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1.1.1 妇科恶性肿瘤流行病学状况
妇科恶性肿瘤包括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输卵管癌、阴道癌、外阴恶性肿瘤等，其中前三种肿瘤类型是女性生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安全，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二十世纪初期，宫颈癌是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1930 年到 2011 年间，随着宫颈癌早期的筛查和检测系统的出现和普及，宫颈癌的死亡率有所下降[1,2]。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性观念的转变，如女性吸烟、酗酒，过早性生活及不洁性行为的增多，宫颈癌的发病率也随之呈上升趋势，且明显向年轻化发展。国外有数据显示，近些年来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占全部宫颈癌发病的 15%～20%[3]。国内也有数据表明，年轻宫颈癌发病率逐年增加,从 4.45%已上升至 9.79%[4].子宫内膜癌又称子宫体癌，此病发展相对缓慢，临床症状出现较早，大多数患者发现时仍为早期，所以预后相对较好。在世界范围内，占女性常见肿瘤排名的第五位，每年约有 32 万新诊断病例[5]。其发病率有地区及种族差异，发病率最高的出现在北美、北欧地区，发病率较低的在亚洲日本、印度等地区[6]。在我国发病率次于宫颈癌而排列第二[7]。近几年来，由于人们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非正规激素替代治疗及性激素滥用等情况的发生，子宫内膜癌发生率呈明显上升且趋于年轻化。据调查在我国个别城市，如北京、上海，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已超过宫颈癌，跃居妇科恶性肿瘤首位[8]。
在世界各地每年大约有 22 万名妇女新发卵巢癌[9]。卵巢癌由于发病隐匿,缺乏早期的典型症状和成熟的早期诊断方法,70 %以上的患者就诊时已到晚期,治疗及预后很差,约 70% 的患者在两年内复发,5 年生存率仅为 17%～39%,以致卵巢癌病死率占到妇科恶性肿瘤之首[10-14]。妇科恶性肿瘤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化疗和放疗。随着人类医学科研不断进步,新型有效的药物不断出现及人类医学模式的更新转变，化疗已经由先前的辅助性治疗手段过渡为现如今的主导性治疗方法，成为当前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重要方法之一。化疗可以在术前或术后进行，其目的是有效的控制肿瘤的生长、扩散和转移, 对一些化疗高度敏感的妇科恶性肿瘤化疗可以达到治愈疗效[15,16]。尽管化疗药物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有一定显著的治疗效果，但化疗给患者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口腔溃疡、脱发、骨髓抑制等[17,18]，不但引起患者生理上的痛苦，还会造成患者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如焦虑、抑郁、绝望、甚至自杀[19]。此外，当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可能知道癌症诊断，但对于癌症相关知识缺乏，面对复杂的治疗和护理措施时，无法认识病情的发展和预后情况，不能判断治疗措施是否有效，使患者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出现疾病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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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调查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水平状况；了解影响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了解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应对方式现况；探讨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通过对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其与应对方式相关性的研究，使临床医护人员对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和应对方式的现状有所了解，为今后指导护士制定有效干预措施，降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和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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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类型
本研究属于描述性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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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长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化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患者）116例。
2.2.1 纳入标准
⑴经临床病理诊断确诊为妇科恶性肿瘤（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需要住院化疗的患者。
⑵患者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
⑶患者认知功能正常，能够阅读和填写问卷内容。
⑷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
2.2.2 排除标准
⑴诊断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但不接受化疗或治疗后再次转移的患者。
⑵同时存在其他系统严重疾病的患者。
⑶存在认知障碍或语言沟通障碍的患者。
⑷妇科恶性肿瘤复发患者，或已行放射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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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工具
2.3.1 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人口学资料、社会学资料和疾病资料，即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居住地、职业、医疗付费方式、肿瘤类型、化疗次数等。
2.3.2 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A）
该量表由 Mishel 编制，主要用于对成年住院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的检测。共有 33 个条目，根据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不同来源，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不明确性维度，有条目(3、4、8、9、13、14、16、17、18、20、23、24、26)共 13 个，复杂性维度有条目(6、7、10、28、31、32、33)共 7 个，信息缺乏维度有条目(1、2、5、11、19、22、29)共 7 个，不可预测维度有条目(12、21、25、27、30)共 5 个。当计算四个维度分数时，需要去除第 15 个条目.此量表应用 Likert 五级计分法，即在每一个条目后有强烈同意、同意、无法确定、不同意、强烈不同意 5 种备选答案，依次计分为 5、4、3、2、1，其中第 6、7、10、12、21、25、27、28、30、31、32 和 33 条目需要反向计分。全部量表得分范围为 32-160 分，分为三个水平：低水平（32～74.7 分）、中水平（74.8～117.4分）和高水平（117.5～160 分）[26]。可见得分越高表示疾病不确定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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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结果.................................................14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14
3.2 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状况 ...........................15
第 4 章 讨论..................................................26
4.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的分析 ....................................26
4.2 研究对象疾病不确定感状况分析 .............................26
第 5 章 结 论...............................................33
5.1 结论 .........................................................33
5.2 研究的局限性 .............................................33
第 4 章 讨论
4.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的分析
本研究调查的 116 例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中，<40 岁 18 例，占总数的15.52%,40～49 岁 30 例，占总数的 25.86%，50～59 岁 42 例，占 36.21%，60～69 岁 22 例，占 18.97%，≥70 岁的 4 例，占总数的 3.45%，符合我国妇科恶性肿瘤疾病好发年龄和发病年龄年轻化的趋势[109]。87.93%的患者为汉族，39.66%的患者居住地在城市，80.17%的患者无宗教信仰，这与我国人口分布和文化背景有关。已婚患者占 81.03%，与叶晓慧[110]报道的 79.75%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已婚结果非常接近。受教育程度以中专/高中，初中及以下为主，分别占总数的 48.27%、40.52%。无业的患者占 11.21%，这与患者年龄结构一致。56.90%的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 元，患者的医疗付费方式主要以城镇医疗保险为主，占 37.07%。55.17%的家庭拥有完全支付能力。这与我国目前的医保报销现状有关。被调查的对象中宫颈癌患者 43 例，占 37.07%，卵巢癌患者 50 例，占43.10，子宫内膜癌患者 23 例，占 19.83,这与叶晓慧[110]报道的肿瘤类型结果非常接近。77.59%的患者进行了辅助化疗，说明目前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比例较大。化疗次数以第一次接受化疗患者为主，占 30.17%。有 14.66%的患者未出现化疗副反应，这可能与化疗周期有关，一些首次进行化疗的患者在接受调查时还未出现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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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对象疾病不确定感状况分析
4.2.1 研究对象疾病不确定感总体水平分析
被调查的 116 例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中，处于中等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的患者有 103 例，占总数的 88.79%,另外 11.21%的患者处于低等疾病不确定感水平，未见高等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的患者。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佘喜云[112]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不同，这可能与两项研究使用的疾病不确定感量表版本不同和计算方法存在差异有关，也可能是与调查对象所处的就医环境不同有关。国外有研究表明，患者在不同的医院就诊，其疾病不确定感得分存在差异性[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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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 论
5.1 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受调查的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的面对、屈服和回避三种应对策略状况与一般女性患者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采取回避应对和屈服应对方式显著多于一般女性患者，而采用面对应对方式显著低于一般女性患者。这提示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在知晓患病病情以后，往往不愿意面对，而是采取回避和屈服的态度对待疾病的治疗和发展。这与王云[114]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研究结果不同，她的研究结果显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回避维度得分高于常模,而面对和屈服维度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这两项研究的时间空间不同有关，也可能是与研究对象的自身因素、治疗方式存在差异有关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回避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在妇科癌症患者中较多的采用[116,117]。患者通过做与疾病无关的事情或者转移聊天话题来分散自己对疾病的注意力的这种回避方式来避免疾病和治疗给其带来的心理压力，保持情绪稳定，促进心理适应，减少疾病不确定感，利于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屈服应对被视为是最不利于心身健康的一种应对方式[116]。抱有屈服应对方式的患者，常常认为自己健康的恢复是没有希望的，自己无论做什么也控制不了病情的发展，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凭天由命。因此这类患者对自身疾病的关心较少，妨碍她们利用各种途径寻求和了解疾病相关信息，影响其对疾病预后的判断，增加其疾病不确定感。因此要求护理人员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对于有采用屈服应对倾向的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要经常与之交流，让其对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鼓励其积极配合治疗，改变其凭天由命的态度，使其积极的主动地面对自身病情的变化和治疗，从而降低疾病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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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