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 贫困和反贫困
一、贫困的概念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贫困概念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根据贫困定义的不同范畴，国际上通常将其划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能力贫困以及权利贫困。
（一）绝对贫困
朗特里(S.Rowntree)围绕绝对贫困的实质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将其释义为：当家庭盈利总额无法支撑其基本生理诉求时，即饮食、住宿、衣着及其余生存活动无法脱离的物质基础，便意味着其陷入贫困僵局［27］。绝对贫困境况，需要凭借群众最低生存诉求的实现程度加以判断。其评估路径涉及到收入贫困线、贫困比重、贫困人口间物质差距均值，量化数据便于分析，资料较容易获取，现阶段大部分国家依据收入贫困线指标对贫困加以判断。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往往倾向于以绝对贫困作为把握贫困程度的标尺。例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把贫困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28］。
（二）相对贫困
Fuchs victor 是率先清楚界定相对贫困内涵的学者，并且还创造性引入有关标准。他在探究美国境内贫困情况时，采取相对贫困的视角，将全国人口盈利中值的 1/2 作为基线，以此划分贫困与非贫困［29］。Townsend Peter 发展了相对贫困概念。他表示，需要将群众常规生活过程涉及到的饮食（热量及营养）、社交、收入均值，共同作为贫困的判断依据［30］。相对贫困更容易携带主观因素的影响，并呈现出变通性特征。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均值作为指标，凸显个体或家庭生活条件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问题。目前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采用相对贫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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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
中国通常借助“扶贫开发”一词，阐明其反贫困任务，突出反贫困工作的政策性特征，并注重执行力。它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的有机单元，经由宏观经济建设、扶贫计划执行阶段，积累了具有中国印记的扶贫开发理论。研究领域对此形成共识：它是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基础，符合本国国情和发展规律，在新中国各届党和国家执政领导人的推动下，不断健全为颇具中国印记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42］。
马克思所倡导的反贫困路线，可概括为“仅当生产力原有束缚被弱化时，才能以更强的贡献力带动全人类走向福利社会”［43］。以此为前提，毛主席为代表的党和国家执政领导人，不仅借鉴其核心思路，还将中国国情融入当中，将其本土化。当前研究课题基本围绕各阶段党及国家推行的扶贫理念，致力于阐明本土扶贫理论的属性、建设轨迹、具体内容。文建龙介绍了自毛泽东同志起至胡锦涛同志执政阶段的各届扶贫倡议，第一代执政领导人智慧结晶主要在于树立“共同富裕”的旗帜，这让整套扶贫理论拥有宏观朝向，确立基调；第二代执政领导人健全了“共同富裕”的观点内核，为整套理论提供框架；第三代执政领导人贡献重点在于继承扶贫理论成果，并丰富理论细节，使其更加体系化；第四代执政领导人依托科学发展观的建设路线，将扶贫理论的定位层次予以升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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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利川市基本情况和财政扶贫资金现状
第一节 利川市基本情况
一、利川市情
利川市地处湖北西南方，北依三峡，南邻潇湘，西靠蜀渝，东接恩施，与重庆四县两区交界。该市是恩施自治州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级市（1735 年设县，1986 年建市），辖 7 镇 5 乡 2 个街道、585 个村（社区），国土面积 4607平方公里，总人口 95 万，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11 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59.2%。
利川市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旅游资源丰厚、民族文化底蕴深厚。318 国道、沪渝高速公路、宜万铁路、渝利铁路横贯市境，沪渝蓉动车组穿越利川市，利万高速公路内引外联，距离万州港和恩施、万州两大机场只有 1 小时车程；境内可供开发的水能资源 50 万千瓦、风能资源 80 万千瓦，天然气储量达 800 亿立方米，页岩气理论储量达 3440 亿立方米，已探明煤炭储量 1 亿吨，硫铁矿储量 1.5 亿吨，石膏矿储量 144 亿吨，生物礁大理石储量 200 万立方米。有莼菜之乡、黄连之乡、山药之乡的美称；森林覆盖率达 62.24%，平均海拔 1100 米，年均气温12.5℃，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被誉为“天然氧吧、避暑凉城”。有世界容积量最大的腾龙洞、第四季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水杉树种、中国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齐岳山、江南明清庄园大水井古建筑群落、千年土家古堡鱼木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斗山。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荣获“中国凉爽之城””称号；楚文化与古巴国文化交融，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被授予“中国歌舞之乡”“中国最具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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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利川市财政扶贫资金现状
一、利川市财政扶贫资金来源情况
利川市的地方财政属典型的“吃饭财政”，因此扶贫攻坚工作所需资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拨款。本文对 2012 年—2018 年利川市上级拨付的财政扶贫资金进行了分类汇总。详细数据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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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28
一、绩效评价的原则.....................................28
二、绩效评价的方法.................................28
第四章 提高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的政策建议..................................47
一、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47
二、拓宽财政扶贫资金来源渠道................................47
三、调整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结构..................................48
第四章 提高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
根据对利川市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结果来分析，上级投入到利川市的财政扶贫资金总量越多，贫困发生率就越低，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可支配收入越多。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础差、底子薄、财力有限，扶贫工作对上级财政扶贫资金依赖性强，因此中央财政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重点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倾斜，保持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稳步增长，为贫困人口脱贫提供“助推剂”。虽然通过回归分析，省级、州级财政扶贫资金对利川市的贫困发生率、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无显著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省级、州级等地方财政扶贫资金没有减贫绩效，作为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一部分，省级、州级等地方财政扶贫资金仍然发挥了积极的减贫作用，只是在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小，减贫绩效很微弱。量变引起质变，省级、州级也应当继续增加扶贫的配套资金投入，给予贫困县市地区更高的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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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及展望
通过描述性分析，财政扶贫资金总量逐年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是扶贫攻坚的主力军，在上级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地方财政扶贫资金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从资金构成来看，发展资金是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工代赈资金和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资金投向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是上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向的核心领域，产业发展是上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向的重点领域，对劳动力培训等其他投入保持持续稳定。
从财政扶贫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来看，上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总量越多，贫困发生率就越低，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可支配收入越多；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三类投入形式均产生了显著的减贫绩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减贫绩效最佳；地方财政扶贫资金的两类投入形式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和州级财政扶贫资金均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从资金投向来看，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的三类投向均产生了减贫绩效，其中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投向发展产业资金减贫绩效最为显著，投向其他资金减贫绩效轻微。
本文以利川市上级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来评估利川市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绩效，并根据评价效果提出了改进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的对策建议。但是本研究是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由于历史和机构体制原因，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或者只能获得近两年的，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绩效研究不够全面；二是仅研究了利川市的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研究范围较小，研究结果对于全国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适用，今后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数据的获取方面还有望改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