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创设的战略环境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创设，有其特定的战略背景和客观基础。理论上讲，一个机制的建立往往取决于对协议的需求、问题密度（issue density）的增加、对原则和规范的需求、对特定信息的需求。[22]由此，一个机制的建立必然是对这些需求和问题解决的制度性安排。从这样的视角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创设本身，就是新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下发展中美关系、处理中美关系中的问题、进行未来战略设计等多种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国际环境：中美大国间的协调与冲突
21 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迅速崛起，造成了美国等传统大国或大国群体的相对衰落。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开始进入相互调和适应、合作竞争共治的磨合期，两者的互动正在塑造新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23]国际体系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美间的实力对比。美国从绝对优势地位向相对优势地位转移，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200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8 倍，2010 年不到中国的 3 倍。[24]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的影响力不断攀升，美国等传统大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达国家的总份额从 65.4%下降到 57.7%，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从34.6%上升到 42.3%；中国上升到 6.394%，成为了第三大股东。在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投票权提高 3.13 个百分点，达到 47.19%。中国的投票权从 2.78%上升到 4.42%，成为第三大股东；美国的投票权从 16.36%降至15.85%。[25]总体上看，中美实力关系的变化与新兴国家和传统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相一致。尽管西方大国仍在国际上占据相当大的优势，但新兴国家的实力正在迅速强化。据《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2 年和 2013 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分别为 6.7%和 7.2%，将是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两倍。[26]在这样的变革中，中美的权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美关系被日益提升到全球层面，中美关系更富平等性、战略性。因此，中美在新的基础上“解决结构性矛盾，制定体系游戏新规则迫在眉睫。”[27]中美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与世界体系紧密相关的重要而复杂的大国关系。
随着国际总体环境的变迁和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中美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2008 年前中美间经贸、人权、对台武器出售等问题已经摩擦不断，特别是军事和地区战略中，中美的对立已日趋明显。2009 年美国宣布高调“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对冲”；2009 年美国加速了 TPP 进程，打破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增长的影响；2011 年美国重返东南亚，高调介入东亚的南海、东海的海洋领土争端； 2012 年网络安全问题成为攻击中国的新借口，“中国的网络威胁”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容。总体上，美国奉行对华的“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再平衡”的双轨政策。一方面，寻求与中国在地区、全球的深度合作，欢迎中国的崛起，并欢迎中国作为美国体系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战略进行防范和威慑，强化在亚太的“前沿部署”，构建一个多层面的同盟安全网络。这些问题，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的结构性问题，它需要中美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上述总体环境的变化，需要中美进行客观且理性的定位，在中美间寻求一种超越冷战时“零和思维”的模式，进行一种制度性的架构。尽管美国强调中国的崛起与 19 世纪美国和 20 世纪日本的崛起不同，但美国仍对“中国威胁”或“未来的不确定性”深感担忧[28]。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遏制+接触”的进攻性预防政策，也存在极大的忧虑。因此，一种制度性的框架，一个富有成效的机制，可以缓解结构性冲突的升级、增进信息沟通，减少交易成本，并能建构一种未来预期。这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创设，事实上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创设与进程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间最高端的对话机制。自 2009 年以来，该对话已经进行了四次，在中美和世界中都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回顾该机制的创设，梳理该机制发展的进程，是对该机制进行评价和评估的一个前提。在创设、推进和发展中的议论、争论，也折射出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
（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创设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创立于 2009 年，其前身是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机制（SD）创设于 2005 年，是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重点就中美间安全、军事和国际地区重大问题等进行讨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创设于 2006 年，是副总理级的对话机制，侧重于包括经贸、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局性、战略型、长期性问题。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月，中美共举行了六次战略对话；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中美共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2008 年底美国政权更迭，奥巴马当选美国新总统，由此，给两国间对话机制的形式和内容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该机制是否继续维持；未来的对话由两国哪个部门来主导；如果维持，未来对话的主题应包括哪些等等，都给 SED 和 SD 机制的前景画上了问号，一时间成为一个议论的焦点。早在 2008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奥巴马曾向美国驻北京商务处发函称：“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在经济和安全、全球性政治课题领域继续深化高层对话机制。”[35]希拉里也提出要提升中美战略对话，希望建立由美国国务院主导而非财政部主导的综合对话。2009 年 1 月，奥巴马正式就任后，提出将中美原有的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合并升级为涉及领域更加全面的对话。2009 年 2 月13 日希拉里在美国亚洲协会的讲话中表明，由美方财政部领衔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模式，未来将出现调整。2009 年 2 月 20 日希拉里访华，就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原则协议[36]，打消了此前的诸多疑虑。希拉里明确了定期磋商的高层机制将延续，但强调规格和范围将做出调整。关于未来对话的内容，明确了将继续保持广泛议题外，将选择共识性强、利益重合点多的话题作为新对话重点。[37]2009年 4 月 1 日，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38]至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最终确立，对话机制的重要性提升成为中美共识。
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题、议题与成果...... 16
（一）对话的主题及其内涵 ........ 16
（二）对话的主要议题及其变化 .... 17
（三）对话的主要成果及其评价 .... 18
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1
（一）战略性问题：战略议题与经济议题的侧重 ........ 21
（二）话语权问题：对话的平等性与有效性 ...... 22
（三）机制的动力：惯性维持与机制创新 ........ 22
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未来与中国的对策........ 24
（一）新团队、新议题和新进程 .... 24
（二）中国的政策与对策 .... 25
结论
鉴于上述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切实考虑具体的应对策略。中国新领导人将保持此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强化对美关系，这个主题不会变。但如何在对话中合理设置议题，引导对话进程、切实反应中国的关切，需要认真思考。从中方的代表看，汪洋副总理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位，对经济问题和中国国情相当熟悉，国内经济问题将是他的长项，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可能将会很好地应对美国高强度施压的态势；杨洁篪国务委员曾担任外交部长，又被称为“美国通”，有着丰富的对美外交经验和极强国际关系处理能力，因此，在战略对话的掌控方面与美国的克里应该旗鼓相当。两位新领导人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有过经历，对整个对话进程和态势都有所了解，这对于他们作为国家元首代表参与对话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
从中国面临的课题看，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新领导班子的核心课题。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国际合作，也将是两个重要任务。因此，在汇率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中美亚太经济合作上，需要做好与美国长期协商的准备。尤其是美国新财政部长雅各布 卢更精通预算问题，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财政赤字，因此，中美经贸的平衡、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其安全问题、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等，都应作为重点关注的议题，从长期视角进行具体的筹划。美国国务卿克里将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基本态势，主张对“亚太再平衡”进行重新平衡，总体上会缓解安全议题上的对立，但美国因此会加强网络安全等新兴问题的对华施压，中美在网络安全的争论将激烈化，已成可预见的事实。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和较量也将升温，中美“网络战争”背景下的的规则、秩序、规范的探讨，将正式浮出水面。这些都是 2013 年中美战略对话所无法回避的课题，其影响也将很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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