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化、信息化的产物。研究以往的文献，电子政务指政府在进行政务活动时，通过对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应用进行办公和社会管理的新型管理手段[24]，电子政府则是建立在电子政务的管理手段上的新型政府运作模式。电子政务则是优化政府运作的工具[25]。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使政府意识逐渐从为公众提供信息和服务向加强公众参与转变[26]，电子治理（e-governance）的概念也被提出。王浦劬和杨凤春认为，电子治理是信息时代的表现形式，对改变政府内部结构和公众参与形式都有重要影响[27]。
研究初期，电子治理也被称为数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然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信息技术呈现全民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而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数字化环境[28]，大大增加了需要处理的信息和数据量，同时也改变了政府与公众接收、处理信息和数据的方式。也使电子治理与数字治理的概念被区分开。政府的治理方式也由电子治理转为数字治理。
2006 年，帕特里克·邓利维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系统地阐述了数字治理的产生背景与数字治理理论的整体框架[29]。数字治理是通过先进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使政府内部与外部资源整合和协调，达到有效治理。通过对数字治理内涵的梳理，数字政府的本质就是在政府理念革新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政府职能和体制的转变与重塑，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以建设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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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于政府的全面干预政策所导致的官僚主义带来了弊端的背景下，政府部门臃肿，体系僵化，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扩大的局面，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府的重要抓手。最早由奥斯本·戴维具体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主张改革原有僵化的政府体系，使政府掌舵，将广大公众作为顾客，使广大公众参与到管理中，将政府效益和竞争机制作为政府提高其服务质量的目标和手段，用市场机制推进政府体制变革，从而创建一个“企业家政府”[38]。随着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成为讨论的热点[39]，在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登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的职责是服务，取代了之前的掌舵理论，认为政府不是行政活动的唯一主导者，政府承担的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和指令引导公众的角色，而是与社会与公众共同作为行政活动的参与者，承担的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为了达成政府的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政府需要对公众需求以及发展趋势的洞察力，以及一个开放性、参与型的政府服务体系，在此体系下，政府不是服务的单独生产者和垄断者，而是由社会参与到生产中，共同实现公共利益[40]。此外，公共服务理论批判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企业家政府理念，认为企业家是自私的，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与企业家的逐利目标不同，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将公众放于政府利益之上。公共服务理论也批判了将公众作为顾客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能简单根据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进行互动，政府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不能选择自身的顾客，在服务的提供中必须注重公平。新公共服务理论以“以民为本”作为理论的内核，对政民关系和政府责任有了新的定义，是民主的理念的发展和延伸。对于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来说，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以公众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对公共服务改革有着重要作用，是引导政府思维转变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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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政府建设的多重驱动因素......................... 15
3.1 问题驱动 ............................... 15
3.2 战略驱动 ................................... 17
3.3 理念转变 ........................ 18
第四章 数据政府建设的实践过程：以粤省事为例....................... 23
4.1 优化运营模式......................... 23
4.2 转变服务思维......................... 24
4.3 丰富服务内容......................... 25
第五章 数字政府引领公共服务模式变革的优化路径........................ 29
5.1 数字政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 29
5.2 数字政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动因转变....................... 31
5.3 数字政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精细化 ................... 33

第六章 案例佐证的数字政府创新

6.1 消除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共享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数据和信息为资源的网络社会。大量庞杂的数据作为有效的战略资源如何有效应用是当前政府治理的重要问题。而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等技术则进一步加强了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为数据和信息价值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数字政府的建设就以技术手段作为支撑，消除了两个方面的数据壁垒。第一个方面是消除数据类型之间的壁垒，数字政府利用技术手段所能收集的数据主要分为三个大类，政府数据、企事业单位数据和用户数据[68]，数字政府在对其进行分类、细化后又再度整合，为数据信息重复创新利用和深度挖掘联系创造条件。第二个方面是打通信息所属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在以往的政府管理、服务活动中，数据根据类别分属在不同部门，部门互相之间缺乏数据往来和沟通，而数字政府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实现不同部门间数据和信息的流畅交叉与利用。在消除数据壁垒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政府能够实现数据共享。根据共享目的和对象的不同，实现数据共享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实现数据信息与社会的共享，将政府所收集到的信息共享给公众，以此达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实现数据信息在政府部门间的共享，以此达到信息资源更加高效利用的目的。伴随着数据共享，数字政府也比以往传统政府更加注重网络与信息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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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等技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与沟通方式，也为政府的执政方式带来了挑战。数字政府的改革，是顺应信息化革命的变革，也是应对信息化浪潮，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行政能力的尝试。而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关注领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问题在我国各个地区普遍存在，转变政府职能，满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建设服务型政府，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随着世界范围内以及我国多个省市数字政府改革初见成效，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点。数字政府以其先进的技术，全面转变了政府的职能和治理方式，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职能，也是数字政府的重点改革领域，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然而当前学界对数字政府变革公共服务的具体技术衔接讨论较少，因此本文从该角度出发，整理与分析了数字政府的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文献，以及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分析以往文献中数字政府与公共服务的关联，本文将国内外数字政府的相关实践经验进行解析，得出数字政府的特点，并通过文献分析法解析出公共服务的五个变革要素，分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公共服务供给动因、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根据数字政府的特点与公共服务的五个变革要素进行技术衔接，最后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的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数字政府的改革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公共服务供给动因、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五个方面驱动了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变革。数字政府的改革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效率，提高了公共服务质量，也极大提升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二，从具体层面来看，数字政府的改革使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由原本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变为企业、社会与政府等多元的供给格局，并为多元主体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路径。三，供给动因由以实现政府利益为主转变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主，使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的价值取向贯穿于整个数字政府的改革中。四，供给内容从原本的以政府取向为主的粗放化的内容供给转变为以公众需求为主的精细化、个性化内容供给。五，供给方式从原本的分散化、复杂化的供给转变为一体化、协同化、便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