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探讨

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视角，本文关注我国制度环境优化完善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并为之给出了定量分析的依据，同时也就母国制度环境的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增长的微观作用渠道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 2008-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首先从微观层面构建了整合市场化和市场分割两方面的制度环境，然后紧贴理论分析开展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有力的支持了研究假设。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OFDI）从零起步，在投资深度和广度方面相当快速的增长，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中国 OFDI 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划分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萌芽期、90 年代发展期以及 21 世纪增长期，这三大阶段的起始点依次对应的是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2001 年加入 WTO。2000 年以来“走出去”、“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多项战略意见的提出和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经营，中国的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攀升趋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1979-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数据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归功于更多国家政策的托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世纪腾飞，OFDI 已经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据商务部统计，2016 年我国投资流量超过 1900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中国同时擢升为当年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全球经济低迷、OFDI 流量连年下降的情势下，2018 年中国仍以 1430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截至 2018 年底，已有超四万家中国企业相继开展 OFDI 活动，中石油、三一、美的、华为、联想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 OFDI 领域取得瞩目的成绩。投资的扩张和问题的浮现也引致了国内外学者更加关注中国企业前期“走出去”与后期“投的好”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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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纳入制度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起学者们开始关注交易成本，正式将制度融入经济增长模型，制度的变迁演进才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交易成本是必然存在的，所以没有将制度考虑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不完整的。从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这一标志性的概念被提出以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制度”概念的解释因人而异，尚未出现学者们所一致认可的界定。North 的制度变迁理论说明了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并将制度这一概念明确定义为对组织活动及关系进行确定性管理约束的一种博弈规则。新制度经济学将一个经济体的制度分为正式制度（政治、经济、法律）、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行为守则）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而制度环境亦是影响经济组织效率的关键因素[1]。
制度是否能够激发经济效率呢？Meyer提出高质量的制度设计能够限制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随潜在风险的减少而降低，这样会促成更多的交易；反之，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增加交易成本阻碍交易发生，因为决策人需要在市场上花费大量的信息搜集、商谈和合同执行的成本[2]。但是，无形中建立市场运行秩序、确立游戏规则的制度环境通常被看作是研究中的外生因素，例如以发达经济体为调研样本的经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差异明显，因此在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展研究时，应该将制度因素看作为一个影响投资决策和效果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直接运用经典理论进行解释，把与之紧密相关的制度环境主观设置为研究背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最典型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基于一种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view）进行讨论的，Barney 认为，企业只有具有的特定的资源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进行可持续的经济活动，这些特有的资源是其它企业所稀缺或欠缺的[3]，而且 Hoopes 等提出这种资源不仅需要具备稀有性和异质性，还要有难以被模仿和替代的特点，如高新技术、人力资源等[4]。在研究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Peng 等表示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 based view）已被广泛认可，此时制度因素不仅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拥有的背景条件，更是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和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因素[5]。Wang等提出尽管是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承载我们大幅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发展，但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差异并不主要源于资源差异，而是归因于所处的制度环境和行业特性的不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同制度体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有重要影响，制度因素会通过作用于企业优势从而对投资绩效产生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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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特征
自中国 2003 年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至今，我国 OFDI 流量十几年来持续增长，2018 年的投资额比 2002 年增长了五十余倍。随着当下“走出去”政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形式、范围等将进一步调整。以下，本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1）总额迅猛攀升，全球占比新
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萌芽始于改革开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得益于“走出去”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完善的加速推动，我国 OFDI 在持续的成长与优化。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为 1456.7 亿美元，超过日本晋升成全球第二位，同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超过了外商投资水平，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上的双向资本净输出，标志着中国形成了资本输出和外资吸收平衡发展的模式，意味着未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至 2018 年年末，中国已连续三年在全球流量占比中超过一成，连续七年在全球 OFDI 流量排名中稳列前三，对全球经济有着突出的贡献。2018 年中国在全球 OFDI 流量占比的排名提升至第二位，全球份额由 2017 年的 11.1%提高到14.1%，创下历史新高，可见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持续升级。
（2）投资目的地广泛，高度集中于亚洲
2000 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投资对象集中在美国等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技术寻求动机明显，随后投资范围向其他发达国家扩张。然而之后，我国开始着眼于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在“一带一路”的引导下飞跃式增长。截至 2018 年年末，中国企业在全世界 188 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 4.29 万家境外企业，覆盖了全球八成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企业的投资目的地相当之广泛，但其实分布显著不均匀，OFDI 存量的 60%以上分布在亚洲，8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

图 2.1 2018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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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母国制度环境影响企业 OFDI 绩效的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转型背景下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包括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升的各省份内部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制环境水平；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省与省之间的市场分割问题，阻碍了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探究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也就是分析市场化与市场分割的双重作用。图 2.5 给出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机制。

图 2.5 母国制度环境优化与企业 OFDI 绩效提升

政府干预对企业 OFDI 绩效的影响。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推进，母国提供的制度环境对企业 OFDI 的决策、过程、绩效有着本质性的影响。在这样突出的“政府主导”特征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往往会带有政治色彩，尤其是在政策和实力上拥有相对优势的国有企业大多肩负着国家使命。OFDI 初期，合理的政府干预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但是实际输出的政府干预措施会与理论中的在政策供给和执行效果上有偏差。例如，中国政府为鼓励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常常提供政策支持和相应的补贴，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以及投资后的效果监察等方面欠缺制度保障。这就有可能使企业对东道国文化、经济、法律环境及外商投资政策等层面的信息考量有限，造成风险识别不足、风控不当从而散失国家资产；此外，这种干预还会降低国企决策时的自主性，从而抑制了在陌生环境投资时应有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活力，抑制国有企业提升投资绩效。反之，民营企业会由于自身经营规模、资本实力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中普遍难以接收到与国有企业同等水平的政策便捷和金融支持。总的来说，政府干预不当可能会加重资源扭曲，虽然短期内会促成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长期并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部分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企业反而享受不到投资所需的各类资源，从而阻抑了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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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国制度环境变量的测算 ...............................22
3.1 母国制度环境的度量 ......................22
3.2 企业层面制度环境水平的测算 .......................22
4 实证研究设计 .............................26
4.1 数据来源 ...................26
4.2 变量说明 ....................26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31
5.1 基准回归 ............................31
5.2 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 OFDI 绩效的影响.................33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要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程度，表 5.1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为弱线性相关或不相关。为了更保险，我们结合参考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如表 5.2 所示，所有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说明模型不存在系统多重共线性。

表 5.1 相关系数矩阵表

基于模型（4.1），本文使用 2008-2015 年中国 A 股市场的所有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数据来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企业绩效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5.3。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率，因此，我们以第（4）列的估计结果为准。表 5.3 中第（1）-（2）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第（3）-（4）列为面板固定效应（Fixed effect,FE）的结果。第（1）、（3）列只加入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第（2）、（4）列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估计。此外，上述回归均控制了行业、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根据估计结果我们能够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母国制度环境改善对企业 OFDI 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基本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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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国内的制度环境向着市场一体化的不断优化调整，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应势而生。然而，中国的企业在经验不足的同时还面临着更加繁杂陌生的营商环境，了解 OFDI 企业的健康运营因素刻不容缓。这时母国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基石，相比于东道国具有更可控的特点。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效果及机制，帮助企业理清其高度关注的对外直接投资后影响投资效果的制度因素，有助于政府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改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视角，本文关注我国制度环境优化完善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并为之给出了定量分析的依据，同时也就母国制度环境的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增长的微观作用渠道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 2008-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首先从微观层面构建了整合市场化和市场分割两方面的制度环境，然后紧贴理论分析开展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有力的支持了研究假设，并得到以下结论：
（1）母国制度环境向着市场化、法制化的改善会提高企业的 OFDI 绩效。制度环境对企业 OFDI 绩效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的系数在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最为突出，说明减少政府干预是提升 OFDI 绩效的核心要点之一。同时，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重提升、律所和会计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都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 OFDI 效果。
（2）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 OFDI 绩效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母国制度环境优化均显著提升了 OFDI 绩效，但东部地区制度环境优化对投资绩效提升的整体推动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并且各项制度环境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和作用都不同，这是导致各地企业 OFDI 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另外，要素市场的发展指标（EDI×IE4）的系数在各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且符号相异，这也意味着市场在要素的配置中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金融业和信贷分配的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成果市场亟待深入的发育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