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中来，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用心服务于人民，如果我党想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时刻和人民紧密相连。只有不断地制约和监督各级权力，让人民群众成为权力的监督者，让权力在阳光下发挥作用，把权力置于制度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建设廉洁中国。随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纵深阶段，惩治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 “微腐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为当前反腐倡廉的重要目标。腐败行为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所有公众对腐败现象都嗤之以鼻。反腐败不仅需要国家公共部门的尽职尽责，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积极有序参与（岳磊，2016）①。但是目前公众参与反腐败还处于自发的、无组织、无序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和规范，这给反腐败带来一系列问题（贾利亚，2015）②。哪些因素对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会产生影响呢？为了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以及反腐败的效果，学术界已经做了较多的关于反腐败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一方面关注了公众的个人参与能力，包括经济水平（杜志洲，2013③；亨廷顿，2000）④、认知水平（钟莉，2009）⑤、教育水平（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1987）等对其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水平、认知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等在促进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重要作用⑥。另一方面研究从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关注大众传媒（杜志洲，2013）⑦、文化环境（肖汉宇，2016①；倪星，2017②）、政府反腐绩效水平（Peiffer 等，2016③；吴海红，2012）等因素对其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然而，由于我国的廉政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公众存在消极的参与心理，如举报人担忧打击报复，导致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并不强④。本文认为，公民有序参与反腐败对提供反腐线索来源、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冯金钟，2015）⑤，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研究指出，廉政获得感对于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正风反腐败这几年来，官员风气不断改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越来越高，这有利于群众成为正风反腐的推动者和参与者（白龙，2016）⑥。而基于制度信任的“软约束”同样能够引导公众的参与行为（王建明，2013）⑦。因此，对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公众个体特征以及心理层面的正向感知，还要考虑相关制度层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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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时刻围绕“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的这一研究主题，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及制度信任对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按照梳理文献—建立模型—提出假设—数据分析—寻求路径的思路进行研究。具体而言：
第一步：梳理文献、建立模型。梳理、评述以往获得感、制度信任及参与方面的文献及优秀研究成果，构建关于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的理论模型，从而提出研究假设。
第二步：参考以往与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相关的优秀文献，结合文章自身的特点和要求，确定各个变量的测量方法，形成科学的指标体系。然后根据指标体系设计、形成相应的调查问卷。最后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发放问卷。
第三步：问卷回收。首先去除明显的无效问卷，然后运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每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达到验证研究假设的目的。
第四步：根据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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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2.1 相关概念
2.1.1 廉政获得感 “获得感”原先是群众在得到某些利益之后形成的心理上充实的满足感。后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对各项改革任务进行科学管理统筹，拿出一部分好口碑、站得稳、人民群众需要的实际措施，把改革方案的闪光点充分展现出来，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实际“获得感”。因此“获得感”这个词成为社会治理方面的热点和重点，而且使用范围愈加宽泛，频率持续增多，大多是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美好幸福感。“获得感”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感受，又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感受，既有肉眼可见的实际所得，也有看不见的心理层面。“获得感”突出表现在感受到各类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比如，人民群众住房问题的改善，收入不断增加，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医疗有保障，养老有所依靠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①。在日常生活中，希望每个人都有期待、有追求，感受到民生领域的公平、正义，每个人都有追梦的勇气和信心②。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理解来自于郑玉霞（2017）对获得感的解释，她从分析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人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可以引申为一种硬性的生存需求，而后三种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精神上不可或缺的软需求。因此可以发现前两种属于“获得”层面的内容，而后三种则属于“获得感”层面的内容，后者更侧重于一种感知③。郑风田等人（2017）对获得感的研究认为获得感是较好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并根据当前社会最关注的民生问题提出了“获得感”的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④。“获得感”与“幸福感”存在区别，“获得感”重点突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得到，而“幸福感”更加侧重于单纯的心理上、精神上的感知。同时，“获得感”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所得能够通过测量得出。因此，“获得感”更加贴近当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更加贴近于民生，体现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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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与依据
2.2.1 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
心理学作为一门枢纽学科，在与其他学科不断的交叉、融合过程中形成新颖的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便是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不断互动、融合的成果。而公共管理学长期存在的理论弊病——对政治和政府的研究普遍缺乏对人们行为认知过程的关注③，因此迫切需要补充公共管理学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增进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增加更多的知识内容。行为公共管理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主要关注的是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共有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关注微观层面。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研究的关注点可以合理地放在公民个体、管理者个体、社会组织群体及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等。这与之前的研究放在政治或政府层面有所不同，关注公民个体及社会某个群体更加体现了我国为人民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美好目标，在治理公共事务的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达到精准治理的效果。同时关注点放在管理者个体也具有创新性，管理者既是公共事务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法律规定范围内执行公民义务的普通人，这为公共管理的有效进行提供了新思路。第二、关注公众的态度和行为。通过研究不同情境下公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选择，可以总结出相应规律，为解决公共事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第三、把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一些内容整合运用到公共管理学中。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体现在政府和公民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情景下，即“政府行为-公民体验”的双轮模型，主要是通过公众的态度和行为来分析公共管理现象。这个模型就像自行车的动力模型：大轮代表的是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小轮代表公民的评价回应过程，两个轮子中间有链条或者纽带，一方面是受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与行为决策输出; 另一方面是公民的评价与反馈(满意度、制度信任和权力的合法性等)，包括正面响应与政府合作(张书维、景怀斌 2014①) 和负面响应如抱怨性语言(Devereux＆Weisbrod②,2006)甚至对抗行为(张书维,2013)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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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17
3.1 反腐败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 17
3.2 廉政获得感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关系 ................................ 20
3.3 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关系 ............................... 23
第 4 章 研究数据、变量与方法 ........................................ 29
4.1 研究数据的来源 ...................................... 29
4.2 变量的测量与赋值 ................................. 29
4.2.1 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参与的测量 .......................... 29
4.2.2 人口控制变量的赋值 ................................. 32
第 5 章 数据分析 .............................................. 33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34
5.2.1 信度检验 ................................. 34
5.2.2 效度检验 ............................ 35
第5章 数据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本研究调查回收样本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层次、收入以及职业等几个方面进行描述，样本结果如统计整理结果表 5-1 显示，样本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收入及职业状况分布比较合理，职业中的服务业 A 与服务业 B 占比较高，这是因为这两类职业在杭州的常住居民中的比重本身较大。因此，本文样本结构基本合理。
表 5-2 和、5-3 是对因变量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描述统计分析和汇总，表 5-3 表明具有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公众比不愿意参与反腐败的公众要多。从整体上来看，87.7%接受调查的公众愿意参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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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廉政获得感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二，廉政制度信任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三，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接下来根据上文的研究假设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廉政获得感对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从政治获得感、经济获得感、文化获得感、社会获得感及生态获得感五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廉政获得感对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廉政获得感与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是正相关的，即公众在政治方面的获得感越强，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公众的在经济方面的获得感越强，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公众在文化方面的获得感越强，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公众在社会方面的获得感越强，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公众在生态方面的获得感越强，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这一结果表明廉政获得感是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五方面又有主次之分，从分析结果来看，政治、社会这两方面的获得感要普遍高于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获得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腐败主要表现为官员干部的贪污腐败，正风反腐斗争首要解决的就是约束官员的腐败行为，纠正官员身边的不良作风，因此政治获得感成为整个正风反腐过程中带给公众比较深刻的方面；第二，正如摘要中所言，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方面发展，主要表现为群众身边的微小腐败，群众身边的腐败体现在民生的各个方面，如就医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以及日常办理行政事务等。因此社会获得感成为这五个方面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而经济获得感和生态获得感的影响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第一，社会公众对于反腐败的成果体验较深的是“打老虎”的痛快，这种更多表现为政治及文化方面的获得感，真实得到的经济物质不是非常明显；第二根据本文的指标体系设计，更多倾向于公众所在企业的获得感，如招投标等，大部分公众对招投标的仅仅有所耳闻而不是非常了解，这有可能导致经济获得感对其参与反腐败的影响不太突出；第三对于生态获得感来说，由于本文的调研地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杭州，公众对杭州的生态相对满意度较高，因此得出的生态环境获得感比较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