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下行周期，GDP 增速显著放缓，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却在稳扎稳打的步伐中展现出了极强的经济韧性，内生力量不断加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经济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关键。中国政府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基础上继续提倡国家间区域合作，加快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的交流，积极深化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贯彻“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已经更加明确，投资选址更加理性，中国企业在国际跨国公司之间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
一直以来，中国不断加深对外合作，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中国企业牢牢抓住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不断借助这样的机遇解决自身存在的困境和瓶颈，得到了比较高质量的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腾飞，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不见，劳动力的成本已经不再低廉，伴随而来的是中国企业生产成本投入要求的加大。同时，在颇具典型的传统行业中，煤炭和钢铁行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让许多行业内的企业头疼不已。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已经不容质疑，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旧处于中低端的环节，企业由此获取的利润一直有限，再叠加中国国内日益加剧的竞争，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一直压力重重。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劣势较为明显，技术含量低，产业结构也颇不合理，因此旨在建立更大优势的中国企业基于以上考虑一般会把国外投资作为一条出路，在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方便地获得极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在北美、欧洲等地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直接利用东道国的高科技人才，学习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缓解国内企业竞争压力，输出剩余产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提高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优化产业结构十分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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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首先，学界对于 OFDI 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于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近 20 年来对外投资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绕不开的话题，诸多学者虽然对其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主要还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进行取样研究，相应的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研究是比较少的，并且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是不同甚至相反的。本文通过结合投资动机分析营商环境对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
其次，当前中国国内学者研究营商环境对 OFDI 影响的文献也不够深入，相当一部分的文章中只是对营商环境这个因素做出比较笼统的概述，或者是把营商环境作为整体指标实证分析其对 OFDI 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些文献中采用的营商环境指标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选取营商环境前沿距离得分作为衡量营商环境的整体指标，然后比较了构成前沿距离得分的诸多子类指标分别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选址的影响，由于自 2014 年以后营商环境项目组在计算营商环境便利度时所用方法和标准不时有所变动，为了得到可以用来比较的一致趋势数据，本文对前沿距离得分都进行了一定的换算，希望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营商环境的变化。
第三，影响中国企业 OFDI 的因素很多，已有文献对于相同影响因素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这一点在制度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本文认为这往往正是由于忽视了投资动机对于企业决策影响而导致的，当今跨国企业投资动机愈加复杂多样，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出于怎样的动机对东道国开展对外投资，在企业最终投资选址决策中必定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本文对中国企业基于投资动机进行了划分，包括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创造资产寻求型，然后选取代理变量实证研究投资动机和营商环境交互项在模型中产生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在不同企业决策选址所重点关注或寻求的战略目的之上，进一步了解企业所投资的东道国的制度软环境是否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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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营商环境与 OFDI 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 OFDI 的影响因素关注点有很多，营商环境作为变量研究其与 OFDI 的联系这一类型的文献却相对较少，这与世界银行营商项目组成立较晚有关，因而从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获得的数据有限，作为比较权威地反映一国营商环境的指标截止目前为止也只有十几年的数据，年份跨度有限。Diankovet al(2006)认为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营商环境体系从而方便对营商环境进行研究，同时他认为更低水平的监管会带来经济更快速的增长。在利用了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后，国内外文献中出现了更多对营商环境的实证研究，Eifert(2009)只研究了营商环境的单个指标，发现合同执行有效性提高会促进一个国家的外资流入。JayasuriyaD（2011）进一步借助动态模型研究营商环境对 OFDI 的影响，发现了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越好，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水平越高。Ross J（2016）利用了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相关指标以及美国 OFDI 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与美国企业 OFDI 的关系，并且将东道国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国家吸引 OFDI 的影响。他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营商环境与美国企业 OFDI 都呈现出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营商环境对美国 OFDI 的影响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重要。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对于营商环境的偏好度，崔志新（2015）在衡量东道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时采用了多个指标综合考虑，这些指标包括了开办企业需要的手续、信息披露程度、投资者保护力度等，然后利用 OFDI 流量数据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 OFDI 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东道国营商环境越好，那么中国企业就越倾向于在该国投资设厂。周超和刘夏（2017）则以 62 个数据可得的国家为研究样本，收集了自 2007 年至 2014 年的中国企业对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营商环境指标与中国企业 OFDI 的关系，最后得出了营商环境具体方面对于中国 OFDI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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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资动机与 OFDI 关系研究
Buckley 等（2006）学者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选址决策相关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战略目的考量，即：市场寻求、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产寻求。不同学者对于个别动机分类并不一致，比如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又被成为技术获取型 OFDI（杜群阳，2004），虽然同样是指以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水平、研发人才等 R&D 资源为最终目的进行的直接投资，也有学者将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称为创造资产寻求型 FDI（吴先明等，2007），他们提出了创造资产寻求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没有任何优势，也可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其目的正是寻求创造性资产从而帮助国内企业提升其竞争力。本文参考李玉梅等（2018）对外商投资企业营商环境评估的内容，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创造资产寻求型以及政策寻求型，这样的分类更为完整，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细致地考察不同企业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由于政策寻求型企业在本文使用的宏观数据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学界争议也比较大，因而政策寻求型企业不在本文最终研究的投资动机分类之下，留待以后进行讨论。
市场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中常见的类型，而市场寻求型企业考虑的因素有多种，本文将其归纳为考虑市场消费能力的市场寻求型企业和考虑市场开放程度的市场寻求型企业。学界对于市场因素影响 OFDI 的研究一直比较多，无论是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还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都强调了跨国企业因为自身建立起的相较于国外的竞争优势而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出于市场寻求目的十分明显。市场规模大意味着企业的生产上限高，显然更容易吸引国外投资者前来投资设厂。李猛和于津平（2009）利用了中国企业 OFDI 的面板数据，选取东道国 GDP 作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市场规模同中国 OFDI 的关系，最后发现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寻求的特征十分明显。但同样有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样本和研究方法得出了相异的结论，如项本武（2009）研究后得出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于 OFDI 的影响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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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营商环境指标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14
3.1 核心概念界定 .............................14
3.1.1 营商环境.....................14
3.1.2 对外直接投资（OFDI） .........................15
第四章 中国 OFDI 和东道国营商环境现状分析.....................21
4.1 中国 OFDI 现状 ..............................21
4.1.1 中国 OFDI 概述...................................21
4.1.2 中国 OFDI 地区分布................................22
第五章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 OFDI 影响的实证模型 ...................28
5.1 研究假设 ..........................28
5.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30
第六章 实证结果分析
6.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和相关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6-1。仔细观察统计表格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标准差达到了 3.43，说明中国企业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参与度存在较大差别，同时不同东道国营商环境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再观察其他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时，同样发现不同国家的市场规模、劳动力丰裕度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介绍了相关的描述性统计后本文基于上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将进一步分析各个变量具体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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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基于已有的研究 OFDI 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本文利用中国 2010-2018 年对 117 个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面板数据，以处理后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前沿距离得分为主要解释变量，先研究整体营商环境便利度对于中国企业 OFDI 的影响，然后基于组成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的 10 个子指标分别研究其对于中国企业 OFDI 的影响。在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之后，进一步将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划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创造资产寻求型，通过添加营商环境与各个投资动机的交互项，研究投资动机对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当中国企业出于某种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进行 OFDI 时，该类型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状况。
本文在进行上述研究后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概括如下：首先，在研究整体营商环境对于中国企业 OFDI 影响后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同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更为有效的商业环境管制以及完备的法律法规所营造的良好营商环境最终会吸引中国企业前往直接投资。接着在分指标研究营商环境不同方面因素对于中国企业的 OFDI 时发现，除了跨境贸易这个子类因素对于中国 OFDI 的影响不显著，作用机制不明确外，其余 9 个子类因素对于中国 OFDI 的影响都显著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的这几个方面的监管质量或执行力度，都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最后，考虑不同动机时，中国企业对于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具体来说，考虑市场开放程度的市场寻求型企业偏向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而考虑市场消费能力的市场寻求型、考虑基础设施的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企业偏向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