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治理、管理层自律与企业绩效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以 2010-2016 年沪深 A 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对管理层自律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管理层自律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政党精神，同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是一个创造性的伟大制度。西方政党制度的特点是竞争，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是协作、团结和荣辱与共，简而言之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团结合作中，共产党是核心管理者，其他党派始终处于参政、监督和议政等的地位。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开创性、优越性、先进性等特色，它是依照马克思的多党合作理论建立起来的，既符合我国发展的实质要求，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全世界政党制度的鲜明标识。我国的政党制度创建了民主化的合作关系，以及执政领导模式等。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发展、经济稳定、民族腾飞的支柱，它不仅给党组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在经济体形成中，起到了定向把关的作用。它把党的组织行动、精神意志等推进到市场企业中，引领它们进行制度改革和结构转型，使整个产业机制符合经济环境的要求，并通过政策和科技等手段，为企业发展铺路，努力挖掘经济增长点，使国家的战略计划与市场的转变相契合。我国有着全面细致的党组织部门，它们已经与社会的各个单元结合，形成了全覆盖的服务指导体系，包括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科学技术和物流资本等。
我国的政党领导具有层级性，也就是说需要层层制约地进行管理，包括中央层级、地方层级和基层层级。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的地位显著，它们是我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来源，同时也是党与群众密切接触的中介。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正面临着瓶颈式的改革，身处一线的企业内部党组织是人民的后盾，不仅把党的思想、政策、行动等变为实践，同时也把人民的各项事务落到实处，成为人民心中的能量来源。因此，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是我党和政府的实践外显。在1977 年时，中央就下发了详细的指导文件，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党组织进行了强化管理，为党的进一步建设开创了新境界。文件中指出：“要肯定和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指引，使党组织成为国有企业前进的核心向导，在工作中发挥群众的力量，并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共创国有企业的创新党组织，这是我党的宗旨，也是我党精神传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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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界定
1.2.1 党组织参与治理
党组织参与治理，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来，并且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参与与企业治理和企业转型等有着相促相生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到企业改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党组织都是国有企业成长中的核心部分。我国《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详细说明。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的作用对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方向。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内部成立党组织，并且党组织相关人员通过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人员的交叉兼任、双向进入来影响公司进行经营和决策，并且从一定程度上产生一种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该国有企业必须有党组织即国有企业党委会，但是此部分内容不属于上市公司年报的强制披露内容，因此较难认定，参照目前党组织相关实证研究，如果该公司年报中披露了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管人员兼任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委员，则认定为该公司存在党组织，也就有党组织参与治理。其次，党委副书记的人数越多，会对党委书记产生制衡作用，从而也会影响党组织的治理效果。最后，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的持股情况会影响他们为国有企业的努力情况，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给予管理者一定的权限，有助于降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高管持股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趋同效应。因此，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的是否持股，关乎着党组织参与治理效果，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为党组织参与治理选择了 3 个替代变量：①是否存在党组织；②党委副书记人数；③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是否持股。其中，第一个变量为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变量，是衡量一个国有企业有无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变量；第二个和第三个变量都是在存在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情况下，衡量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程度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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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绩效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就导致了西方国家和我国在企业方面的政治行为的差异。在西方国家，企业层面的政治行为主要有游说、政治捐赠和合法行动等类型，而我国则是以党组织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形式。由于政治制度的本质不同，国外关于政党和企业的关系研究中较多集中于政党选举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层面。
我国目前现有关于企业党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和公司行为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具有复杂性和全面性。一些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卢昌崇（1994）利用对比分析法研究了“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和区别，他认为党组织应该融入到“新三会”中，用兼任等方式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指引，形成股东、管理者和员工三方利益协同发展的机制。从此之后，学者们对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扩展化的研究。韩旭（1999）在对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研究中，肯定了党组织的推动作用，指出：党组织能够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对企业建立创新的企业制度大有裨益，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吴敬链（2000）对企业中的党组织工作进行了细致化研究，他认为，党组织是一个优势元素，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保障作用。Chang 和 Wong（2004）使用实证分析法对党组织的影响度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在决策方面党组织的权力过大，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起到制约作用，合理安排党委会在决策制定上的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就董事会而言，贾爱国（2007）对企业的董事会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应该让董事长和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这样既可以加快办事效率，也可以让党的政策思想和企业的运行规则充分融合。刘银国（2008）持有不同观点，他辨证地对党组织在董事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党组织和董事会对企业的交叉管理会带来多头领导的弊端，特别是部分的党干部对企业的运行不了解，会给企业决策带来偏差性的指导。马连福等（2012）从任职角度对党组织与董事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为，如果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会给公司治理带来失衡，如果董事长兼任党委副书记，对公司治理有着促进作用。黄文峰等（2017）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正向影响公式化非正式等级，并且董事会等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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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党组织参与治理与管理层自律
在 2015 年 6 月时，中央在第十三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肯定了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并强调“党组织要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充分融合起来，实现经营过程的统一”。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等都有着变化，它们会随着国企改革的程度出现契合化的调整。党组织的最初表现为一元式的领导结构，当其参与进企业中后，演变为厂长负责制，随着市场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形成了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党组织的内部监督作用和重大决策参与权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并要求企业在经营实践中，必须重视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等。
梁建等（2010）认为在长期的发展中，我国的政治格局一直未变，即党政合一，他们对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位置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党组织在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时，具有制约和监督的作用。Campbell（2007）对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制度研究，他认为党组织应该发挥对企业的监督力，防止企业出现不道德的行为，用制度的形式干预企业行为，使其按照市场需求的轨道运行。在企业中存在的党组织就是政府的眼睛，一直监督着企业的行为，对管理者起到制衡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公司中“老三会”的设置就是一种制衡机制并且由来已久，即使现在“新三会”已经成为现代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的主体，“老三会”作为我国政治制度在国民经济基层单位的具体体现仍然没有被完全取代；并且党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者有着绝对的任免权。值得注意是，很多学者认为党组织属于政治领域的范畴，他们只能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经理人任免等，起到的是一种平衡力量。钱颖一（1995）从党组织与经理人的关系研究入手，分析得出党组织对经理人的任免有着控制权，对经理人的工作有着激励权。马连福等（2013）以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了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会使公司的人员出现过度冗余，不过对调整高管的薪酬结构有着一定的作用，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管的绝对货币薪酬。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党对干部和人才进行管控，可以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进行制衡，能够防止大股东损害公司利益。钱颖一（1995）指出，党组织使用行政手段惩罚经理人，会降低这个职位的租金，使人才结构出现失衡。陈仕华和姜广省从高管收入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高管的非货币形式的私有收入会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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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
3.1 理论分析................ 12
3.1.1 政府干预理论................... 12
3.1.2 内部人控制理论..................... 13
4 实证分析....................... 21
4.1 样本来源与选择....................... 21
4.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21
5 结论................... 36
5.1 主要结论.................... 36
5.2 政策建议...................... 36

4 实证分析

4.1样本来源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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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5.1主要结论
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
（1）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本文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政府干预“扶持之手”假说，也支持了 Chang和 Wong（2004）的研究，即党组织在国企内部承担着支撑和参与决策的作用，有助于解决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2）国有企业进行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提高管理层自律，抑制其在职消费的行为。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存在，尤其是党委会通过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人员的兼任，从而加大对高管的监管，使其尽可能出于政治晋升动机而迎合国家的控制在职消费的相关政策，主动抑制自身在职消费，提升自律性，突显政治上的表率作用。
（3）管理层自律在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了党组织确实能够通过提升管理层自律性，抑制其在职消费，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但是中介效应较弱，说明管理层自律只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管理层自律的提高对企业绩效提升的贡献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