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吸收外资，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把资金引进来，如今中国在宏观战略下也在不断地“走出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近年来呈现逐步增长趋势。截至 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世界第二，存量世界第三。不过从 2017 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快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的体现。
在中国逐渐发展见好的过程中，中美关系逐渐紧张，中美贸易战还在继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如今和往后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在严峻紧张的国际形势下，特别是在霸权主义下生存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提供了道路。2013 年被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积极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中国已经和 140 个国家和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4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含 46 个非洲国家，37 个亚洲国家，27 个欧洲国家，11 个大洋洲国家，8 个南美洲国家，以及 11个北美洲国家。中国将和这些国家进行政策上的密切沟通，基础设施上的联通建设，加强安全可靠的资金融通，丰富的文化科技交流，以及贸易投资的畅通。
尽管中国近年来的 OFDI 流量巨大，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投资的主体和方式不丰富，在投资地的选择上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杨飞虎、晏朝飞，2015) 。这些问题在不断地得到缓解，但就直接投资效率而言，无论是我国的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还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都普遍不高，投资损失问题严重，投资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因而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具有意义的。目前国内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投资效率相关的研究只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其次是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特点和趋势的；再者是研究研究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因素的。其中，极少有人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国重点投资的一些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是远低于前沿国家的。根据前人的测算，可以得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投资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本文将从由世界银行发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十个子指标组成的法律法规和商业监管入手，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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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在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的思路和内容，并给出技术路径图。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首先对营商环境、直接投资效率等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再回顾前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对外直接投资和营商环境之间的研究之文献。第三部分进行相关的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四部分，分析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现状，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效率状况。第五部分，通过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设定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投资非效率方程，对东道国营商环境下两个维度变量，即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商业监管，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历年中国对各个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以及两者的关系，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在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并根据理论提出建议。
1.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历史与比较的方法，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来进行研究。在实证部分采用多种检验和论证，确保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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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目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下的古丝绸之路和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积极加入“一带一路”。截至 2020年 12 月 17 日，中国已经和 138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2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沿线国家多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占比 31%，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占比 28%，26%，最少的是低收入国家，占比 15%。从地理分布的情况来看，沿线国家超过一半来自于非洲和亚洲，分别占比 32%，27%，紧着是欧洲，占比 19%，最少的是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累计占比 22%。
碍于部分国家数据缺失严重，因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包含上述 138 个国家，而是经过筛选后得到数据较为完整的 71 个沿线国家。
2.1.2 营商环境
虽然学术界对于营商环境的定义还不太清晰，但是营商环境大致可以分为广义的营商环境和狭义的营商环境。广义的营商环境也指投资环境（Litvak，1968），也就是说站在投资国的角度，进行投资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影响投资行为的东道国各种投资环境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而狭义的营商环境指的是企业在进入市场、经营管理，和退出市场这一系列过程中所面临的商业环境，具体而言，特指世界银行所定义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从 2002 年开始每年都会例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考察比较是世界范围内的 190 个经济体（最开始的 2002 年是 189 个经济体），在促进商业活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约因素。报告遵循的原则是该国经济活动是否受益于明确的规则之上，这些规则是否允许市场参与者自愿交换，经济主体是否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商业纠纷是否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同时这些规则是否是有效的，是否是透明的，并为其目的对象所接受的。如果是，那么这些规则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就会更有效。世界银行提供了一套针对以上规则的评定标准，将 12 个政策法规进行了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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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对 OFDI 的研究较多，国外学者首先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对 OFDI 效率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多为实证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始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问题。不过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到目前也不超过十年，所以相关的研究还在不断丰富中。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是什么因素制约或者提高了 OFDI 效率。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常常被提及的因素。而制度环境是一个较为大的概念，下面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会不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 OFDI 效率呢？世界银行所指的营商环境是一系列商业法规，属于一国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属于制度范畴下的营商环境对于 OFDI 效率是否也会有所影响呢？如果有影响，又是通过什么具体的商业法规进行影响的呢？
2.2.1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因素
从母国的角度来看，学者观点较为一致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产生正向影响。然而，在实证研究中，他们选取了不同的变量来代表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例如邓宁（Dunning，1988）选择一国 GDP 增长率，而安德烈夫（Andreff，2002）选择母国的 GDP 和 GDP 的增长率作为变量，还有很多学者直接选用的是当期的 GDP 来代表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规模。当然除了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外，一些学者还认为母国的对外贸易量的大小，汇率以及利率的水平的高低、自身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多寡也跟直接投资的流量有关（Jason Lewis，2007；周晔，2005 等）。
整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影响因素会比母国的角度多。第一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的学者研究分析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其吸引的直接投资流量越多（王娟等，2011）。而有的学者的研究发现却恰恰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项本武，2009 等）。第二是东道国和母国直接的双边距离。有的学者直接采用的是地理距离，有的学者是通过一系列换算得到的经济距离。双边距离最早是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出现的，后来也被运用在了投资领域上。双边距离越大，投资引力会越小，因而直接投资的流量也会越少。这一点在中外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印证（Casson，1981；陈国强，2012；刘易，20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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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7
3.1 理论基础................................................... 17
3.1.1 垄断优势理论............................. 17
3.1.2 市场内部化理论................................ 17
第 4 章 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和直接投资现状.............................. 21
4.1 沿线国家营商环境.............................................. 21
4.1.1 沿线国家空间格局.................................... 21
4.1.2 营商环境现状..................................... 22
第 5 章 实证研究.................................................... 31
5.1 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 31
5.1.1 理论模型...................................... 31
5.1.2 实证模型........................................ 34
第 5 章 实证研究
5.1 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
5.1.1 理论模型
前文已经提到从研究方法来看，计算投资效率的方法除了随机前沿分析法，还有数据包络法，不过随机前沿分析在投资效率的分析上，相对于数据包络法有较大的优势。因为随机前沿分析法考虑了随机扰动项的存在，同时还可以算出具体的效率值，并且明确效率损失的来源。正是因为这样，本文将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来测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并且探究影响投资效率的具体因素是否包含了东道国的营商环境。
而引力模型，最初是有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计算物体间引力的模型，后来被学者用作研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引力（Tinbergen,1962)。除了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上，国内外学者们（Brenton 等，1999；Eichengreen 和 Tong，2005; 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对投资活动的研究上，并且事实证明模型估计效果良好。
目前，将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相结合所得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被广泛地运用在贸易潜力和投资效率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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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及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在绪论部分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介绍了中国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整体情况，结合以往的文献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低下，目前还存在这很大的投资潜力，进而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如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探索，细化具体的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结合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建议。
本文的第二章非常详细地梳理了相关的文献。首先是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母国角度和东道国角度分析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地理距离、资源禀赋等。其次具体到“一带一路”的研究上，跟中国直接投资效率相关的研究又分为三类：一是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二是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特点和趋势的；三是研究研究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因素的，主要因素包括东道国制度质量、经济自由度、东道国自然禀赋以及投资风险等。进一步是，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学者们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目前有人探究营商环境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而鲜有人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除了以上文献，本文还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发展和运用情况进行了梳理，以便更好得将其运用到后面的研究之中。
本文的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和东道国营商环境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关的理论基础，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基础观。并且分析了东道国营商如何影响直接投资效率的机制，并提出两个假说：假说 1: 东道国营商环境下商业监管（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缴税和跨境贸易）维度得分越高，效率损失越低，中国对其投资效率越高。假说 2：东道国营商环境下法律制度（获取信贷、保护投资者、执行合同和解决破产）维度得分越高，效率损失越低，中国对其投资效率越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