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奇迹式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投入（邱晓华等，2006）[1]。从长远来看，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是必然选择，并且政府官员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推动创新项目投资最大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omer，1990；Aghion 和 Howitt，1992）[2-3]。因此，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也是政府官员重要的历史使命。
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央治理官员的重要机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制度。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指出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在中国“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独特制度背景下，再加上中央对地方官员属地化管理的分级管理模式，地方官员依然掌握着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官员交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区经济治理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进一步推动创新战略的实施，将创新政策落实到微观企业。地方官员的交流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会内化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可见，关于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从官员视角来看，国内外学者从官员晋升（周黎安，2007；袁建国等，2015）[4-5]、官员任期（甄丽明和罗党论，2019）[6]、腐败（党力等，2015；李后建和张剑，2015）[7-8]等角度出发对官员交流产生的经济后果展开更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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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官员交流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和调节效应。本文首先梳理了官员交流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企业创新的现状，然后在回顾官员交流、企业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接着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官员交流指标，建立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官员交流能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的影响路径和调节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意见。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官员交流、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从中发现没有文献基于复杂网络构建官员交流指标来探究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鲜有文献同时研究官员交流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路径和调节因素，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后介绍了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政府干预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后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章：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理论分析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和政治关联的路径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市场化进程、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对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确定主要变量的衡量方法，根据研究假设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然后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证模型，利用中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并进一步展开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第五章：结语。归纳总结研究结论，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指出研究不足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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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关于官员交流的研究
官员交流是干部人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能够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以提高政治及业务素质，而且能够加强中央权威性以稳固国家治理（黄莎，2016）[10]。YashengHuang（2002）[11]研究了 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官员治理体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但它对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控制的依赖实际上是逐渐加强，并指出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治理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治理，一般为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如当地 GDP 增长率、税收、失业等）；另一种是隐性治理，通常有官员任期控制、交流及中央直接任命等多种形式，而经过交流的官员更可能会在前期认知基础上，逐步了解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适应当地状况的相关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周黎安（2007）[4]系统研究了“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特征与性质，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试图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根源。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员都希望连任或者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12]，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地方官员的地区治理行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经济解释。有文献表明，省级领导的晋升与任期内平均经济绩效的提升密切相关，经济绩效提升越快，被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Hongbin Li 和 Li-An Zhou，2004）[13]。
官员交流不仅对于官员个人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地区经济发展也有重要作用。董志强等（2012）[14]从省级层面检验官员交流对于经济增长大有益处；贾坤等（2013）[15]从动态政治选拔博弈的角度指出通过官员交流的机制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其在不同地区的治理效率，识别官员的相对执政或治理能力，但也有可能带来官员行为短期化，造成当地政策的不连续性；王欣亮等（2018）[16]采用 DEA 与 DID 方法检验出官员交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且增长比例约为 1：0.043，但官员交流频率反而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抑制比例约为 1：0.384；曹春方等（2014）[17]从个体和群体动机两方面，探究官员任期以企业长期贷款为路径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杨海生等（2010）[18]按地区发达程度划分为两组样本，发现交流到发达地区的官员往往对当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交流到不发达地区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依据交流类型划分为两组样本，发现相比于京官，平行交流官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地方官员交流可以促进政策的创新扩散，能够加快官员治理经验和理念的传播，促进其创新动力（朱光喜和陈景森，2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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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结构洞理论
RonaldBurt（1992）[55]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是指两个节点（或关系人）间的非重复关系，其作用与缓冲器相似，充当着绝缘器的角色，阻碍双方互相沟通交流。企业若能跨越结构洞与洞的两端建立直接联系，就会获取异质性知识或信息，掌握更多的资源，在激烈竞争中获取更多优势，企业跨越的结构洞越多，所获取的信息和知识越丰富，优势越大。
Burt（1992）[55]借助弱关系理论来阐述个体在所处网络的结构洞关系，如图 2.3 所示，其中实线表示强关系，存在于 3 个独立群体内部，连接着各群体内部的关系人，各群体内部存在较强的信息流动，关系稳定但传播范围有限；虚线表示弱关系，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是不同群体中的两个关系人发生的连接关系，虽关系不稳定，但传播效率快、成本低、效能高。
从图 2.3 中可以看出，关系人“你”在网络中有四个连接关系：自身群体网络中的存在两个强关系，以及与其他两个独立群体中关系人“A”和“B”建立的弱关系。从结构洞角度来看，关系人“你”有三个层次的结构洞：（1）关系人“A”和“你”之间具有弱联系，彼此群体之间相互独立，无其它连接关系，且关系人“C”和“你”存在强关系，则关系人“A”与“C”构成了结构洞关系；（2）系人“B”和“你”之间具有弱联系，彼此群体之间相互独立，无其它连接关系，且关系人“C”和“你”存在强关系，则关系人“B”与“C”构成了结构洞关系；（3）关系人“A”和“B”同时与关系人“你”存在弱关系，且彼此群体之间相互独立，因此关系人“A”和“B”也构成了结构洞关系。
图 2.3 结构洞作用原理图
第三章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16
3.1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16
3.2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和政治关联的路径分析..........................17
第四章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21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21
4.2 变量定义.......................................21
第五章 结语......................................44
5.1 研究结论........................................44
5.2 政策建议....................................45
第四章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9-2018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 ST、*ST、PT 类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最后得到 75751 个观测值，为了避免极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 1%缩尾处理。
官员交流数据方面，由于北京、天津、深圳、重庆等四大直辖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下属区县的党政领导在行政级别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最终采用的是中国大陆 23 个省区和 5 个自治区下辖的 323 个地级市官员数据，手工搜集各地级市历年市委书记交流履历，构建官员交流网络。研究样本中每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交流履历的原始数据来自人民网的《地方领导资料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其他网站搜索获取。本文的其他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和讯网。
本文运用软件 Excel、Gephi-0.9.2、Stata15.0 对样本数据做统计分析。
图 4.1 官员交流网络形成示意图
第五章 结语
5.1 研究结论
随着“知识创新驱动”战略的提出，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从“唯 GDP”转变为“创新、生态”等更全面的因素，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于官员来说，其交流经历所承载的社会资本及自身资源能否促进以及如何促进当地企业创新能力是我国转型时期面临的严峻考验。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官员交流特征，借助复杂网络，构建有向加权的官员交流网络，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官员交流程度，并以2009~2018 年沪深交易所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融资约束和政治关联的中介路径分析以及市场化进程和产权性质在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形成以下研究结论：
（1）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官员交流程度的加强，企业创新水平呈现先增后减的关系。本文从官员交流所反映的官员任期、社会资本及隐性知识等角度出发，阐述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官员考核指标越来越倾向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随着官员交流程度的增加，其掌握的社会资本和隐性知识越来越丰富，越能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当官员交流程度过高时，意味着在各地任期较短，容易造成当地政策的不连续性，政策导向不明朗的前提下企业不易进行周期长、投资大的创新活动。
（2）融资约束在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干预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进一步揭示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传导效应，官员交流有利于促进市场信息透明化，充当信息传递者，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创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