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父权文化内涵的呈现
第一节 性禁忌：父权文化对社会舆论的控制
父权文化为维护男性在社会上的绝对地位与权威，常把女性置于社会的边缘并将之客体化，从而使男女两性被分化为不同的等级存在，女性变为了父权规范之外的人，被称为“第二性”。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出父权制是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男性中心的。这个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压迫女性。”1父权文化将女性指认为男性的附庸，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身体，而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小说中的房思琪被李国华强暴之后，曾在日记中写下自我心灵的惨叫：“其实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但她始终未向亲友发出明确的救援信号，直到疯癫后刘怡婷才看到她的日记，这当然不是她年幼不知呼救，而是父权文化的性禁忌使其根本无法发声。房思琪所生活的当下台湾，尽管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物质水平突飞猛进，但性禁忌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伦理，“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周易·恒》）人们依然遵循着男女贞节标准的双重化，即女性要“从一”而“贞节”，男性不仅不受限制，反而以“贞节”为不利。双重化贞节标准的内在实质是男尊女卑的父权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所孕育的性禁忌以其强大的挤压力量逼迫少女爱上强奸犯。对此，小说有着充分的描写：一方面是父权伦理规范对女性贞节的严苛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人们的态度上。为摆脱强暴者的控制，房思琪曾旁敲侧击地向母亲透露自己的困境：“‘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思琪不说话了。”1所有的故作轻松、幽微希望都被母亲的话一下子给逼了回去，从此只好避而不谈。房妈妈的“归罪于女性”的反应并非个例，而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如郭晓奇父母在得知女儿和李国华的关系后，“妈妈把喉咙都吼出来，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2最关心女儿身心健康的父母，在性侵伤害发生后，不是谴责施害者，而是指责女儿丢脸。这种“谴责受害者”的现象看似荒谬，其实正是父权文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力证明；正如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一样，在性别领域，父权文化思想又何尝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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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羞耻感：父权文化对个人心理的规训
如果说父权文化规范下的性禁忌是迫使房思琪不得不“爱”上李国华的外在必要条件，那么这种规范逐渐被内化所产生的羞耻感则为其行为选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在可能性。正是房思琪身上强烈的羞耻感，成为她日益封闭自我的枷锁，同时也为李国华的长期施暴打开了方便之门。羞恶之心是中国伦理道德体系赖以构建的基础，“羞，耻己之不善。恶，憎人之不善也。”
羞耻感并非单纯的羞于被他人批评的他律性道德感，而是自律与他律的对立统一，“耻感其实是罪感及羞感的双重叠加，并已经表示自律之人格，且与他律道德交融一起；”5同时，由于台湾曾在日本统治下五十一年之久，台湾深受日本殖民文化中耻感文化影响，对伦理耻感的规训更甚于大陆。无论是在社会舆论或家庭教育环境中，房思琪所受到的耻感教育早已内化为她的内在秩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借用一种全景敞视建筑，来模拟自下而上式自主施加的微观权力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监视，使规训权力成为一个彼此互相关联的复杂网络，它无时无地不在发挥作用；身处其中的人们既随时都监视着别人，也使被别人所监视着，正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开头提到的大楼邻居悄声传播保洁阿姨所看到的伊纹被家暴的八卦，正是邻里间的窥探才使伊纹满怀羞耻感，即使在夏天也只能穿高领毛衣。
无所不在的他人监视，也促使人们不得不自我警惕，甚至“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1社会通过个人的羞耻感实施对女性的自我监视，这种监视通过微观权力机制由社会渗透进入家庭，又由家庭灌输到女性的内心。如福柯所说，父权社会的规训是“接受一套很不理性、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2这是一种通过学校、家庭潜移默化的渗透，而家庭作为孩子的第一社会环境，在“家庭内部，尤其是父母—子女单位中，这使得家庭成为考虑正常与不正常规训问题的一个最佳起点，”3可想而知，在房妈妈“不需要性教育”和“小小年纪就那么骚”的论调中，房思琪的羞耻感早被塑形，被强奸的女性不由自主得对自己进行羞耻感的训诫。因而房思琪在被李国华强暴后，虽表面上仍装着与以往一样，其实内心早已被羞耻感占据而无法正常生活，如面对国中男生的追求，她因执念于内心的羞耻而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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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揭示父权文化的修辞策略
第一节 原创性隐喻：父权文化的具象化
阅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能不关注其中丰富而新奇的比喻。可以说，比喻作为该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修辞，不仅奠定了文本的行文风格，使小说弥漫于一种暧昧绮丽的氛围中，也是作者借以颠覆父权文化规范的重要修辞策略，使父权文化得到了具象化的表达。明喻通常是同时说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而隐喻则不同，“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即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即‘源域’中的词汇来描述另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1。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意味着人们已经明确本体与喻体之间有某种外形或质感上的相似。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有许多通过相似性而创造隐喻的例子。例如“海参躺在白瓷大盘里就像一条屎在阿娜擦得发光的马桶底。”2钱钟书曾在《读〈拉奥孔〉》中曾指出其中奥妙：“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的愈出人意料，比喻就愈新颖。”3将海参比作屎，本体与喻体的差异性很大，海参与屎一个是珍贵补品，一个是排泄废物；但二者外形相似，作者将两个完全相反又具有相似性的物体放到一起比拟，新颖怪奇又形象深刻。同时，海参与屎在外形上的相似显然不是隐喻的焦点，进一步深入就会发现，真正隐藏的本体是大人聚会的无聊与人生的荒芜，而海参只是聚会的具象，擦得发光的马桶即是富丽堂皇的餐厅、空洞高亢的聚会，同样无聊而无用的特性连接了海参和屎的意象。在后面的内容中，通过许伊纹讲解马尔克斯的作品，为屎的意象做了注解，“屎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常常可以象征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荒芜感，”1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映射，海参明喻为屎，屎的意象又是荒芜生活的映衬，从荒芜的生活认知到荒芜的生命，完成从海参到房思琪自我人生认知的思考，构思精巧完整又层层嵌套。同时，屎的意象具有延续性，在许伊纹家中，对马尔克斯的讲解被刘怡婷对李老师的期待打断，“伊纹姐姐现在听上去就像她也身处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便秘蹲厕所一样，”2“便秘”一样的尴尬和难堪不仅是因为怡婷表达出的对伊纹的怜悯，许伊纹是思琪心目中美丽坚强勇敢的映射，许伊纹的完美形象被家暴撕裂使思琪和怡婷意识到“生命的荒芜”，这是少女时期的房思琪与刘怡婷第一次认知到世界的背面，象征文学世界中一切美好的许伊纹，在现实生活中却在默默饮泣家暴的伤痛。施喻者借助两个事物的外形相似来凸显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价值相似，通过隐喻将本体与喻体二者关联起来；一旦指明两者的相似性，其关系就会被人们明确地认知。海参与大便之间的冲突与相似，同样也隐喻着富丽堂皇的大楼表面生活和心如死灰般荒芜的房思琪内心之间的冲突与相似；正如房思琪所说，她的内心是一片大过自己的烂疮，正是性禁忌的外在封闭与羞耻感的内在规训彻底封禁了她宣泄的渠道，在家人与外人眼中，她仍是那个漂亮的乖乖女。而在小说开头，作者就用这种相似性的譬喻暗中具象化了房思琪的生命境况，即在悲怆的荒芜中仍艰难维系着外在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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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层面反讽：父权文化的荒谬性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作者除运用比喻修辞外，还通过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对语言功能精准的应用，以反讽的修辞来揭露父权文化的荒谬性。“反讽”一词最早追溯于古希腊，是一种在古希腊戏剧中佯装无知者戏弄自以为是者的典型角色，苏格拉底是“反讽”的开创者，柏拉图把它视作“深思熟虑的伪装”，而后反讽随着其涵义的延伸开始广泛出现在文学领域。从内涵和意蕴上看，反讽即“言此意彼”，“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象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1在符号学的层面上，可以说反讽蕴含着表层信息和深层信息两个层面的代码，两层信息互相揭穿对方的悖谬之处，从而建构一个二元冲突的符码结构，使反讽获得一种双重指涉功能，一方面表层指涉的悖谬引导着人们探究其深层信息，另一方面深层指涉又会最终驱散表面信息的形式迷雾而凸显自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虽然故事情节简单却意蕴丰富，源于作者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将语言艺术凝练为日常生活对话，以反讽的修辞再现父权文化如何广泛地根植父权道德并禁锢女性思想。
一、修辞论反讽
修辞论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其核心特征是用一种悖谬式的话语言说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达效果；通过戏谑性的言说方式，使语言的表层意思与内在的真实意图之构成一种对照鲜明的悖离关系；从而以新奇化的方式使读者跳脱出固有的语言表述习惯，最终识破作者潜藏在文本下的真实意愿；换言之，施讽者将自己的叙事意图与反讽意味就隐含在修辞之中。赵毅衡曾将“言语反讽分为四种类型：克制陈述、夸大陈述、反语与语义悖立。”2本节借用其分类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语言反讽现象加以探讨。
语言学概论论文参考
第三章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父权文化揭示的双重价值.......................................36
第一节 历史价值：揭穿父权文化的运作机制........................................................36
第二节 美学价值：丰富女性个体的生命记忆.....................................39
结语.............................................44
第三章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父权文化揭示的双重价值
第一节 历史价值：揭穿父权文化的运作机制
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描绘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父权文化的压制、启蒙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一直是其最重要的主题，其中女性最为独特的被性侵遭遇与心理伤痛更是中外女性文学十分关注的题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当下台湾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与台湾女性文学之间具有着不可忽略的继承性，既带有着李昂式性别书写中女性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又蕴含着苏伟贞式的与小岛地域割舍不断的缠绵特质，可以说是对李昂式的对抗性性别叙事与苏伟贞式的流动性性别叙事的融合。而由于同根同源的文化传承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所遭遇的性侵悲剧也正是中国传统父权伦理规训的恶果，这一悲剧在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程度不同的揭示。因而，房思琪与丁玲笔下的贞贞、李昂作品中的林市等人物形象构成为女性艺术群像，她们伫立于文学画廊中，仿佛是历史发展脉络的标的物，这些人物身影相互映照、共同见证着女性获得自主意识、追求性别平等的曲折历程。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一位被日寇掳走强暴的少女贞贞，贞贞为给抗日队伍提供情报主动回到日军营中做慰安妇，回到村子里却受到众人的鄙夷与排斥。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表彰节烈’，都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烈可是有两种……倘若不及抵御，遭受了侮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1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不仅要遵守“三从四德”的女德观，还要保全贞洁的节烈观；而节烈观正是父权文化为捆绑女性、将女性标记为所有物的思想枷锁，并借助外在强权逐渐内化为女性的文化心理认同。尽管，贞贞为抗日和保护村民做出巨大牺牲，而在村民看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失去贞节便丧失了女人的尊严，人人都可踩上一脚。“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2可以说，在父权文化机制运作下，女性作为繁衍工具，贞洁就是其符号，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因而为了民族大义，女性作为附庸可以随时被献祭，而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女性价值标记的贞洁又重新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扭曲的父权文化机制下，不仅是其他人认为贞贞肮脏，连贞贞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干净不配再得到幸福，因而她拒绝了夏大宝的求爱。扭曲的父权文化扼杀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与本能欲望，使女性的生存处境不因时代变迁而变化，因而被李国华诱奸后的房思琪的心态与被日寇强暴后的贞贞如出一辙；与贞贞一样，房思琪也认为自己不干净，配不上求爱的男同学，“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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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描写女性挣扎于性侵暴力想要自救却最终失败的小说。房思琪式强暴带有其个人具体性，但并非个例，而是父权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又一次显现，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基础，“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1因而“少女爱上强奸犯而不得”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是外在生存环境的逼迫、内在羞耻感的引导、文学话语修辞的迷惑等几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借助房思琪努力去“爱上”老师的行为选择，洞微烛幽地揭示了女性长期被父权文化观念控制的程度及其自我内化的实际影响，即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压制女性的多重形态及女性反抗行为的可能方式与限度，从而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凸显了父权社会规范对个体戕害、异化的主题，还原了被过度破损的真相。
然而，尽管有父权社会的强力支撑、个人权力的极端不对等与甜蜜美妙的话语修辞等作为“爱上”老师的多重理由，尽管房思琪也一直运用多种方式劝导自己去爱老师，但种种努力依然无法化解其间难以言说的伤痛，女性因长期丧失自我话语权而失去了自我言说的意识与能力。但“爱上”老师这一淡化强暴的对抗性、弥合二者对立冲突的包容性选择，最终非但未能以柔克刚，唤醒施暴者的良知，反而使其变本加厉地施展自己的淫威：李国华逐渐懒得维护自身话语的整一性与自洽性，其言行日益不加掩饰，越来越显得不耐烦，以致在房思琪因不舒服而无法满足其欲望时，他闯进房间，剥光她的衣服，把她绑成螃蟹的模样，拍下裸照。优美文辞与暴力事实并置在一起，其割裂性昭然若揭，维系着房思琪生活同一性的幻象被彻底打破，两人之间最后的遮羞布也没有了。他是真的不爱她。这是压垮房思琪心理意识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的比喻、修辞都无法改变被强暴的这一事实，她彻底放逐了自己的灵魂，再也不想回到意识的世界；房思琪在确认这一真相后而精神崩溃。而她在努力的妥协中、在以卑微的姿态讨得一点自尊和理解的过程中所记下的日记，却成为她灵魂历难的见证，留下了她欲挣脱父权文化规范而终不敢跨出关键一步的印记，“我现在常常写日记，我发现，跟姊姊说的一样，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1构成为对父权文化最为珍贵而独特的书写。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