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及作用渠道——基于国际贸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进行了近四十年，中国经济也随之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然而，正值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随之也产生了诸如劳动力不足，工资水平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等问题，使得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家不断扩大投资，而实际 GDP 的增长率却出现了趋势性下滑。为确保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党的十七大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通过多年经济发展实践，对之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写入国家经济目标，下定决心实现经济发展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向技术进步型的内源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仅仅是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而更多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 TFP）的提高，使得资源得以重新有效配置并获得更高的效率。
众多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贡献率的高低，一方面造成了经济是可持续增长还是停滞不前的路线分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个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壤之别。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若想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毋庸置疑需探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激发经济创造新活力。为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使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增长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得以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全要素生产率既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力与核心引擎，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绩效的重要参照指标之一。创新是否成功，不仅是看科技论文总量与发明专利的多少，本质上更要重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如此重要，对经济健康有效地持续运行如此功不可没，那么各国政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认知程度与关注力度，自然而然造成了不同国家经济政策的大相径庭。其中，新加坡政府一马当先，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制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目标，其经济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至少要增长两个百分点。自此，新加坡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在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Index, GII)排名中，新加坡位居亚太榜首，全球第六；在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政府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Index, GCI）高居第二；相比之下，中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 25 名，全球竞争力指数榜单第 28 名。可以看出，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与实践中，我国可以结合实际国情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取长补短发展经济，不断提高我国创新力与综合竞争力，使经济转型的伟大事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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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重点是切合中国国情，探求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在全球价值链影响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迁及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我国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不断稳步提升的渠道及其影响程度。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
在尽可能全面阅读国外及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出有关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与最新研究进展，探求经济转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讨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渠道及其作用方向，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规范本文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而完善本文的研究框架。
（2）理论分析
本文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贸易的深度（以贸易量来衡量），对知识资本的投资力度（以研发经费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繁荣程度（以信贷余额来衡量），和人力资源的充裕度（以就业人员数来衡量）四个方面（其中，后三个因素构成知识资本、信贷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分别分析其对我国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并阐述每个影响因素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特点，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3）实证分析
本文将基于 1999 年-2014 年 30 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方法，通过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的作用渠道，进行规范化实证检验，同时，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特点，又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在短期与长期两方面的影响大小，使其可以为我国决策者制定经济转型发展的长短期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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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节 关于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自从索罗（1956；1957）利用增长函数分离出全要素生产率后，关于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这个主题，各国学者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丰富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而本文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本质就是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动力，具体可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的提高。同时，鉴于国内外文献对经济转型方式的研究，多表现为研究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下文主要论述关于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且主要按照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分别进行梳理总结。
一、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自从索罗（1956；1957）利用新古典增长函数分解出要素投入之外的产出增长部分，即索洛残值，国内外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就开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随后不少著名学者，如 Krugman（1994），Klenow，Clare（1997），Hall，Jones（1999），Miller，Upadhyay（2000）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产出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Krugman（1994）发表了曾轰动一时文章，即《虚幻的亚洲经济》，他认为亚洲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推动，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样会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Krugman 指出新加坡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停滞不前，收效甚微。尽管 Krugman 东亚无奇迹的观点被后来学者广泛讨论，正确与否各有说辞，但是该文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使其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设立了 SPSB（新加坡生产率标准局）并定下全要素生产率每年需增长 2%的目标。
在最近的研究中，Muhammad，Uzma（2016）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其增长不应仅仅和诸如劳动生产率、教育和投资等结构变量联系在一起，也应该和一些周期性变量联系起来，比如贸易条件、实际汇率波动等。Chad 等人（2013）搜集整理美国各州 1840-2000 年的数据测算生产率，认为此研究期间内的产出增长来源中，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巨大，在 60%-75%之间，但如果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的产出变化，TFP 增长约贡献了 75%。Katarzyna（2013）采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这四个国家 1995-2010 年间的数据，指出虽然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积累似乎对产出增长有相对平等、相互持平的贡献；而在匈牙利，增长的主要来源则是资本积累的贡献；在波兰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0％。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四个国家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于效率改进（技术追赶）。Ryszard，Mariusz（2009）对中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在 1990-2003 年期间 27 个转型经济体的增长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采用增长会计核算法，假设物质资本的份额为 0.3-0.4，劳动的份额为 0.6-0.7，从而得出结论“TFP 是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Chaudhry（2009）使用巴基斯坦 1985-2005 年间的数据测算 TFP，指出巴基斯坦的产出以年均 1.1%的速度增长，但将近 75%的增长源自于是由劳动力大量增加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大，相比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则要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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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百花齐放，单独从一个方面，或者某两三个方面研究 TFP 影响因素不胜枚举。学者们研究切入的角度有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等。本文结合所要研究的主题，重点归纳总结了与国际贸易和资源配置效率相关的影响因素。
一、国外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显而易见，TFP 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均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 TFP及其贡献率，自然成了众多学者争相研究的主题，也是政策制定者的迫切关注点。
在最近的研究中，美国学者 Edinaldo（2016）利用 1960-2011 年间 63 个国家的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研究指出TFP初期水平对其之后的动态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初期TFP较低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经济水平仍普遍低于初期TFP较高的国家；同时，研究还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和贸易开放性是 TFP 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虽然更完善的制度和政策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技术效率，但全球化作为知识和技术扩散在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促进 TFP 增长有不可磨灭的作用。Kumar，Chen（2013）研究表明，健康和教育对 TFP 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Dollar，Kraay（2004），Wacziarg，Welch（2008）认为，一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整体开放度，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国际贸易可以促进企业间竞争，也是国家之间进行技术传播的渠道，这些都将增强一国的综合创新力，提高该地区的生产率。Loko，Diouf（2009）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力资本可以正向影响 TFP 的提升。他们指出，技能较高的劳动者除了对资本生产力、创新和技术变革产生固有贡献外，还可以提高该经济体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性中受益的能力。Voutsinas，Tsamadias（2014）利用希腊1981-2007 年间的数据进行 R&D 投入与 TFP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研发资本和 TFP 之间有长期相关关系。其中公共研发资本作用较大，其对 TFP 存在长期影响；而私人研发资本与 TFP 并没显著的相关性。当总研发资本增加 1％时，TFP 可以提高 0.038％，而公共研发资本增加 1％，则可以使 TFP 提高 0.075％。 因此希腊可以通过更高的研发支出以及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创新系统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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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渠道的理论分析 ...............13
第一节 国际贸易 .................14
第二节 资源配置效率 ....................14
第四章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16
第一节 模型与研究变量的设定 ..........................16
一、模型的理论基础与设定 ..........................16
第五章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29
第一节 政策建议 ...................29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29

第四章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与研究变量的设定
用经济学思维来理解，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是指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学术界也有一些定义认为，是去除劳动和资本后其他要素总投入）的比值，是用来衡量该地区在特定时间段中生产效率的一个指标。现有文献中，绝大多数TFP 测算采用的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DEA）的 Malmquist指数法，即 Malmquist-DEA 计算法。
该测算方法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一，由于 DEA 数据包络分析是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因此不需要对生产函数作出严苛的限制，有效避免了因生产函数设置不合理而产生的偏差；第二，该方法不需要要素价格信息，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缺失对结果影响不大；第三，使用该方法测算的 TFP 指数可以有效地被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这样的分解方式有利于各个学者针对技术进步做更深层次的研究；第四，随着技术的发展，DEAP 软件可以帮助人们方便快捷地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只需要按照软件说明录入相关投入产出变量，根据具体决策单元数量等条件依次调整，最后选 Malmquist 方法便可以得到结果。
但是，该测算方法对本文研究目的而言，也有很明显的短板。由于 Malmquist-DEA法测算出来的生产率指数，更准确地理解是一个变化指数，是对比前一年的动态比较值，也就是 t 年对 t-1 年的增长率。那么，这个相对值在长期分析中会显得不够合理。因此，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研究中，引入 TFP 的水平值比较具有说服力。再加之，本文研究 TFP 更多地是为了识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鉴定我国所处阶段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增长，还是依靠效率改善、技术进步来驱动增长，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引用赵文军等（2014）①中 TFP 贡献率的水平值，并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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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政策建议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更要看这个国家的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避免“唯 GDP”的评判标准。而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评判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当一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在不断提升，那么该经济体的发展也指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模式。本文的研究表明，TFP 自身具有累积作用，上一期的 TFP 能显著促进当期 TFP 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自我推动作用，对经济的转型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促进作用。所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及目标，作为促进经济转型中一项长期坚持的经济政策。
随着技术进步，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国际分工更加深入，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赶超美国并成为最大的贸易国；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面临着向价值链较高端转变的机遇与挑战。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在短期内通过进出口的“溢出效应”“学习效应”“规模效应”等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长此以往，却面临着“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跟随企业通过加入领先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来参与国际贸易，却大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领先跨国公司则通过将跟随企业锁定在低端加工制造环节，更专注地进行研发等高风险高附加值活动，不断巩固扩大自己的优势，以应对跟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潜在威胁。因此，国家应该重点改善贸易增长方式，着眼于长期贸易质量的提升，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确保在全球价值链中稳步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