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就以政府科技投入的资金分配、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机构调整等问题为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政府制定和调整政策的重要途径就是对这些政策和计划实施的结果进行科学预测、分析与评估。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也随着各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逐渐重视而日趋深入。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评估研究国外学术界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研究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 世纪 30年代美国著名数学家柯布(G.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H.Douglas)共同研究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得出了 C-D 型生产函数:Y=ALαKβ(α>0；β>0)，式中 Y 为产出，K 为资本，L 为劳动力；参数 α 和 β 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A 为技术进步参数。柯布—道格拉斯生用 C-D 型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并由此计算出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或技术进步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但不能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2]。1956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索洛（Solow）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和索洛余数，即研究经济增长中除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因素剔除后，余下的增长因素。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并对美国技术进步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把生产函数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3]。罗默(Romer， 1990)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假定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制造产品的部门，另一个是增加知识存量的研发部门。物质资本与研究开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决定经济增长，参数 β+θ 与 l 的比较决定规模报酬变化情况。总之，在这具有研究与开发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只要有足够知识存量，便会克服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4]。1995 年，科尔和赫尔普曼（Coe&Helpman）在一个具有 22 个国家的样本中研究了科技投入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关系，研究发现，本国和贸易伙伴的 R&D 经费投入几乎可以解释 50%的国家的生产力增长[5]。莫拉斯(Morales,2003)将 R&D 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探讨了政府 R&D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她认为税收激励、资助企业 R&D 和公共研发机构的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而政府从事应用研究因为挤出效应而产生负向作用[6]。②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 R&D 行为影响的研究国外关于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 R&D 行为影响的研究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分析侧重政府研发资助对单个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而宏观层面的分析则主要研究政府公共研发对产业或全社会企业总研发支出的影响。
1）宏观层面
莱维与特勒克奇(Levy&Terleckyj，1983)从国家层面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他们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949～1981 年的数据，分析了 NSF 合同资助和其它资助方式对全国企业研发支出总额的影响[7]。莱文和瑞斯(Levin&ReiSS，1984)通过建立一个结构方程，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强度对产业内企业研发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8]。曼斯菲尔德等(Mansfield，1984)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政府研发资助增加时，产业内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量大于政府资助减少时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9]。
2）微观层面
国外学者在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影响单个企业的行为的研究中，一般假设政府研发资助为外生变量，用政府研发资助金额对被资助企业的研发支出金额或研发强度等进行回归分析。林克(Link，1982)将企业的研发支出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部分，他发现公共研发降低企业基础研究强度，但对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有促进作用[10]。马姆尼斯(Malnuneas)和纳达瑞(Nadiri)(1996)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接受资助的企业会增加其研发投入，同一行业中，没有接受资助的企业会减少其研发开支。他们认为，接受资助的企业研发有可能产生“技术外溢”，从而使竞争对手获益，并对其竞争对手的研发投入产生替代效应[11]。卡布隆 (Capron1998)的研究表明，在 G7(西方七国集团)中，政府长期资助的领域内(如个人计算机、通信技术等)对企业的研发有明显的刺激作用[12]。多米尼奇(Dominique)和布鲁诺(Bruno)(2000)研究了 17 个 OECD 国家(1981～1996 年)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支出的影响(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认为政府对企业 R&D 活动进行财政资助和提供税收优惠将刺激企业增加其 R&D 支出，但政府直接资助和政府税收优惠的作用是相互替代的，同时还发现，这种杠杆效应与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资助率(即政府资助企业研发的金额与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的关系呈“倒 U 型”曲线，即这种杠杆效应随着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资助率增加而增加，到一个临界点后，这种效应随着资助率的增加而减少，但这个资助率继续增加，超过一定比例时，政府的资助将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替代效应。多米尼奇和布鲁诺认为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政府科技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替代效应[13]。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理论分析
2.1 相关概念
2.1.1 科技活动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技活动评价国际标准化建议案》的原则,科技活动的定义为：与各科技领域中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全部活动。按该定义，科技活动的内涵可用下图表示: 按照财政科技投入的主体划分，财政科技投入可分为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第三方机构投入和私人投入四种。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又称为财政科技投入。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可划分为中央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两种。本文中，地方政府概念涵盖了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主要将广州市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作为研究对象。从图 2-2 可以看出，我国自 2005年起，全国财政科技拨款总额以年均 24%的速度在不断增长，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增长速度更较中央财政科技拨款的增长速度为快，并从 2007 年起逐步超过了中央财政科技拨款的规模。可见，地方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在我国的政府科技投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三章 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现状分析.....21
3.1 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基本情况 ....... 21
3.2 投入绩效：财政科技投入与产出相关性检验 ..... 28
3.3 存在问题分析 ....... 30
第四章 先进地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32
4.1 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 32
4.2 国内发达地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 37
4.2.1 北京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特点与经验...... 37
4.2.2 上海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特点和经验....... 39
4.2.3 深圳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特点与经验....... 41
4.3 对广州市的启示 ........ 42
第五章 完善广州市财政科技投入......46
5.1 目标和原则 ...... 46
5.1.1 目标....... 46
5.1.2 原则....... 4
5.2 完善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体系...... 47
结论
广州市作为国家 5 大中心城市之一、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在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前有深圳的遥遥领先，后又有佛山、珠海穷追不舍，面临着地方财力有限和 WTO 规则的挑战，广州市政府应积极应对，按照目标性、引导性、效率和系统的原则，加强财政科技投入的法制体系建设，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健全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扶持体系，增加对基础性研究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投入力度，实现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标。由于水平和资料的局限性，本论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数据资源的局限，有关数据主要是 2003-2008 年的，统计样本偏少，没能对广州市财政科技投入的分类、对象等方面做进一步细化分析，如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投入比例进行研究。其次，大部分数据均为现有统计成果的间接数据，数据准确性有待商榷（如全市 R&D 经费投入额度），可能对论文部分结论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对广州市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分析还偏薄弱，没能较全面的分析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上述问题，将在今后研究中逐步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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