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投资是影响供给端与需求端发力的重要因素，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投资利用乘数原理实现经济的增长。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国家干涉经济，认为政府需要通过刺激消费以及扩大投资以实现就业均衡，即对投资实施调控。然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要不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政府对投资的调控就失去了基本依据。尽管对于这个问题各国政府及经济学家一直以来莫衷一是。然而纵观全球 500 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家史，一国经济总是受到不同程度地多种形式的政府干涉或国家调控，不存在一国可以不用政府干预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由此可知政府对投资进行调控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原有计划经济制度下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集中管控方式，逐步转变成了为满足市场化经济发展要求、对不同投资主体实行差别对待的管理制度体系，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实行审批制、企业主导的重大以及限制类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企业主导的一般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这三类投资项目均在相关部门的管理下得以顺利实施。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中，投资的波动幅度可以为政府较好的调控，因而它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极为重要。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制度的国家，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市场化具有其独特性。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共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绝大多数重要的资源实行公有制，当投资者投资时需要占有或者使用这些资源时，则必须经过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此时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本质上是赋予投资者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以最具代表性的土地资源为例，许多投资项目都涉及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例如房地产，而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迫使投资者无法私自占用土地或拥有自己的土地资源，房地产商要想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去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申请并得到政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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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首先，国际上早期相关研究侧重于经济周期阶段性，如朱拉格(1960)首次将经济周期分成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随后古典学派开始关注波动幅度以及其他结构型因素来分析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Sichel，1994；Boldin，1996；PesaranandPotter，1997）；随着理论和计量技术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Nelson andPlosser(1982)、Long and Plosser(1983)、Prescott(1986)、Greenwoodetal(1988)、Kingetal(1988)、Cogley and Nason(1995)等为代表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 RBC)一度被认为是周期理论的最正统研究方法。90 年代后学者出现了对 RBC 理论进行批判，认为RBC 模型忽略了货币因素，进而货币政策效应难以被发现；之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周期模型——广义经济周期理论(GeneralBusinessCycle，简称 GBC)模型（Kim，1999；MankiwandReis，2002；King and Rebelo，1999；Giannoni and Woodford，2003)。其次，国内主流研究侧重于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先前学者纷纷在努力回答一个共鸣性问题：中国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李正辉和郑玉航（2015）、饶晓辉(2012)、刘金全和王建军(2007)等人运用多种方式与角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确实存在非对称性以及持续性等特征；再如陈浪南与刘宏伟(2007)把中国的经济周期区别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发展阶段以及高速增长阶段，利用三机制 Markov 均值与方差机制转换方程经验分析了我国 1979 至 2004 年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的实证结果。王成勇和艾春荣（2010）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周期在每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转换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经济增长的波动存在“陡升缓降”的非对称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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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的投资调控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
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马克思认为投资是运用货币购置产品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来形成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一种经济活动。尽管这并不是马克思特意为投资所设的定义，然而一直以来，在我国经济运行与理论研究中都将该解释视为至关重要的理论依据，并以此对投资进行界定。总得来说，从资本形成角度对投资的认定有以下两种口径：1、认为是“基本建设投资”的缩写，即投资基本建设的资金，具体包含基本建设中新建、扩充、改造、维持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所需的资金。此类解释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口径，也是将投资界定最窄的一个解释。2、众所周知的固定资产投资：以货币形态表现购置或者建造固定资产的工作量。比如基础建设、科技改革、设备购置以及房产开发等。目前，我国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投资管理以及统计数据工作中所提到的“投资”，皆为该定义所指的固定资产投资。本文提到的“投资”与此种解释一致。投资作为整个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地位是极其特殊的，具有创造消费需求、增加供给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三重功能。同时，投资与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以及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政府通过对投资实施必要的调控，以实现投资的平稳，使一国达到维持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2.1 经济周期相关理论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可以解释为与国民收入以及经济活动相关的一种周期性波动，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大体上可以分为繁荣、衰退、萧条以及复苏四个阶段。任何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都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包括持续的时间、波动的幅度以及涉及的范围等的不同。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无法避免的，都伴随着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其相关的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英国学者基钦为代表提出的基钦周期，是他在研究经济波动过程中发现的一种与商品库存变动紧密关联的规律性的短期波动。基于该发现，提出一种持续期间约为 40 个月（3～4 年），大约 3.33 年的一种短周期理论，亦称为库存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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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资项目管理程序效率与经济周期
从经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发展的角度分析，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大体经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参照同样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模式，对投资的调控没有结合自身情况，因此当时关于投资的理解均来自于苏联。社会投资极少，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仅指政府基础建设，政府投资管理范围包括社会投资的绝大部分。因此，此阶段项目审批的基础建设投资即是国家所有的投资，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项目审批在管理政府投资上意义重大。第二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1978 年 12 月，改革开放初期为加速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投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会议指示下放中央权力，该指示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政治以及经济制度改革。但此种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使得地方政府扩大了计划管理权，而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不仅掌握了定期的城市乡镇固定资产建设权，还掌控着不定期的非固定资产的审批权，同时中央还将一部分审批权限下放给隶属于地方政府的中央直属企事业机构，增加该类国企自主权。本次变动是政府内部整个行政系统的收放权力的行为，界定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在审批上的权限，中央权限下放的同时地方政府审批权限得以提升，但仍旧限定在原计划经济时期集中的管制审批权限范围内。第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此时期中央进一步将权限放宽与政府切实改变审批职能，改变政府在项目审批制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精简行政审批人员、调整减少审批机构层次及转变职能，争取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央政府切实做到精简行政体系中繁琐的各级机构，要求国务院下属机构只分为两级——司级和处级，而隶属于省级的部门只设立处级，并减少行政审批人员。为切实做到转变行政职能，要求撤除政府直接掌控企业单位的制度，放宽企业的自主权，政府仅允许简单调控企业投资。该时期，政府从审批项目倡导文件、可行性实施报告以及开工许可报告等管控程序对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审批管控，意味着企业自主与国家管控相结合的项目管理制度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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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政府项目管理的程序效率与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 14
3.1 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潜在关联性 .......... 14
3.2 我国经济周期的定量识别 ......... 21
3.3 市场潜力........ 25
3.4 研究假设........ 25
3.5 实证模型........ 26
3.6 样本与变量描述...... 27
3.7 内生性问题与联立方程模型 ...... 28
3.8 估计结果........ 29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34
4.1 结论...... 34
4.2 政策启示........ 35
3 我国政府项目管理的程序效率与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3.1 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潜在关联性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长期依赖于投资项目的推动，而相对外需（出口）和消费来说，项目投资成为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可控指标，尤其中央和省份国有企业在面对经济波动时，可以充分扮演政策设施者角色，通过可持续经营和保障平稳就业来实现稳定发展（赵永亮，2007）；而政府对项目投资的政策运用不仅体现在投资者的角色身份，政府决策者可以利用“项目管理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来实现对投资进度的掌控，因而当前“项目管理制度”间接性成为烫平经济周期的非主流工具。当全球经济走向“缓增长，慢萧条”时，中国经济也难免受到波及，我国正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以应对（王成勇和艾春荣，2012）；尤其外部需求增长乏力时，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殷剑峰，2006）；以下本研究试图从项目进度结构的角度来考察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潜在关联性。图 3-1 与图 3-2 给出了我国样本期（1995-2015）我国各类进度的投资项目，包括竣工投产项目（FinishedProject）、施工中项目（OngoingProject）和新开工项目（NewProject）三个类别。从三者规模比较来看，样本期年均完工项目数（137408 个）低于新开工项目数量（172109 个），而施工中项目数（246245 个）远高于前两者的水平，达到总年均各类项目之和的 44.08%。鉴于投资项目存在“开工数—完工数”的非平衡性，即长期保持了新开工项目盈余，项目数盈余年均增长率为 2%④。从时期特征来看：1）项目规模的年份同期比较，各类进度项目在绝大部分样本年中保持了正增长趋势，仅有的特例出现在 1997 年（当年三类别项目均呈同期下降，其中新开工项目数较上年下降 11.9%）。2）项目规模的年均增长率，新开工项目增长率为负的年份分别出现在 1997、1999 和 2012 而完工项目出现负增长年份则出现在 1997、2000 和 2002。而三类别项目增长率最大值的年份来看，新开工和施工中项目增长率最快的年份均出现 2009 年，完工增长率最大值则为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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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三大领域：工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工业和房地产这两大领域与基建投资更具市场化，由企业主导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项目管理机制的落后以及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审批乱象，造成政府机构、投资企业无法做出最优的管理决策或科学规划，致使现阶段工业和房地产已经出现严重过剩。即高要素品供给市场潜力（HSA）倾向于加速项目管理程序效率，而管理程序效率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增加生产商的市场信心，尤其助推了要素品供给商对未来的预期高涨，则又出现新一轮要素品供给扩大，由此形成恶性累积因果循环，导致产能向该行业积聚，产能过剩。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结构性改革涉及补短板问题，在由政府主导基建投资方面，虽然需要加大投资，国家发改委及相关审批机构在进行项目管理时要注意避免重复的建设项目。事前审批固然重要，但更要加强事中事后和联动监管，发达地区重在提升基建密度，而欠发达地区则需补足短板。项目管理的关键在于使投资保持合理的度，控制其开工速度和完工速度。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重大任务是提高投资的有效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目的是提高生产品质量，达到顶级标准不仅需要投资方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科技水平，还需相关行政管理审批部门的鼓励与倡导。严格控制产能过剩是提高投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工业领域加速化解产能过剩，严格控制工业领域的投资，房地产领域一面需要加速去库存，一面限制投机房地产的假象。当前很多城市包括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公共基础设施仍非常稀缺，项目管理机构应加速此类公共资源的审批。在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补足的同时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却需要经过严格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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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