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研究的历时考察
在中国传统的语文学研究中，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鲜有论及的，因为传统音韵、文字、训诂的小学研究向以文字为中心，认为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且重点在形与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归纳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康熙字典·序》说：“易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保氏养国子教以六书，而考文列于三重。盖以其为万物百事之统纪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在中国古代，汉字享有崇高的地位，“重文轻语”，坚持“书同文”，基本不管“言异语”，在清代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提出“以声音通训诂”的主张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莫不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由乾嘉而章黄，可以说处于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文字学的转变阶段，章太炎首次将“小学”改称为“语言文字之学”，他说：“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可不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随着西方普通语言学的引进，中国“小学”研究传统被割断，传统语文学真正转型为现代语言学。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中，为了突破文字对语言研究的遮蔽，文字被界定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观念的符号，文字成了“符号”的符号。随着语言和文字二元分离及言本位思想的渗透，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广泛认同。再加上清末切音字运动和五四以来汉字革命的推波助澜，汉字工具论的观点逐步确立，甚至全盘否定汉字，要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一时期的汉字研究，虽仍有综合研究文字形、音、义三端的综合派和研究字形、字义联系的形义派，但主流是完全以汉字形体结构为研究对象的形体派，探讨文字的起源、构造和字体变迁，对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研究较少。新中国成立后，对汉字的评价继承了五四以来汉字革命的传统，认为汉字繁难，妨碍教育和科学的发展，1955 年 10 月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决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以后，认识到汉字必须改革，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特别是推广普通话，将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准备重要的条件。”为了配合文字改革工作，人们开始重视对文字和语言关系的研究。但因为有了文字改革工作的需要，在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的研究上也倾向于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从属地位，突出汉字难写、难认、难记，难以与汉语相适应。五六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受前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符号的符号”，“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等提法成为不可推翻的真理。梁东汉在《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的序言中说：“在编写的过程中，虽然我努力试图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处理这些材料，企图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字学理论来替代旧的文字学，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限制，我常常感觉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针对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相左的学术观点，他说“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割裂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出发的”，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或许也就是他在本书一边强调文字与语言的平等，一边又把文字置于语言从属地位的原因之一吧。王凤阳先生在《汉字学》一书中论述附庸论的文字观时指出，“附庸论者还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思维不是赤裸裸地存在的，思维从一开始就被语音这一物质外壳所纠葛、缠绕着；思维是凭借语言来进行的，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被生硬地搬到文字学领域之后，就被变成文字不能直接和思维结合（这在一般情形下是完全对的），再进一步发展为文字不可能和词义结合，如果承认文字和词义结合就等于承认有赤裸裸的思维存在，承认思维不用语言也可以进行。这就过分了，真理超越界限也可以变成谬误的。
二 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研究的共时考察
（一）宏观文言关系背景下的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研究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问题涵盖在文字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之内，我们把“汉字和汉语的关系问题研究”的梳理放在宏观的文字和语言关系研究背景之下，可以看到在文字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存在附庸论、并行论、优越论三种文言观。
1.附庸论的文言观：文字依附于语言
文字依附于语言的文言观其基本观点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是：语言是现实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即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是依附于语言而存在的。最早明确提出文字是符号的符号理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他把言语、语音视为直接标明所指(首先是心境，意义，然后是事物)的符号，文字则是符号的符号。力图在语言研究中摆脱文字干扰的代表人物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在他那个时代，“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他对“文字的威望”进行了批判，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布龙菲尔德说：“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前苏联语言学家伊斯特林认为：“文字是有声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是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
2.并行论的文言观：文字与语言并行
文字与语言并行的文言观认为，语言和文字都是表达观念或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语音符号系统，文字是记录思想的视觉符号系统，文字不隶属于语言，语言也不隶属于文字。并行论的文言观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初，它是自成体系的，用声音表达思想，这就发展成语言，用形象表达思想，慢慢就发展成文字。陈望道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中说道，“假如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35]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一文中明确地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是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蒋善国也说，“文字与语言的功用是同样的，不过语言是用嘴和耳朵，文字是用手和眼睛罢了，一个是表声，一个是留形。
（二）汉字和汉语关系具体研究中的分歧
关于汉字和汉语关系的研究，在汉字和汉语联系的紧密程度上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汉字和汉语相辅相成，互动发展；有研究认为汉字和汉语相互独立，相互分离；有研究认为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经历了由分离到逐渐结合的过程。
1.汉字汉语互动发展
姚孝遂说，“语言和文字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能够通过文字这一载体，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传之久远的”，“文字是语言的再现，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语言是通过语音间的差异而形成体系的，文字是通过不同的形体结构而形成体系的，语言文字又必须是建立在大家形成共识的基础之上的，是大家都能掌握和理解的，各自自行其事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从汉字记录汉语的角度出发，在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上，国内学者多持汉字和汉语基本适应，又存在一定矛盾的观点。苏培成认为，汉字和汉语基本适应，“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字，这些字都是单音节的。和汉字相对应的汉语单位是语素，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用单音节的汉字来记录单音节的汉语语素，两者基本适应”；但二者之间也有不适应的一面，“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为主，而单音节的汉字不能够从形式上把词的界限显示出来：词和词之间既不分写，双音词和多音词的内部也不连写”。张桂光、杨润陆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2.汉字汉语相互分离
有研究认为，文字不记录语言，也不表现语言，文字独立于语言表意。申小龙在其文化认同语言学中特别强调汉字的独立地位，认为“文字不依附语言，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语言和文字是由观念衍生出来的并行不悖的两个系统，“欧洲文字”能有效地记录语言，而汉字则能有效地传达概念，“欧洲文字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绝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张朋朋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独立的表达人的观念和意义的方式，一个是以‘音’示‘义’的听觉符号系统，一个是以‘形’示‘义’的视觉符号系。他在第一期“语言文字大论坛”主讲题目为《“文字表语说”和“文字表义说”———两种不同的“言”“文”关系》，主张“文字表义说”，认为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他认为，文字不表现语言，“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义’”，而语言是以‘音’示‘义’的，是听觉的，所以，文字表现不了语言；文字不记录语言，认为“书写在载体上的文字”是不能记录听觉的语言的；文字不代表语言，“因为语言的本质是语音，文字的本质是字形，语言和文字具有本质区别，而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事物，甲事物代表不了乙事物。所以语言代表不了文字，文字也代表不了语言。
二 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研究的共时考察...........5
（一）宏观文言关系背景下的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研究............5
（二）汉字和汉语关系具体研究中的分歧...........10
（三）汉字和汉语关系微观层面研究的现状...........14
三 总 结...........17
（一）关于汉字和汉语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17
（二）基于认知意义上汉字对思维产生影响的讨论...........17
结论
鉴于汉字和汉语的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硕士阶段我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上两点带有倾向性的看法，下面从认知意义上汉字对思维产生影响这一角度来谈一谈我对汉字相对自足独立性的一点认识。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是并行存在的关系，不存在一方隶属于另一方的情形。说汉语是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这大概是不会有异议的，而汉字却因为与汉语的关联，而在上个世纪的研究中大多被认为是“符号的符号”，即语言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则是语言的符号。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强调他的理论“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表意文字有一种更为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以汉字为代表，“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帕默尔、洪堡特对汉字的独特性也都有一定认识。在普通语言学看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于汉字，近些年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表意文字系统的汉字是否具有相对于汉语的自足独立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经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汉字观，讨论较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解释汉字，此后，更多的学者加入进这样的讨论，多从汉字构型与汉民族传统思维角度切入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和汉民族思维的同构性，如王作新的《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这些研究多数止于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研究。文化的根本在思维，从文化的角度、人文的角度思考汉字的独立性最终要回到思维上来：是不是存在一种汉字思维？就汉字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对于我们认识汉字的主体性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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