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减速上升通道，经济转型带动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化转变，“节能减排”的现实性义务，清洁能源日益受到青睐。天然气综合了经济环保效益，成为首要选择。能源中心东移，亚洲地区却长期承受着能源“亚洲溢价”；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普及，冲击着全球范围内的天然气贸易、投资和定价格局。“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提出，为中国天然气应用和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合理评估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天然气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客观测度“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水平。
1.1.1 研究背景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粮食，国家建设的基石，与每个国家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源安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成为一国的国家战略。如今，能源结构改变迫使各国重新审视能源安全战略，不断寻找新的能源替代产品；天然气因其高效清洁环保的良好性能，被广泛接纳。据 BP 能源预测，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推进，2035 年全球天然气的需求量将会保持每年 1.8%的增速，成为增速最快的化石燃料，天然气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显著变化[1]。
据国际能源署研究，2018 年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最大的国家[2-3]。《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助力天然气产业全面布局，降低煤炭使用比例，谋求低碳高效、清洁安全的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2]。清洁能源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飞速发展，然而现实情形却不容乐观。2018 年，冬季季节性供给紧张，“气荒”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2019 年，天然气进口 9656 万吨（约为 133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9%，金额 2875 亿元，同比增长 12.8%。天然气出口 261 万吨（约为 3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2%，金额 87 亿元，同比增长 17.8%。2019 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约 43%。到 2022 年，我国天然气需求将占全球天然气需求的三分之一[3]。据《BP 能源展望》预测，到 2040 年，中国石油需求扩大 16%，天然气消费量扩大 166%，煤炭需求下降 25%，中国能源需求将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 22%[3]。国内天然气产量无法及时足量的满足市场，供给缺口将不断增大，危及供应安全。因此努力维持国外天然气的稳定来源，填补缺口，以保证天然气供应安全变得更为迫切。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在能源对外投资风险和天然气供给安全理论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资源分布和产销情况、与中国的天然气产业链投资和贸易的合作现状，从 6 个维度构造天然气投资风险指数。在计算我国天然气投资风险指数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目前的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研究，考虑 9 个关键因素构造天然气供给安全指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降低天然气投资风险以保障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章节安排如下：
第 1 章为绪论。包括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基于分析阐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陈述本文的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
第 2 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从我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风险评估、风控措施三方面，综述“一带一路”背景下天然气投资风险研究。归纳能源供应安全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课题提供文献支撑。
第 3 章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资源分布和产销情况，沿线区域及国家在天然气生产、消费、出口及进口各方面具有的特点。结合天然气产业链模型图，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贸易和投资情况，分析我国与沿线国家天然气产业链的合作现状。
第 4 章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投资风险分析。基于熵权的国家风险模糊评价结果，定量分析沿线 31 国天然气投资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投资风险变化趋势。
第 5 章为我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分析。简述我国目前面临的天然气供应安全现实问题。基于主成分分析，结合投资风险因子定量分析我国 2006-2017 年天然气供应安全水平。
第 6 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概括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引导中国海外天然气投资有效规避风险，提升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水平。
......................
2 文献综述
2.1 能源投资风险相关理论
2.1.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是最悠久的国家风险评级指南，自 1982 年，每月发布 140个国家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等多重风险类型的国家风险等级评价。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制、文化、宗教等方面，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人民幸福指数、城市宜居程度等各个方面；由于各种对外投资风险的存在，会导致企业的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经济损失，投资收益远低于预期，导致企业经营受损，难以维持持续发展。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划分。对外投资风险本质上是地理位置风险、国别风险。从信用主体，风险被划为主权国家风险、企业经营风险、个人风险等；从风险触发因素，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风险；从风险来源，划分为外部和内部风险。所考虑的因素及范围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学者们有效识别了各种风险触发因素之后，开始着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通过面板实证模型、案例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各种不同的实证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进行实证评估。宏观层面，孙丽（2008）引进模糊综合模型评估丝路背景下的投资风险，考察目标国的政治、经营、金融、主权信用风险，结合实际投资案例验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微观层面，张碧琼（2012）构建包含 12 项指标的综合评分法体系，由专业人员评估打分对 165 个投资目标国进行投资环境评分，微观层面考虑到国家通货膨胀率、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制度、外商股权、商务成本等因素。潘素昆（2014）着重考虑中国技术型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考虑政治、经济、商业环境，开拓性结合技术风险，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风险，通过聚类分析法评估国家风险等级。
....................
2.2 天然气供应安全相关理论
2.2.1 能源供应安全
能源安全基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的能源短缺提出来的，从最初的最合适的价格、最充足的供应量（YerginD，2006）发展到能源安全就是解决如何公平地获取充足的、可负担的、可靠的、高效安全的、环境友好的能源服务的新能源观（Sovacool B K，2011）。能源供应安全观，对于中国来说从充足的能源供给以满足自身经济的飞速发展，到更多关注国际关系、能源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在全球化的能源安全系统中谋求立足之地。
由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起步早，能源作为工业化发展的源动力，能源供应安全也较早受到了关注。JansenJC（2004）运用 Shannon 指数构建了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四个长期指标，分别应用于 8 个初级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研究了欧盟的能源供应安全问题，这些指标涉及能源供应安全、进口来源多样化、进口能源政治稳定以及进口资源基础等多个方面。De Jong J（2006）研究能源供应安全采用 S/D（Supply/Demand Index）指数以及C/C（CrisisCapabilityIndex），考虑了全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以及石油、天然气运输路线的多边保护等来衡量欧盟地区的能源供应安全，当时被公认是最先进的能源安全风险指数。伴随着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的变化，研究重点侧重于石油、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资源等能清洁高效资源的研究。CostantiniV（2007）对石油和天然气从资源储备、供求两端、市场结构考虑依赖性、脆弱性一系列指标定量评估了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提出了未来应注重投资、贸易，加强与出口国投资，提升进口谈判砝码。Kruyt B（2009）从 4 个维度（Availability ，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Acceptability）构造长期能源供应安全系数，关注西欧国家在不同场景的能源供应安全系数，得出各国会越来越依赖能源进口、能源价格会越来越贵，环境政策对能源安全影响的双面性。Le Coq C（2009）指数综合了能源进口多样性、供应国的政治风险、与能源运输有关风险，运用中断概率法分析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长期影响。BadeaAC（2011）选取碳强度、能源强度等构造综合指标运用有序加权平均（OWA）和聚合规则衡量欧盟多个国家 2010/2030 的能源安全水平。
表 3-1 “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及其所属区域
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合作现状 ...........................15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资源概况.......................................15
3.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天然气产业价值链分析 ....................21
4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天然气投资风险分析.............................28
4.1 天然气投资风险影响指标选取 ......................28
4.2 基于熵权的国家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30
5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分析................................41
5.1 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的现实问题......................................41
5.2 天然气供应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45
5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分析
5.1 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的现实问题
2019 年是天然气产业繁荣发展的一年，全球消费和产量都实现了 5%以上的增长，均是近 30 年的最快增速[3]。我国为改善空气质量所提倡“煤改气”政策，得到居民和工业用户的大力支持，刺激了天然气需求量的激增，国内天然气消费增长高达 18%[3]。中国经济实力提升所伴随的工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带来的需求则是另一大推力。基于新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不断坚实天然气合作基础，打造天然气产业链一体化，我国正在努力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在天然气利用政策向好与对外天然气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仍存在严峻的现实问题。
5.1.1 探明储量稳步增长，储气能力有待提升
能源统计权威资料《BP世界能源统计》表明，2018年世界天然气的平均储产比为50.9，所探明剩余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96.9 × 1012 3，相比 2000 年139.4 × 1012 3，年均增长为1.97%，天然气利用规模仍在不断扩大[3]。2018 年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6.1 × 1012 3，占世界 3.1%，列全球第 15 位（如图 5-1）[3]。我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稳步增长，储产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稳定在 48 左右浮动[3]。储量平稳上升，但我国天然气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均衡，一定程度限制了天然气的开发利用。75%的储量蕴藏于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而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储量在 20%以下[6]。中西部天然气蕴藏区地质条件恶劣复杂，加大了开采成本。我国天然气储气能力薄弱，官方要求天然气至少需储备需求量的 20%，我国仅有 3%储气量，与美国的 20%、俄罗斯的 16%相比相差甚远，无法保障我国天然气的持续供应[42]。加之天然气的储备及运输独特性，资源区和消费区的空间距离性，且管网建设落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
图 3-1 2018 年天然气探明储量地区分布图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天然气资源和产销概况、我国与沿线国家天然气产业链合作的基础上，选用基于熵权的国家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6 个维度26 个指标的天然气投资安全测度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 31 国的天然气投资风险。基于投资风险的测度和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的分析，构建包含 9 个指标的天然气供应安全（SSI）测度模型，运用主成分量化分析我国 2006-2017 年的天然气供应安全状况。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合作价值链向纵深发展。通过联合企业，进入俄罗斯上游天然气开发项目；西亚北非地区，审慎布局，谨慎投资；中亚地区与我国天然气贸易、投资、管道合作广泛，是保障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的重要通道；南亚、东南亚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在不断下降，但仍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跨境输送通道和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增长点。中东欧地区，同为天然气消费大区，看重技术合作交流。
二是资源潜力和商业环境已成为海外天然气投资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所占权重居前两位。我国在选择天然气投资来源国时，会优先选择资源潜力丰富程度，其次考虑该国的商业环境和招商引资的政策。因此，具有长期合作基础的目标国并不把政治风险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因天然气投资的独特性，环境约束和经济环境是投资决策的其次因素。节能减排是全球范围内能源转型的要求，各国都需承担国际责任。经济基础及双边关系是最后考虑的因素。
三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沿线国家天然气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合作推进有效降低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高度风险”国家不断变少，处于“安全”“关注”区域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东北亚的俄罗斯、西亚北非的阿联酋是中国天然气投资的理想选择。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是中国天然气投资较为理想的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