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公平增长，收入差距过大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相关数据表明，2018 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74，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目前大多数的文献是从行业租金理论和效率工资机制等市场化因素来研究收入差距，但除了这些传统的市场化因素外，政治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背景等非市场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家庭背景、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子代的择校、就业和收入产生着重要影响。贫困家庭的子代通过自身的努力不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家庭背景好的子代可以通过父母的帮助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目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家庭背景这一因素对子代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最近的一份大学生就业压力的调查报告中显示，63.6%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各种资源以及好处是大学生找工作的关键因素，其结果表明，父母拥有的权力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网络关系越强等，其利用这些资源的范围也越广，能力越强，越能帮助子代获得高收入的工作。中国 2009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和工作能力调查问卷也表明，大学生的高等教育接受情况和就业结果受到家庭所在层次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没有家庭背景的子代来说，要想找到一份较为满意和体面的工作相比于有家庭背景的子代要更加困难。从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结果来看，大约有 35%的农民工子女未能找到工作，25%的服务业员工子代处于未就业状态，这两者的比例远远高于管理阶层子代的未就业比例。此外，没有家庭背景的子代在就业质量上也远远不如有家庭背景的子代。由此可见，对于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是融入社会的一道高门槛。也有研究表明，在子代的职业生涯初期，家庭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较好家庭背景的子代可以通过非个人能力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周兴等，2014）[1]。父母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为子代创造一个高水平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而提高子代的收入水平（Dan 等，
2007）[2]。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会存在明显的机会不平等现象，同时也会对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文东茅，2005）[45]。当前的“官二代”、“富二代”现象背后正是代表了公众对收入差距在下一代持续蔓延和扩大的担忧。个人的收入状况与父母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密切相关，由此造成了代际收入流动减缓，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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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政治资本的含义与衡量指标
政治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出现在社会学中，但目前在经济学中，对于政治资本的含义和衡量指标没有清晰的定义。丁栋虹（1999）认为，政治资本属于一种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占有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实体经济资源并带来排他性的利益[3]。 Liu （2003）认为，政治资本是一种类似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经济活动中，政治身份是社会资本的象征[4]。刘精明（2006）认为政治资本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资本[5]。边燕杰（2008）认为，政治资本是由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地位，从而带来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6]。
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有所不同，研究者对政治资本衡量指标的选取也有所不同。党员身份常被用作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例如，
Szelenyi （1978）在关于再分配权力与个人优越生活的研究中认为党员身份或者官员身份就是政治资本[7]。李爽等（2008）将中共党员以及家里曾经拥有的政治成分定义为政治资本[8]。也有一些研究将是否为政府官员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李宏彬等，2012）[9]。李明、李慧中（2010）在关于政治资本与中国的地区差异的研究中，把政治资本定义为不同的省、市和自治区在中央所具有的代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地区获得的中央政府支持的能力[10]。
在政治资本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政治资本代理变量的选取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1、至少有一个股份超过 10%的大股东或董事会成员是国会议员、部长或者与执政党高层有紧密联系的人；2、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经或者是现在是否在政府部门或军队担任过高级职务；3、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或者是现在是否担任过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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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政治资本
一般来说，政治资本，即政治关系，是一种以政治强制力和权力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政治资本是一种权力资本，一般情况下他们将党员身份或者官员身份看作是政治资本的象征（Szelenyi,1978；边燕杰，2008 等）[7][6]。也有学者将政治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政治权力能够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给个人或者家庭带来额外的利益（丁栋虹，1999；Liu,2003 等）[3][4]。在本文的研究中，参考 Szelenyi 等学者对政治资本的定义，认为政治资本是一种权力资本，是指由政治领域和党内职位所带来的权力和影响力。
2.1.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是 Smith 于 1776 年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对于劳动者的技能投入和教育投资是一种资本，但他只关注了物质资本却忽略了劳动者的技能。“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于 1964 年第一次明确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他认为劳动者的知识、能力、技能等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所得到和积累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属于人力资本的范围。本文所研究的子代人力资本是子代的受教育程度，是指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相关知识和技能，从而对工作和收入产生影响。
2.1.3 代际收入流动性
一般情况下，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成两类。一类是指子代的收入在收入分配中取决于父代的程度，另一类是指子代收入与父母收入水平相比的独立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是社会开放程度和公平程度的反映。代际收入流动性高意味着子代收入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不是通过依赖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所获得，这说明了此时的社会机会是公平的。相反，代际收入流动性低意味着子代收入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的依赖性大，反映了社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表示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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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代际效应理论
代际效应是指在两代人中，后一代受到前一代人的影响且难以脱离上一代人的特点。比如，处于较低收入层次的子代，在他们求学或求职的过程中，受到了家庭收入低下以及较低社会层次父母的影响，导致其在找工作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不能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子代公平竞争，因此收入还是处于较低层次。目前，一些大学生的求职被形象地比喻为“拼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子代的竞争变成了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对于家庭背景好的子代，能够在父母的帮助下较为轻松地获得高收入的工作岗位，而贫困家庭的子代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不容易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根据文东茅（2005）对毕业生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50%的毕业生说明在求职的过程中利用了家庭背景这种软渠道[45]。重庆市 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事业单位的考试中，考生的父母如果是事业单位的，其录取比例大大高于父母是农民工的考生。有研究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以及单位性质都会影响子代的就业，且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源自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要大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国家管理者、专业性技术人员的子代获得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要大于其他职业阶层。因此，是因为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影响了子代的教育机会，从而对子代的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也有研究数据表明，父母的单位性质能够对子代的工作产生显著的影响。父母的单位性质是国企事业单位的，其子代获得较高部门就业单位的机会越大，是其他子代的两倍。父代如果是从事服务业和商业技术类的，其子代的就业单位性质也较好。母亲的单位性质和社会地位对子代的就业和收入也产生了影响。所以家庭背景好的子代在就业时，往往会拥有更多的就业信息和社会资源，更有利于获得高收入的工作。由此可见，如果父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层次较高，对于子代来说是一种先天优势。
.............................. 3 研究设计.....................................21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21
3.2 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21
4 实证分析...............................................25
4.1 描述性统计.................................... 25
4.2 回归结果分析................................ 25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32
5.1 结论............................................32
5.2 政策建议............................................. 33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 4-1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得到这些信息：经过数据的筛选和处理，本文得到有效城市和农村样本总量为 6784 个；子代的年平均工资性收入为 36417元；父亲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样本约有 271 个；父亲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作的样本约有 1492 个；从子代性别来看，男性样本多于女性，男性占 86%，女性占 14%；父亲年龄和子代年龄整体相差约 28 岁，符合生命周期的特征；子代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研究生以及研究生以上的样本为 746 个，占总样本量的 11%，大学本科以下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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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2013 年的研究数据，将父亲是否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父亲是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作作为父亲政治资本的两个代理变量，分析了父亲的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并将子代的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影响的传递机理。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对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并且分析了母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子代比父亲不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子代收入高 18.3%；父亲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作的子代比父亲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作的子代收入高26.9%。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代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更具资源的人群、更多的职业信息或者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更多的投入等方面对子代的收入产生影响，造成子代的收入差距。
第二、子代的人力资本在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传递作用。如果父亲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子代的人力资本可以解释其对子代收入影响的 43.2%，如果父亲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作，子代的人力资本解释了其对子代收入影响的 26.3%。这证明了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有很大程度是通过子代的人力资本实现的。因此子代的人力资本是拉开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家庭的子代而言，要想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增加收入水平。
第三、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别。在城市中，父亲政治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中，父亲能够更好地利用权力寻租和信息效应导致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