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开始由人们对于物质产品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单靠政府部门难以有效解决，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公益文化因素、政府管理因素等影响，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和成都等发达城市，社会组织发展较快，发育也较为成熟，这些社会组织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实情，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普遍发展较慢，力量弱小，其社会效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如何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昌是我国内陆一个比较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当地政府为了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2014 年该市 Q 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本文将对南昌 Q 区政府社会组织培育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我国其它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提供借鉴。
1.1.2 选题意义
现实意义：本文以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对象，研究其如何通过政社互动的方式来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总结南昌市 Q 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优秀经验与不足，努力探求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良策，并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实践。
理论意义：基于第三方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嵌入性理论构建欠发达地区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解释框架，并用此框架分析南昌 Q 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背景、发展难题、培育方式、三种成长模式、网络建设、经验价值及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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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社会组织”是一个中文语境下的概念，在我国有学者也称之为第三部门。国外的社会组织通常称之为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Organization）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西方社会组织的成立是基于志愿精神，甚至部分国家的社会组织早于现有国家政权的产生。[2]因此，国外社会组织直接培育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少，但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措施等作为间接培育手段推动和激励社会组织发展，设计好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框架体系为社会组织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3]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政府一般不会采用直接行政手段主动地干预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而更多的集中在是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成长环境和空间，国外通常是通过支持型社会组织等第三方中介机构，为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和资源，因此国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运作管理等方面出发来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治理模式、政策等。
支持和培育是两个概念，培育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行为，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主动介入来促使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从国外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来看，对于社会组织的分析更多的侧重于从支持而非培育的角度加以分析。[5]国外对社会组织支持的研究较早，支持型组织的概念早在 1990 年由大卫布朗首先提出，其主要任务是“提供服务以及资源，帮助公民组织完成任务，提供培训和员工发展服务、信息资源、网络和联盟、财政资源、政策分析以及宣传支持”，之后支持型组织理论开始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使用。支持型组织也可被形象地称为成为孵化器，L.David.Brow（2002)认为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五项基本功能是：（1）赋能；（2）物质供给；（3）信息和情报资源的提供，实现信息共享；（4）建立组织联盟来获取多种支持；（5）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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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2.1 基本概念
2.1.1 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通常指发展程度低或发展不充分。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但资源条件丰富的地区，而且当地本身既有发展的意识又隐含着尚未开发的经济潜力。
本文的欠发达地区指的是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目前经济发展缓慢、整体水平落后，但是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
2.1.2 社会组织
2006 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组织的概念，“要健全社会组织，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为人民提供服务，并反映人民诉求以及规范行为的作用。”社会组织通常被我国学者认为是政策术语，可以与“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的等概念相互替代。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具备五个基本特征：一是组织性，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二是私有性，即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三是非营利性，即这些机构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四是自治性，即这些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五是自愿性，即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按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7]我国学者王名（2006）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本文认同王名对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根据我国社会组织实际生存状况，可以将其分成五大类：第一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第二是工商登记注册，但实际上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为宗旨的社会组织；第三是指在街道办事处备案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第四是依附于在已经登记注册的正规组织并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第五是没有注册但实际开展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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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
2.2.1 嵌入性理论
嵌入（embeddedness）本身是一个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卡尔·波兰尼在其代表著作《大转型：我国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交易行为通常是嵌入在包含着信任和信赖的长期关系之中的，这种关系往往能消除交易的对立性”，[11]由此首先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格兰诺维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他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而非传统意义上制度化的过程，它强调人与人之间产生互动并衍生出的信任是组织进行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12]乌兹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内涵并提出了“关系嵌入性悖论”，他认为嵌入性之所以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它提供了信任、传递了有效的信息、促进问题的及时解决。
嵌入性理论主要强调组织的外部环境对其本身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具有多维度。根据美国学者祖京和迪马吉奥的研究成果，组织嵌入可以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14]一般来讲，组织生存需要三类资源：政治合法性资源，主要表现为合法的组织身份和社会认同；经济资源，为维持组织生存的人财物来源；社会合法性资源，主要表现为组织成员或者服务对象的接受、支持和认可程度。[15]通过上述组织嵌入的四个维度分析，本文将社会组织培育的嵌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治性嵌入（又政策嵌入）、社会性嵌入和经济性嵌入。政治嵌入是政府通过制定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一方面社会组织培育制定了较为具体的目标和措施，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合法性身份。[16]社会嵌入是指社会组织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形成联系，使得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影响，从而获得除了政府自身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经济嵌入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手段，例如：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公益创投项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式，用于扶持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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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必要性 ......................... 10
3.1.1 政府的视角 .................................. 10
3.1.2 社会的视角 ............................. 10
第 4 章 欠发达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培育策略：以南昌市 Q 区为例 ............. 13
4.1 南昌市 Q 区社会组织培育背景及发展概况 .................... 13
4.1.1“三社联动”政策的实施 ........................... 13
4.1.2 Q 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 13
第 5 章 欠发达地区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几点建议 ......................... 32
5.1 整合优势资源，分类培育指导 ................................ 32
5.2 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培育环境 ....................................... 32
第 5 章 欠发达地区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几点建议
5.1 整合优势资源，分类培育指导
欠发达地区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社会组织成长发育相对较晚，规模相对较小，项目经验较少，在承接大型政府购买项目时，单个的社会组织独立承接比较困难。作为欠发达地区的 Q 区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中所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Q 区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以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为引领，支持型社会组织、专业型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多类型社会组织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崭新局面。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作为区级政府培育当地社会组织的载体，一方面要扮演好政府“执行者”的角色，积极相应党的政策方针，及时向基层社会组织传达政府的培育方针和策略，使社会组织在发展跟上时代步伐。另一方面，也要扮演好社会组织最亲密的“陪伴者”角色，针对社会组织入壳、孵化、出壳、成长、转型等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培育策略，尤其要把现有的社会组织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有序培育，优先培育支持型社会组织、广泛培育专业型社会组织、扎实培育社区型社会组织。对于支持型社会组织，主要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和专业培训，以提炼孵化培育经验、指导性手册等信息资源，从而实现社会组织整体服务水平；对于专业型社会组织，主要为其搭建资源平台以保证政府购买规模，确保此类社会组织对于特殊领域的困境人群提供连续性帮扶，比如：先天性缺陷儿童、困境家庭等；对于社区型社会组织，主要提供信用背书和资金支持，有助于社会组织从服务对象中去挖掘志愿者力量，既树立了服务社会的正面政府形象，又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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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突出，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如何从自己实际出发，积极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弥补政府治理中的不足，对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南昌 Q 区社会组织为例，采取文献和案例研究，通过调研访谈和问卷收集的方式，整理出目前 Q 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其发展难题具体表现在：制度化建设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来源单一、品牌实力弱、人力资源缺乏等问题。南昌市 Q 区民政局通过政策支持、经济支持、网络建设三大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欠发达地区孵化培育社会组织的难题。区民政局在各类社会组织培育、成长、服务过程中承担了多项职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促成了社会网络生态的优化，实现了“三社联动”的合力效果。
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当地部分社会组织逐渐陷入由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紧密联结形成的社会服务产业链条，存在失去民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危险。具体来说，产业链条当中弱小的社会组织由于缺乏独立设计公益项目的能力，难以申请到政府项目和获得社会资源，加剧了对上游机构的依赖关系；很多弱小的社会组织仅能依靠出卖苦力提供服务，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价值链环节，难以形成自身品牌，创造附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网络难以延展到更大的范围，抑制了新生社会力量的生成。因此，南昌 Q 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还需实现理念上做一些改变：真正视社会组织为自主的行动主体，而不只是自己的“帮手”，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学习，实现由管理导向转变为平等合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