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代际收入流动是指在同一个家庭内部上下两代人或更多代人之间在收入分布上的变化。一般以父代和子代在同一生命周期的收入作为比较的基础，考察子代与父代相比，子代的收入分布的变化，总结代际收入流动的规律。代际收入流动的大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动态标准，它反映了社会自由、开放和公平的程度。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子代收入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而非通过继承父代的收入等家庭背景而获得，说明了社会机会是公平；反之，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意味着子代收入更多地依靠父代收入等家庭背景来获得，子承父业，反映了社会缺乏公平自由的环境，阶层固化。需要与之区别的是代内收入流动的概念，代内收入流动是指一个社会上不同家庭成员的收入分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或收入差距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研究最多的一类是对代内收入流动研究；而另一类是代际收入流动，从动态的视角衡量社会公平和开放程度，但是这类研究方兴未艾，目前国内研究比较少。代际收入流动的过程涉及教育机会公平和社会机会公平。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非常重要的形式，家庭对教育的投资是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而教育又是影响个体收入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教育在两代人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教育不仅影响个人收入，还影响着父子两代的收入传递关系。在理论上，教育被认为是创造合理流动的机制（郭丛斌，闵维方，2009）[34]，对于贫困子弟来说，通过教育可以打破家庭背景的束缚，实现向上流动，使整个社会趋于公平合理，以个人能力论收入，而非家庭背景论收入，使“寒门出贵子”。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各种“拼爹”、“二代”现象的出现；“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是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减退，农村孩子中学就辍学打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越来越少，农村长辈们也觉得考上大学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也不算什么扬眉吐气的事儿，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相反还会加重家庭的负担。在他们的观念中不管上不上学，能挣钱，收入高才是令人最羡慕的。这些似乎反映了教育并很好地未发挥创造合理流动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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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世间最残酷的规则。《56 UP》④历时 49 年揭露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长大后还是穷人，富人的孩子长大后还是富人，再次印证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的合理性，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较低。哈佛大学教授 Michael J. Sandel在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第八课“公平起点是什么”中讲到：“即使是努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例如，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布什家族四代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也曾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有人戏称中国也进入了“拼爹”时代 ，“贫、富、官”等各种“二代”现象普遍，社会底层人民对教育的投资热情降低，越来越认可“读书无用论”。代际收入流动是衡量社会自由公平的标准之一，而教育被认为具有创造合理流动机制的作用。但从上述现象来看，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积极，教育在代际收入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力如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并且证明。笔者通过对以上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首先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地位获得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框架内，利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Mincer 工资决定方程和代际收入流动模型，构建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的理论解释框架。再采用 CFPS（2010-2014）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估计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析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特点；并验证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衡量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净影响。根据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及作用大小，在促进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方面做出政策思考。最后，总结几点可供研究拓展的方向，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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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理论和经验研究
对于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研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影响机制，对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先从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并对我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梳理。
2.1 理论研究现状
2.1.1 经济学视角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Schults 和 Becker 构建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教育与代际收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Mincer（1974）[13]实现了对教育收益率的量化研究。Becker & Tomes（1979；1986）[4]提出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为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搭建了解释框架。Mulligan（1997；1999）[14]和 Grawe & Mulligan（2002）[8]在 Becker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家庭所受的信贷约束，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起着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关于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角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Atkinsion，1980； Atkinson and Jenikns，1984）[1]； Becker andTomes（1986）[4]的模型把人力资本或教育作为代际传递的核心机制，他们认为父母更多的收入会允许父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更多。另外，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拥有更好的个性特征、基因或更加博学，这些会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教育，而拥有更多的教育会使他们进一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不考虑家庭背景的条件下，如果教育机会公平，并且特定教育水平的回报率相同，那么教育将会为所有有能力的孩子提供一个“精英路线”，他们成年后会获得高收入。Becker & Tomes（1986）是此类研究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Solon（2004）的模型又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与财政支出的积极性呈反比，但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能力禀赋遗传程度、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呈正比。Solon（2004）建立的代际收入流动模型更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典范。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不同，以 Doeringer & Piore（1971）[5]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能否进入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内部所起作用却十分有限。另外，市场歧视理论认为市场歧视的存在限制了教育的作用（Arrow，1973）。关于教育与收入内在机制的解释，信号筛选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完全不同，以（Spence，1973；Riley，1976）为代表的信号筛选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由个人的先天能力决定，因人而异，不会因为受到多少教育而改变。与此相对应的信号失灵理论认为，教育的供求失衡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雇佣标准的改变，导致教育的信号作用失灵，从而影响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率。在当今社会，当教育不断扩张时，学生的教育供给就会超出劳动力市场的教育需求，这种结构化失衡将会导致学历证书或教育水平的价值在用人单位决策过程中贬值（See Jackson，Goldthorpe & Mill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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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验研究现状
在过去十多年中，对这类研究又复兴起来，关注代际收入流动的驱动因素的时间变化和国别研究（Black and Devereux，2011）。很多研究不仅关注教育，而且关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Osborn Groves，2005；Blanden，Gregg and Macmillan，2007[2]； Mood，Jonsson and Bihagen，2012）[19]。这些研究大多以 Solon（2004）为基础，他们不仅考虑了家庭收入与子代儿时的个性特征之间的关系；也考虑了子代成年后，这些个性特征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通过把这两个独立的阶段结合起来，儿时个性特征的作用就可以在代际收入流动中被评估出来。在 Solon（2004）模型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的确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净影响”在 30%—40%左右。具体来说，北欧国家、德国等具有较小的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流动性比较高；而北美、南欧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Mayer & Lopoo，2008[12]；Machin，2004；Pekkarinen，2009[15]；Holmlund，2006[9]；Valero-Gil and Tijerina-Guajardo，200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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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16
3.1 理论模型.........16
3.2 分析方法：OLS 回归分析、通径分析和分位数回归 ........17
3.2.1 OLS 回归分析 ........17
3.2.2 通径分析（PATH ANALYSIS） ....17
3.2.3 分位数回归分析（QUANTILE REGRESSION） .......19
第 4 章 我国居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的实证分析......20
4.1 数据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
4.2 OLS 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 .........22
4.2.1 教育获得模型 ........22
4.2.2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特征 ..........25
4.2.3 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净影响 ........27
4.3 分位数回归分析..........31
第 5 章 结论、政策思考及研究拓展........34
5.1 基本结论.........34
5.2 政策思考.........35
5.2.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 .....35
5.2.2 继续提高优质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均衡分布 .....36
5.3 研究拓展.........36
第 4 章 我国居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本应该建立在父子永久收入的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但这种数据要求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很少有数据能够测量父子两代的永久收入。在代际弹性系数的估计过程中，如果父亲的收入测量出现偏差，代际收入弹性系数β也将出现偏误。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研究一般都用父亲和儿子的单年收入数据来估计代际弹性系数。然而，Solon（1992）[17]和 Zimmerman（1992）[20]首次论证了采用单年收入测量的方法会引起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相当大偏差。Solon（1999）年再次说明：采用单年收入数据会大大降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估计值。近期国外的研究也关注优化这个问题，一般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1）考虑到单年数据带来的短暂性冲击，采用多年数据的平均值。（2）关注收入测量时父亲和子代的年龄，否则会出现生命周期偏误。Haider & Solon（2006）[10]证明了在个体 20 几岁时测量的收入不能很好地代表永久性收入，因为在这一人群中，注定会拥有高收入的人比注定会拥有更低收入的人，会有较快的收入增长，所以早期的收入差距会倾向于低估永久性收入的差距。而在个体 30 多岁—40 多岁时测量的收入对永久性收入的代表性接近 100%，在 50 多岁时测量的收入对永久收入的代表性降至 60%左右。为此，John Ermisch & Thomas Siedler（2006）[11]的研究中采用了测量收入时父子两代的年龄都大于或等于 25 岁的样本，以降低更年轻的样本对长期经济地位产生的干扰。另外，他们也采用了父亲 10 年收入的平均值以降低短暂收入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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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经验分析为主，利用 CFPS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Log-Linear Model），应用最小二乘法（OLS）、分位数回归分析（Quantile Regression）对我国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性别群体、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及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分析。其基本结论包括:父亲收入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显著。父亲收入每提高 100 元，子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会提高约 0.81%。并且与儿子相比，父亲收入的提高，对女儿的影响更大，控制其它条件不变，父亲收入每提高 100 元，女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约 1.42%，而儿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提高 0.64%，这可能与女孩踏实认真、有韧性的特质有关，一旦有受教育的机会就会比男孩更认真地去学习，最终获得比男孩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从城乡差异来看，控制其它条件不变，父亲收入每提高 100 元，子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约 0.82%年，而城镇户口的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约 0.79%年，农村略高于城镇。这可能是由于在父亲有能力进行教育投资时，农村孩子更珍惜教育机会，学习的欲望和动力更加强烈，所以比城镇孩子的教育获得要高一点。在代际收入流动模型的全样本分析中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 0.179；在女性样本中，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 0.164；而在男性样本中，代际弹性系数为 0.185。父亲对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对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也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小于对女儿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17（p<0.01）,而城镇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约为 0.19，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略高于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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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