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数据更倾向匹配后者；（5）多垄断新凯恩斯粘性信息模型中不存在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货币政策，最优利率规则应包含各个生产阶段的价格水平，而多垄断新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中作为最优利率规则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此背景下则更次之；（6）即便如此，在仍然设定包含各个生产阶段的通货膨胀的最优利率规则下，基于粘性信息理论测算的相对福利损失仍小于粘性价格模型中的测算值，这是在此规则下粘性信息理论优于粘性价格理论的又一证据。
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和现有成果
在古典模型和凯恩斯模型中，通过简单的数学微分方法和矩阵求解技术，可以对包含若干个总体行为方程的经济系统的通货膨胀等内生变量的决定或受到外部冲击后这些变量的变动进行探讨，古典模型得出的是“货币中性”的经典结论，而凯恩斯模型进一步将经济系统的若干行为方程归结为 IS 和 LM 两条曲线，分析得到了“货币非中性”的不同结论 (详见 Sargent, 1987)。这组截然对立的结论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 (Goodfriend and King, 1997)。共同的问题是，古典模型和凯恩斯模型的若干总体行为方程缺乏微观基础，所以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者皆着手建立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模型以巩固或完善其经典结论。
理论上，新凯恩斯框架下经严格推导可以得到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缺口的函数关系，即产出缺口直接由真实利率缺口决定，而真实利率缺口直接受中央银行设定的名义利率的影响，故此，货币政策非中性。既然货币政策有真实效应，
自然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最优货币政策或实施最优政策规则？在垄断竞争和名义刚性（比如价格粘性）并存的市场环境中，若央行能实现弹性价格均衡并使社会产出为自然率水平，即可产生达到帕累托最优（first-best）的货币政策。这是严格假设和理想市场环境下的产物，通常难以实现。因而央行寻求在粘性价格均衡系统下最小化外生给定的或者由家庭效用函数作二阶近似推导而来的福利损失函数5，以实现最优货币政策，但就其产生的结果相较帕累托最优而言，已是次优（second-best）。然而，这样的最优货币政策仍就很难实现，除非央行具备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等变量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完美信息 (Huang and Liu,2005)。为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方便执行，央行可以采用某种政策规则，比如利率规则，将利率与其他关心的内生变量形成反应机制。如何确定反应系数（政策系数）？一个原则是，选择的政策系数使福利损失尽可能小。选择最小福利损失对应的政策系数，便得到了最优利率规则。
上述分析框架的重要一环是找到粘性价格均衡系统，也即央行目标函数最优化的约束条件，需求侧是动态 IS 曲线，供给侧代表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方程）。由于福利损失函数是由效用函数作二阶近似推导而来，给定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设定正确，福利损失函数也应基本正确，那么，要得到货币政策分析的可信结论，关键一点在于找到了一条相对可靠的菲利普斯曲线。可靠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能良好再现“通货膨胀-产出”的几个显著的动态特征：（1）在近现代国家信用本位制下，通货膨胀具有持续性 (Fuhrer andMoore, 1995) 或称具备“通货膨胀惯性”(Gordon, 1997)；（2）在金本位制下缺乏通货膨胀惯性 (Barsky, 1987; Alogoskoufis et al., 1991)；（3）封闭经济体内通货膨胀顺周期且滞后产出 (Mankiw and Reis, 2002)；（4）开放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和产出都有跨国正相关关系但前者显著强于后者 (Wang and Wen, 2007)。Ball et al.(2005) 进一步指出，对包含这样一条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系统进行最优货币政策分析，得到的结论应符合两个被普遍认可的货币政策效应：首先，抑制通货膨胀总会引起经济萎缩；第二，货币政策冲击后的通货膨胀动态呈“驼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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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历史学派的 Gustav Schmoller 与边际学派的 Carl Menger 曾就归纳和演绎哪个方法更有效的主题进行了一场著名论战，这促使双方发表了许多著作，但最后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且通常互为补充。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也大多认为应综合利用这两种基本方法并使其有机结合 (高德步, 1998; 叶焕庭 等,2000; 朱成全, 2001; 曹均伟 等, 2007; 马涛 等, 2011; 王今朝 等, 2012)。因此，本文首先会立足于这两大基本方法。
（1）历史/归纳法。这类方法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推崇，强调应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看作整体的一部分然后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即对原始资料进行归纳。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希望通过回顾 2500 年内价格变动的特征事实以归纳通货膨胀的特征、产生方式以及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节开始，还将进一步梳理古典到新古典学派有关预期通货膨胀对货币性质（中性或超中性与否）的影响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历史分析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将通货膨胀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其发展规律。从中也不难发现，严重或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总有其历史背景。因此，追根溯源，以史为鉴，益于提炼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以期它能更好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2）抽象/演绎法。它由古典经济学家 David Ricardo 等人提出，是从“不证自明的公理”或“一般性假设”出发推导而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可以简单理解为经济学中的数理方法。本文第五、六章主要是从垄断竞争等一般性假设入手，进而推导均衡动态系统和福利损失函数。福利损失函数作为央行的最优化目标，均衡动态系统作为目标最优化的约束条件，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最优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在均衡动态系统中加上诸如利率规则等条件，这又可以用来研究最优政策规则。如果以最优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作为一个基准，还能比较不同政策规则下的相对福利损失，以此可得到相较于最优货币政策而言更具操作性的最优政策规则。
（3）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在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中，VAR 是常用方法，可用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数据描述方面，另外一个重要应用是预测。本文第四章用中国数据对四个经典的新凯恩斯模型所做的实证分析中，即是通过 VAR 得到的预期通货膨胀这一重要的数据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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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预期通货膨胀：从古典到新古典的理论探索
2.1 人类历史上价格变动的特征事实
理论源于现实。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Brue and Grant (2013, chap. 1) 指出，尽管古代（公元 1500 年以前）就出现了货币和信用，但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强大的国家和统一的国家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经济思想的任何流派也没有形成。9公元 16 世纪以后，“政治经济时代”开始取代“道德哲学时代”，对政治经济的关注，使得经济思想的碎片形成为系统的理论，产生了更有条理的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思想或理论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据史料记载10，古代的通货膨胀多与战争有关。公元前 330 年，马其顿王国的亚力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王国之后便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是人类对通货膨胀的最古老记录。公元 3 世纪末，Diocletian 统治下的罗马也经历了迅猛的通货膨胀。罗马帝国衰弱后的千年里没有关于通货膨胀的记载，一直到中世纪后才开始又有通货膨胀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世纪期间的通货膨胀总体温和，价格水平适度的上涨下跌穿插其间，一直持续到 1930s 大萧条的爆发。大萧条期间，严重通货膨胀席卷全球。在 1970s 和 1980s 早期，多数工业国家每年的通货膨胀都在 10% 以上。幸运的是，这种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只是一时之患，到 1980s 中期，通货膨胀重新回到比 1960s 末还要温和的水平。步入二十一世纪，在主要经济体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恶性通货膨胀会再次发生。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有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每月超过 50% 的恶性通货膨胀，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1949 前夕国共激战时的中国，以及西亚、拉美及非洲的少数国家 (Parkin,2008)。为应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困扰而提出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后来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首选。
Schwartz (1973) 从历史视角研究了长期价格变动（secular price movements）。为更好地理解这个历史长河中的经济现象，他提出了一个简单模型：将货币存量（M）与实际产出（Y）之比记为 γ，则 γ 表示“每单位实际产出的货币存量”，如果 γ 上升，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如若 γ 下降，表示出现了通货紧缩。分子分母都不是常数，因而要确定 γ 上升还是下降并不容易。但可以先验地认为，分子更容易变动，而分母相对稳定而趋于变大。11需要注意的是，Schwartz 指出，当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 1 时，“每单位实际产出的货币存量与长期价格变动”的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货币存量的变化与价格水平的变化”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此外，一旦价格开始变动，受预期影响，变动会被强化，价格上升期间会加速上升，价格下降阶段会加速下降。最后，尽管商品价格变动只对“每单位实际产出的货币存量”有所反应，但随着生产部门上下游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预期，这个影响又会传导至要素价格和利率上。因此，长期价格上涨时，货币工资会上涨更快，利率也会更高。要检验这个逻辑，需要有货币供给、实际产出、商品价格、货币工资和利率等数据。对于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近代开始才有相对清晰和完整的经济数据的记录，Schwartz 尝试描述跨度长达 2500 年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长期价格变动，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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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货币的实际收益与预期通货膨胀
理论高于现实。
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一，通货膨胀不一定是货币现象，但终会通过货币价格来表现，即价格上涨或货币贬值；二，通货膨胀并非近现代纸币出现后才有的产物，商品货币时代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一种独特的引起方式是对标准面值的良币进行破坏；三，预期在价格变动中的作用早就被发现，在价格上涨时由于预期的存在会加速上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很难顾及经济环境中的全部特征事实，即便都能考虑进去也很难进行有益分析，因而理论研究者往往只抓取现实的局部特征。比如货币有多种，但模型中常常只考虑没有利息的“现金”；又比如，从古至今，价格变动尤其短期价格变动很难有充分弹性，但在古典、新兴古典、新古典等理论模型中通常假设其为完全弹性；还比如，对预期的处理方式更需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巧妙”。
经济主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及预期形成方式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首先，从一个稳态视角来看，更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主体持有更小的实际货币余额；其次，在动态分析中，通货膨胀预期影响经济主体关于储蓄和价格调整的决定，并影响日益重要的货币政策行为。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预期通货膨胀比通货膨胀本身的研究更具挑战性和实用性。
基于对货币实际收益的数学建构，可以得到预期通货膨胀的一种具体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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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质性预期模型：粘性价格和粘性信息 . . . . . . . . . . . . . . . . . 36
3.2 粘性信息模型替换粘性价格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第四章 新凯恩斯模型下的通货膨胀动态：中国证据................49
4.1 混合新凯恩斯模型和双粘性模型 . . . . . . . . . . . . 49
4.2 模型再现的中国粘性特征 . . . . . . . . .. . . . . 50
第五章 多垄断新凯恩斯模型：粘性信息替换粘性价格...............65
5.1 微观基础 . . . . . .. . . . . . . 66
5.2 模型设定 . . . . . . . . .. . . . 68
5.3 均衡动态 . . . . .. . . . . 75
第六章 多垄断新凯恩斯粘性信息模型：货币政策分析
6.1 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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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7.1 总体内容及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粘性价格、粘性信息、混合新凯恩斯和双粘性等四个经典的通货膨胀方程（也即各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并在多垄断新凯恩斯模型中进一步考察了粘性价格和粘性信息理论。至此，绪言部分提出的围绕上述研究对象及思路安排的三个核心任务，具体通过第二、三、四、五、六等共五章的努力，已基本完成。
首先，在对异质性预期的相关概念及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后，将粘性价格、粘性信息、混合新凯恩斯和双粘性等四个常见的新凯恩斯模型归纳为同质性预期和异质性预期模型这两组。由于实证中发现Duport et al. (2010) 构建的双粘性这个异质性预期模型存在不足，比如嵌套双粘性和混合新凯恩斯模型后中国数据选择了混合新凯恩斯模型，但Ball et al. (2005) 对于混合新凯恩斯模型中的非理性预期给以明确否定，认为非理性预期对实施可信赖的货币政策没有意义。可见，完善含有不同形式的理性预期的双粘性模型仍有必要。因此附录A尝试提出基于部门跨期最优推导而来的交互式异质性预期模型的理论构想。重构双粘性模型并非本文重点，但理清并归类好同质性和异质性预期模型，有助于理解新凯恩斯模型的发展变迁，并方便对其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其次，采用Chang et al. (2015) 研究和处理过的中国宏观数据，沿用Duportet al. (2010) 的理论框架对上述两组四个新凯恩斯模型做了参数估计、拟合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实证工作，从而了解了我国企业部门的价格刚性及信息摩擦等不完美状况；通过拟合优度等指标，以及模拟货币政策冲击、自然率冲击以及成本加成冲击后通货膨胀等变量的动态路径，对上述四个模型的相应性能做了具体的比较研究工作。
再者，上述两组四个模型中的供给侧对应的都是单条菲利普斯曲线，这意味着多个投入产出阶段中只有一个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鉴于Mankiw et al.(2002); Trabandt (2009); Ball et al. (2005) 等人在单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动态均衡框架中对粘性价格与粘性信息理论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粘性信息理论与通货膨胀惯性和反通货膨胀效应等更吻合”的结论，及“粘性信息优于粘性价格用于货币政策分析”的看法，本文在Huang and Liu (2001, 2005) 拓展的多垄断新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模型中的粘性价格理论改为粘性信息理论，据此构建了多垄断新凯恩斯粘性信息模型，从而研究了信息摩擦对于多垄断市场环境的货币政策含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