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以我国沪深 A 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2009-2016 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国有企业高管私有收益的不同形式——超额在职消费与超额货币薪酬及其合并值,研究了高管晋升激励、媒体监督与高管私有收益的相关关系。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国有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难以监管且屡禁不止: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每年都有关于国企高管因巨额腐败而落马的报道。2016 年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里的数据显示,602 起企业高管犯罪案例中国有企业高管犯罪案例占 55.65%,较往年略有下降趋势,但是腐败仍然占到了案件的绝大多数。这说明我国现有的反腐和监督机制已经对高管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西方企业高管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不同,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私有收益主要通过在职费与自定薪酬来实现,于是在政策监管之下国企高管是否将显性腐败转为隐性腐败更加值得研究。
代理问题的解决理应通过合理的激励措施来解决。相比西方国家的企业更看重薪酬激励而言,晋升激励在发扬儒家文化的中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1.政府对国企高管的人事任命权,以及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的设定,使得国企高管具备一定的准官员性质。加上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学而优则仕”等观念也使得我国国企高管具有较高的内在晋升动力。2.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股权激励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晋升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其他两种激励手段的不足:虽然市场化薪酬制度逐渐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建立起来,但是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仍然面临双重管制(陈信元等,2009)[1]。当货币化薪酬受到政府管制时,晋升及其附带的权力满足、身份荣耀、隐性福利等成为高管人员重要的替代性激励源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六章,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绪论。文章在讨论了当前研究背景与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勾勒出全文框架思路,并详细介绍文章所用到的研究方法,提炼文章创新点。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为了便于理解,本章对全文的关键词进行了解释;同时为了给后面章节的理论分析打基础,对应用到的理论也进行了阐述;最后针对本文的主题,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总结出本文的思路。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章针对前章提出的研究思路进行进一步展开,首先探讨了晋升激励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媒体监督这一外部治理机制,探究三者之间的内在勾稽关系。
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在合适的样本范围内定义了一系列相关变量,并构建相关模型验证研究假设。
第五章: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本章针对依据假设而建立的模型进行了必要的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本章针对前篇论述进行了总结,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供后期继续研究。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高管私有收益
高管私有收益是两权分离所造成的代理问题之一,属于代理成本的范畴。Jensen 和 Meckling(1976)[9]最早从代理成本角度对私有收益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认为如果公司被经理人掌控,则经理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超过自己应得收益,包括货币性的和非货币性的,以此来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Dyck 和Zingales(2004)[10]将高管私有收益理解成控制权私有收益,并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正式定义,他们认为所谓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是由控制方所独享的那部分企业价值,这种收益并不是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获得的。
针对高管私有收益国内学者也有进行研究。黄群慧(2000)认为通过给予管理者控制权可以产生激励和约束,但是另一面企业家也能够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赚取货币性报酬和非货币性福利。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12]发现,高管的报酬水平会因为兼任或控股情况而有所提高,尤其是在高管控制权缺乏监督监管的情况下,其收益水平会愈加膨胀。这起源于两权分离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所有者无法时时监督经营者的情况下,高管通常会利用所掌握的控制权去侵蚀企业的剩余资产,从而有可能促使企业董事及高管有动机通过对企业的控制权来提升其个人私有收益。之后学者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企业控制人很有可能从股东转移到管理层。本文研究即着眼于管理层层面的私有收益。
现有实证研究对高管私有收益的衡量方式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1.超额货币薪酬。从管理权力理论的角度来看,高管薪酬是对高管效用的回报,而这种回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等直接相关,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高管极易以权谋私,利用盈余管理等方式为自己获得超过自己本应获得的薪酬部分,即超额薪酬。 2.超额在职消费。由于在职消费的发生不需要以书面合同为前提,因此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这种可操作性是基于高管自身权益最大化的。
.........................
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社会的不断发展酝酿出了著名的“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 Agent Theory)。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对所有者的综合素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人才不断涌现,所有者为了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雇佣这些人才帮助自己管理企业并给予一定报酬作为回报,委托代理理论应运而生。构成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委托代理理论,其主要研究是指一个或多个参与者根据显性或隐性合同来指定和聘用其他参与者的服务,同时赋予其一定的决策权,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金额和质量支付相应的酬金。授权人是委托人,而被授权人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解决了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管理需求,但是也同样带来了管理权与控制权分离造成的种种问题。Berle,Means 和 Publishers(1991)[25]首先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博弈关系,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的经营理念正逐渐发生改变,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向经理人支付一定报酬然后经理人帮助其管理企业。在这种模式下,管理者和所有者由于利益目标不同就依旧可能发生各自为营,以权谋私的行为。Jensen 和 Meckling(1976)[9]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所有者担心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会跟代理人制定详细的契约进行约束,其中包括支付给代理人的薪酬、签订时发生的交易成本等等,这些被称之为代理成本。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9
3.1 晋升激励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19
3.2 晋升激励、媒体监督与高管私有收益..........................20
第四章 研究设计................................20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0
4.2 变量设计......................23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28
5.1 描述性统计.................28
5.2 相关性分析.....................29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高管私有收益模型即模型 4.1 求得残差,再剔除残差为负的样本,并经过一系列筛选匹配,最终共得到 2045 个样本。文章首先对关键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下表 5.1 所示。从表 5.1 可知,高管私有收益的平均水平为 0.61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3.136,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不同样本公司之间高管私有收益的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将高管私有收益分为超额货币薪酬与超额在职消费之后发现,超额货币薪酬最小为 0.014,而最大值却达到了 1.841,相差 1.82 左右,相差近 15 倍,超额在职消费的最小值为 0.625,最大值为 3.184,相差 5 倍左右,说明在总量上,超额在职消费更加容易发生,但相对来说,超额货币薪酬的发生在不同样本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超额在职消费发生的差异相对较小,且一旦发生,数值都比较大。论文选取企业绩效、高管学历、高管前任晋升情况以及高管年龄作为高管晋升激励的衡量指标,在所有样本中晋升激励的平均水平为 1.370,标准差为 0.766,说明在不同的样本公司中高管都存在着一定的晋升激励,只是差异较大。媒体监督均值为1.073,标准差为 1.073,说明媒体监督程度在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高管晋升能够在抑制高管私有收益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原因在于高管晋升作为一种有效的隐性激励方式,弥补了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不足,使其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减弱。
(2)高管晋升激励较高意味着高管被公司寄予厚望,拥有更高的权力,这使得内部监督机制很可能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媒体监督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在抑制高管私有收益方面能够替代法律监督,发挥一定的治理效果。区别在于,在超额在职消费方面,央企高管晋升激励的抑制效果并不显著;在超额货币薪酬方面,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激励的抑制效果较差。原因可能是央企高管受到社会关注更高,在具有晋升激励的前提下,他们为了个人声誉以及拉拢关系,更容易放弃货币薪酬而选择在职消费;而地方国企高管由于政策性负担较重,即使存在晋升动机,他们也更偏好选择货币薪酬。
(3)媒体监督能够为公司治理提供更加公开透明的运行环境,不仅可以为高管晋升机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从而使高管晋升作为更加有效的替代激励方式,还能够弥补晋升机制在抑制央企超额在职消费和地方国企超额货币薪酬方面的不足,提供了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