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冲突视角下非洲教育语言政策研究——以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为例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挣脱殖民统治枷锁，迎来自由发展曙光。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帮助新兴国家解决国语问题成为学科创立初始的核心目标。在早期西方语言规划学者眼中，语言多样性阻碍国家发展，语言同质性才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一理念再现了备受推崇的欧洲语言理想模式，非洲国家由此被牢牢捆绑在西方语言政策参考框架内。深受西方思维定式制约，非洲国家普遍接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一元化建国理念。在“语言作为问题”导向下，民族语言多样性被视为导致国家分裂的潜在动因。外来语的所谓“中立性”特征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标榜成缓和族际关系、彰显国家统一的完美选项。然而，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轨迹和语言现状上迥然不同，这便注定了西方意识形态在非洲行而不通。最为直观的证据体现在独立半个多世纪之后，非洲国家非但未能迎来希冀中的“民主之花”淀放和经济腾飞，反而对前宗主国愈加依赖；外来语非但未能融洽民族关系、培养国族情感，反而成为引起社会阶层分化的根本因素之一。
通常情况下，基于个体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差距，非洲社会可被笼统划分为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两大阶层在言语库储备上存在明显差异：作为一个跨越民族界限的群体，精英阶层从殖民者手中接过国家权杖，并依靠垄断前宗主国语言建立起特权地位，因而他们被称为“拥有黑色皮肤的非洲白人”；相较而言，草根阶层缺乏外来语知识储备，也便由此失去获取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作为决策者，精英阶层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有所偏倚。语言决议的实施结果总是使得一部分人从中受益另一部分人丧失特权、地位和权利。与此同时，统治阶层深切意识到教育具有传播并塑造意识形态的巨大潜能，遂借此实现了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隐性压迫。

1.2研究思路
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前人研究不足、展幵研宄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选择研究方法、确定论文结构等环节都将有助于研究的顺利展开。
1.2.1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建构语言冲突理论及分析框架、描述对象国教育领域中的语言冲突事实、剖析语言冲突和语言政策间辩证关系、探究语言冲突的疏导渠道，基于此，本研究分别从理论分析、实践考察和启示剖析三个层面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在理论分析层面，总的研宄问题是语言冲突缘何而生？其本质又是什么？这一问题可细化为两个次级研究问题：其一，语言冲突包含哪些构成成分？可否进一步细化？其二，语言冲突和教育语言政策是什么关系？二者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实践考察层面，总的研究问题是三国教育语言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历时演变？这一问题又可细化为三个次级研宄问题：其一，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政策内容有何不同？为什么？其二，具体政策内容与实施效果如何？其三，三国语言冲突表现形式和实质有哪些共性和差异？为什么？
在启示剖析层面，研究问题是如何疏导语言冲突？非洲大陆语言冲突将去向何方？
由此可见，本研究遵循了发现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而言，苜先从语言冲突事实入手，继而找寻适宜理论剖析语言冲突现状、途释语言冲突成因、发现其中症结所在，最终对如何疏导语言冲突提出新的见解。
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将抽象的研究问题具体化，为空洞的理论研究找寻现实‘依据。本研究选取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三国作为研究对象，全面铺开三国教育语言政策演变史，深入剖析各国语言冲突背后的影响因子，努力避免论证以偏概全，力争分析有理有据。对比分析法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为了体现新兴国家的建国理念，对象国独立后的政策导向必定较独立之前有所调整或变更，对比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内容及实施效果有助于发掘语言冲突的成因、演化过程及背后的潜在力量；其二，三国共有同一宗主国，国别对比研究有助于全面展示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整体状况，从特殊性中发现隐含的规律性，以此实现对后殖民国家语言抉择和语言规划导向的共性探究。

第2章语言冲突理论及分析框架

2.1理论基础
社会冲突论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对冲突思想的追溯却远远早于这一时期。社会学界普遍认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冲突论的早期创立者之一，他分析社会的多维视角和对权力、权威、社会变迀的强调为冲突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权力、权威、支配、合法性、地位群体等概念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构念，其中体现出的“权力中心说”思想是本研宄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核心所在。
受韦伯影响，冲突论者普遍将冲突视为社会常态，重视权力合法性、权力分配以及权力格局调整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是韦伯忠实的追随者之一，继承了后者“权力中心说”和“权力不平等分布导致社会冲突”的思想。他主张采用广义冲突观来看待社会冲突，充分认可冲突的普遍性。在他看来，冲突不仅可以指群体间激烈交锋，也包含任何目标不相容群体间的非和谐关系。社会群体意识到权力分配不均并质疑权力合法性是冲突群体形成的前提条件。
上述冲突理论家关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现象，研究童点各有侧重。冲突理论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因而产生许多交叉学科。兰德尔柯林斯是教育社会学冲突流派的杰出代表，辛辣批判了教育体制中的文凭制度。柯林斯继承了韦伯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群体概念，将学校教育比作不同地位群体争夺利益的竞技场。学校宣扬统治阶层意识形态，教育制度产生的文凭通过在文化市场中流通，与权力和地位的联系愈加紧密。学校教育强化了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成为地位群体争夺和巩固权力地位的工具，甚至成为社会阶层间垂直流动的根本障碍。
这五位冲突理论家由抽象到具体地展现了社会冲突诸多构成要素及其在特定场景中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机制。然而，社会冲突论内部整合性不强，且其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与理论阐述相结合的案例分析也主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冲突论的应用。因此，在建构语言冲突分析框架、发掘语言冲突独特属性之前，需要提取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冲突构成成分。

2.2社会冲突及其构成成分
社会冲突论虽然内部欠缺整合性，但冲突论者对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仍不同于社会学其他派别。他们将冲突视为社会常态，关注冲突与斗争，充分肯定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冲突论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假设一：人们有许多基本利益，冲突普遍存在于在每一个社会结构中；
假设二：权力是社会关系的重点，不仅仅是稀缺和不平等分配的，而且本质是强制性的；
假设三：价值和理念是不同集团，为了提升自己目标所采用的武器，而非定义整个社会同一性和目标的方式。
这三个假设可被称为冲突普遍性、冲突权力强制性和冲突双方价值观念异质性。冲突论者釆用多维视角分析社会结构，经济视角不再是唯一取向，经济利益也不再被视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唯一诱因。
在与冲突相关的概念中，竞争最为常见，然而西方社会学界并未就如何界定和区分两个概念达成共识。有研究者称，竞争具有延续性和非个人性，冲突具有间歇性和个人性。竞争应包含冲突，当竞争双方意识到彼此目标难以调和时，冲突就此产生。克里斯伯格主张严格区分竞争和冲突。通常情况下，竞争中的人不会爆发冲突，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竞争状态，往往争夺属于第三方而非对手拥有的东西；冲突产生的条件是冲突双方意识到自己与对手间的目标难以调和。科塞给出了冲突的操作性定义：冲突是对价值和稀缺地位、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对立双方以破坏乃至伤害对方为目的。竞争中存在事先确定的标准用以衡量竞争双方并选出优胜者；但冲突双方间事先并不存在这种标准。换言之，相对于冲突而言，竞争更具有规范性和隐蔽性，其破坏性和影响力也要远远小于冲突。

第3章语言冲突与种族分化——以南非为例..........47
3.1南非语言状况...........47
3.2种族隔离前的教育语言政策........48
第4章语言冲突与民族分化——以尼日利亚为例..........81
4.1尼日利亚语言与民族状况.........81
第5章语言冲突与国族建构——以坦桑尼亚为例.........114
5.1斯瓦希里语的兴起........114

第7章语言冲突疏导机制

语言冲突产生于语言象征性权力在语言群体间的不均衡分配。在语言赋权等级结构中，外来语是名副其实的赋权语言，其赋权能力远远超出本土语言。面对语言失衡态势，草根阶层（本土语言使用者）通常期望通过获取外来语象征性权力以改变自身处境。然而，这种权力为精英阶层绝对垄断，且无意与其他群体分享；草根阶层虽奋力争取，却总是徒劳。两大群体同时期待获得只有一方拥有的东西，存在冲突潜势。阶层间语言冲突虽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其影响却更为深远。
语言冲突事实既然客观存在，如何对其进行疏导？能否实现疏导程序的系统化和机制化？追本溯源，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语言象征性权力在语言群体间的重新分配，通常可具体化为如下两种途径：其一，淡化外来语的殖民和压迫色彩，终止其继续发挥标记精英阶层身份认同的职能，努力将其中立化为一种语言资源进而被所有非洲人共享；其二，提升本土语言赋权能力，使得本土语言群体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获得与使用外来语相同或近似的象征性权力。相较而言，本土语言使用者往往忽略后一种更具可行性的选项一一找寻其他赋权语言。换言之，如果本土语言同样能够赋予使用者以象征性权力，他们无需依靠外来语获得社会地位、声望和流动机会，那么对外来语孤注一掷的追逐便会有所减缓，阶层间语言冲突态势也会有所缓和。

第8章结语

语言冲突产生于语言象征性权力在语言群体间的不均衡分配。语言学习通常呈“向上”趋势，任何期待获取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的个人和群体都无法忽视语言象征性权力的作用机制。语言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也便解释了为何人们会键而不舍地寻求任何学习赋权语言的机会。面对语言权力分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立足于社会冲突理论，从语言冲突视角出发，将构建而成的语言冲突理论及分析框架用以透视教育语言政策和语言冲突间辩证关系，最终发现提升本土语言赋权能力有望疏导侵袭非洲大陆许久的语言冲突。语言态度是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观因素，扭转消极语言态度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层面上的努力共同构成本土语言赋权策略。

8.1发现与启示
无论殖民还是后殖民时期，非洲的“语言问题”都反映出更广层面上的意识形态之争，体现出非殖民化和全球化的对立。非殖民化意味着彻底摒弃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制定符合国情和语言现实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努力实现本土语言全面复兴和教育机会均等，最终实现全民参与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全球化则意味着非洲国家突破地域界限、摆脱固步自封的束缚、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赢得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英语、法语等前殖民语言为非洲国家走向世界提供了语言保障。独立后非洲国家的语言扶择始终在这两个取向间徘徊。
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成果，决策者通常站在国家统一立场上权衡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民族”成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会变量。由于担心民族问题可能会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统治精英将本土语言视为统一大业的潜在威胁，“民族中立性”因而成为建国之初确立官方语言的必备标准。前殖民语言的所谓“中立性”虽然看似缓和了族际关系，却以派生出社会阶层间语言冲突为代价。在非洲语言多样性背景下，外来语和本土语言依据区别性的赋权能力排列成等级结构，外来语成为名副其实的赋权语言。基于此，非洲社会依据个人在言语库构成上的差异被笼统划分出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前者垄断外来语象征性权力，将外来语设置为通往权力顶峰的关卡；后者虽不具备外来语能力，却“误认”外来语合法性，平衡语言权力格局的尝试反而使其陷入被支配的怪圈，难以自拔。学校教育成为最重要的排除机制，教育语言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教育领域。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三国虽在语言、教育状况和国家发展水平上存有差异，却仍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后殖民非洲国家的共性所在。通过追溯三国教育语言政策演变史后发现，政策目标和实施效果间总是存在巨大差距。无论是决策者、实施者还是目标群体都未曾严肃对待本土语言教育，统治精英更是将教育语言政策用作维护特权地位、实现特权再生产的工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