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会计学研究

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从政治联系这一角度切入，以企业关键管理层成员的政治背景为载体，研究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联系是否能在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效果中发挥作用；以及具体来说，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股权激励和政治联系都成为了学者的研究热点和企业重点关注的话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在投资者中流行一种“按业绩计酬”的新兴理念，于是美国上市企业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激励手段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其中就包括股票和期权等形式，股权激励应运而生。随着股权激励在国外流行，我国也开始对股权激励进行探索，1993 年，深圳万科集团作为在我国首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我国股权激励的推行做出了重要尝试。此后，我国的股权激励实施脚步处于较缓的进程中。2006 年，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加快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权激励的相关方案和约束制度，财政部紧接着发布了《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相关意见》，在制度上引导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规范细则。2016 年，国资委发布《关于做好中央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工作的通知》，对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重要性进行再一次强调，并出台《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指导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政策在各地市场中逐步推开，为完善激励政策做出了重要突破，也为上市公司制定和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良好的国家政策背景之下，股权激励已逐渐成为了公司治理中重要的激励方式。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实施细则的发展和完善，股权激励在我国企业中也在不断地落实和推进。据万德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自 2006 年股权激励开始规范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763 家企业公告并实施了 1409 份的股权激励计划，其中有 229 家企业不止一次地公告并实施了股权激励。如下图 1.1 所示，每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数量明显呈现递增趋势，尤其是近几年，特别地是，2015 年和 2016 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数量均已突破了 300 家，两年总计数量达到了历年实施数量总和的 48.6%。股权激励计划的出台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中国等新兴资本市场股权激励机制的外部环境和微观数据，而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政策，能否真正减少代理冲突、提高公司业绩，也是企业所关心的话题。

......................

1.2 研究意义
股权激励是内部激励机制，激励作用的发挥需要配套的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作为保障，现有的研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于2008-2016 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全部 A 股上市企业，验证股权激励对业绩的影响作用，并引入政治联系这一因素，研究其在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中发挥的效果。通过探寻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以期为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以及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思路，具体研究意义如下：
从理论意义来说，本文丰富了股权激励和业绩间的关系、还有政治联系对其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在股权激励、政治联系和公司业绩的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股权激励样本企业近年来才有大幅度增加，往年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导致结果偏差；另一方面，对于政治联系的定量描述一直缺乏一种明确、科学的度量标准，使得学者对进行实证研究时会出现结果的差异；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同期自变量和公司业绩的数据进行研究往往导致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本文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采用 2008 年-2016 年九年的样本，并从多个维度对政治联系进行衡量，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使得结果的可信性更高。此外，本论文不但研究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还研究政治联系对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关系的调节影响，丰富了国内对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的理论研究，也丰富该领域的实证分析。
从实践意义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可以为公司治理贡献一些参考价值。在中长期激励机制中，股权激励无可替代，它是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人员活力的重要举措。在人才驱动发展的浪潮之下，国家对于股权激励的落实十分重视，实施股权激励是否能够真正提高公司业绩是企业管理层尤为关注的话题。在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从公司内部管理层的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这说明了管理层的特征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不容忽视。而政治联系本质上也是公司管理者的一种政治背景，中国政治联系现象的研究作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我国当前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下显得愈加拥有研究意义。
........................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
2.1.1 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Jeff.P.Boone（2011）通过对 1992-2007 年的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对 CEO 进行股权激励虽然可能导致企业披露更低质量的信息，但却能够增加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Chii-Shyan Kuo 等（2013）在研究发现：不论企业股权激励的强度大小如何，都能对业绩增长发挥一定作用，他通过利润高低进行分组研究后，发现对于利润低的公司而言，股权激励对业绩的提升更加有利。
潘颖（2009）以 2008 年之前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作为样本，得出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其中，公司业绩是通过因子分子法所计算出的因子得分获得，股权激励采用的则是用于激励的股权占总股权的比例这一数值3。李振华等（2012）选取 2005-2008 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沿用 Bergstresser 和 Philippon（2006）的方法，股权激励采用的是股权部分在总薪酬部分中占比的数值，也同样发现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具有正的增强效果。付东（2013）以 2006-2011 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从股权激励的契约条件着手，通过实证方法证明了：激励强度和公司业绩的正相关；激励形式对业绩影响有所不同，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好；而激励有效期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不明显。黄志忠等（2015）选取了 2007-2012 年 A 股市场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实施股权激励、现金激励和无激励的企业的未来业绩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三类企业里，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对业绩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接着是实施现金激励的企业，最后是无激励的上市公司，这也印证了股权激励相比于其它激励方式，具有明显的业绩提升效果。赵华伟（2016）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 2006—2014 年间的样本数据，他选用了多种业绩指标，其中包括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综合业绩指标，发现上市企业宣布股权激励计划之后，对公司的各项业绩指标都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

2.2 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因素
2.2.1 内部环境影响股权激励效果
在现有的关于内部环境对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研究中，主要从公司股权和高管特征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其中，周仁俊等（2012）以大股东控制权作为解释变量，通过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进行对比，发现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股权激励的效果更加显著。邵帅等（2014）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王传彬等（2015）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邵帅，他选取了 2006-2011 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为样本，区分股权性质后，发现非国有企业激励效果更显著。在以高管特征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白洁（2013）发现，高管教育水平、高管任期长短及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具有正向交互作用，即高管教育程度更高、任职更长，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绩效表现也越好；高管年龄与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具有负的交互效应，高管年龄更大、持股更多的公司企业绩效表现越差。韩方（2014）以用于股权激励总数占总股本比值代表激励强度，得出激励强度越强，公司业绩越好的结论，同时，他以高管教育程度、年龄大小等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此外，在除业绩以外的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中，文敏（2015）选取了 2010-2013 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得出管理层团队规模和受教育程度能够正面调节股权激励与内控质量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团队规模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企业，越能促进股权激励对内控质量的提升效果。和芳芳（2017）以 2009-2015 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的 492 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会对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作用更加明显。
........................
第 3 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2
3.1 基本概念界定 ............. 12
3.1.1 股权激励 ............. 12
3.1.2 政治联系 .................. 12
第 4 章 实证设计 .................... 19
4.1 假设提出 .................. 19
4.1.1 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19
4.1.2 政治联系对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 .............. 19
第 5 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 29
5.1 描述性统计 ................. 29
5.2 相关性分析 ..................... 32

第 5 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针对 2008-2016 年中实施股权激励的所有样本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表 5.1 是对本文假设 1-4 中所选取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股权激励强度（INCENTIVE）、广义政治联系（Pol）、政治联系强度（Int_Pol）、政治联系深度（Wid_Pol）、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成长性(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股权制衡度（Z）还有不同股权性质（STATE）等做出描述性分析，具体为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和最大值，结果如下表 5.1：

通过表 5.1 可以看出，本文样本企业中独立董事比例这一变量的标准差最小，说明和平均值的偏差程度较小，数据之间较为接近。股权激励强度的平均值为 2.006%，可见用于激励的股本金额占总股本比例总体水平不高，其中，最大值为 8.132%，已经接近政策规定的上限 10%，标准差为 1.52，数据相对较为分散，各公司之间激励强度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看，样本企业中 84.9%的企业具有政治联系，说明政治联系对企业而言是普遍现象；政治联系强度相对不强，从平均值为 2.006、中位数为 1.815 可以看出，样本中至少有一半企业的政治联系低于平均水平，总体与平均水平的偏离较大；从政治联系深度看出，样本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管总规模中，拥有政治联系的平均比重为 13%，比重最大的为 43.8%，差不多占总规模的一半。
.......................

第 6 章 结论、建议及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有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 2008—2016 年实施股权激励的 A 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经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检验，对实施股权激励的 2004 个样本的股权激励强度和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以及政治联系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做出考察，进而详细探讨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对于股权激励强度和公司业绩的相关作用，首先结合了相关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很大程度上化解公司经理人激励和约束不相容的难题，属于薪酬制度中较为优化的激励机制，具有良好的激励效果。由过往研究可以知道，发达国家会倾向于通过股权激励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但在中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仍然较为有限，并且大部分均为非国有企业，这也说明了股权激励在我国实施具有一定难点，股权激励是否能发挥预期中积极的作用，有必要通过最新数据，做出深入考察。本文在 2008 年-2016 年九年的数据基础上，提出了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业绩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并且能够提高企业未来一期和两期的公司业绩，具有持续的激励效果，体现了长期激励效应，验证了假设 1 的成立。
第二，针对政治联系在股权激励效果中发挥的作用研究，本文首先梳理了政治联系的理论机制，得出政治联系这一变量存在层次性、规模性以及效应性这些特点，运用以往简单、被广泛使用的的虚拟变量法不足以度量出其具体强度差异，因此，本文对政治联系进行了重新衡量。一方面将政治联系划分为广义政治联系和具体政治联系，并从政治联系强度和政治联系深度两个维度对具体政治联系进行度量，其中，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出由目标层至方案层的指标体系，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配，从而构建出政治联系强度的得分模型。结果显示，各公司政治联系存在强度和深度的差异。通过进一步探讨政治联系在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相关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政治联系会干预股权激励对业绩指标的正向作用，影响激励效果的发挥，对此，本文提出假设 2 至假设 4，分别从政治联系的不同方面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根据模型 4.2、4.3 和 4.4 的回归结果，发现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政治联系的提高，确实能削弱这种正相关作用，假设 2-4 得到验证。最后，本文以 Tobin Q 值作为公司业绩的代理变量做出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论和之前的基本维持不变，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