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一）治理有效是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表征
旅游业的发展向来与经济体制变革同频共振。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过多重视规模和速度，导致低质低效问题越来越突出[1]，出现了“大而不强”的局面，无法有效应对当前我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关键期以及全球旅游格局深度调整的窗口期带来的复杂局势。当前我国仍然存在许多阻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体制机制障碍、粗放发展后遗症等，特别是在经济导向的旅游发展阶段，一些商业资本占据优势资源不开发，导致大量优质旅游资源没有转化成旅游资产，造成资源的浪费，还有一些企业打着旅游的旗帜大搞房地产开发，无疑使得旅游业发展质量大打折扣。但与此同时，我国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怎样抓住这个关键节点，打开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新局面，破解我国旅游业当前面临的突出发展困境？国家层面有关治理概念和治理思想的提出[2]，为旅游业的提质升级指明了道路，有效治理将成为衡量旅游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也在不断调整，从“旅游管理”到“旅游治理”，体现的不仅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媒体的多元化，也是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
（二）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当前我国旅游业正逐步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旅游的市场化水平和旅游产业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无论是旅游者的活动边界，还是旅游产业的供给边界都在日渐模糊，融合、整合等治理问题凸显，治理成为当前和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而在旅游目的地治理中，社区型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社区居民与旅游者共享的社会空间，其治理具有特殊性，治理问题也尤为复杂和突出。徽州古城是典型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作为县城的老商业中心和社区中心，徽州古城仍承担着大部分的商业职能和社区职能，这就存在着旅游开发与本地生态的博弈问题，如门票纠纷长期存在、旅游投诉屡见不鲜、业态布局杂乱无序、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等，严重制约了古城的发展，亟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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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在物质充盈的新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已不仅仅在于旅游产品供给数量上是否充足，而在于旅游体验质量和旅游品质上的追求是否得到满足，如今优质旅游已然成为新时代人们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作为旅游者进行旅游消费和旅游体验活动的空间载体，旅游目的地的边界正逐渐变得模糊。因此，新时代高质量旅游的发展，需要推动“旅游管理”向“旅游治理”变革，突破传统空间思维的局限，从不同尺度重新审视旅游目的地的治理问题，处理好目的地的旅游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的关系。
与传统的旅游目的地不同，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是一个社区居民与旅游者共享的社会空间，往往兼具多项职能，其治理问题较一般以旅游为核心的目的地更为复杂。因此，如何构建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体制机制？如何将旅游者空间与社区居民生活空间有机融合？如何布局相关产品业态以满足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双重需求？
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从尺度重组视角构建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体系，并以徽州古城为例，在剖析其旅游治理现状的基础上，阐明其如何从尺度重组视角进行治理实践以破解当前的旅游治理困境，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治理思路，丰富旅游目的地治理的相关研究内容。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努力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1、明晰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困境。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对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一般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明晰社区型旅游目的地在治理尺度、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构建基于尺度重组视角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体系。对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治理体系进行分解，从旅游制度、旅游空间、旅游产品业态等方面考虑，基于尺度重组视角，构建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治理体系。
3、探究尺度重组视角下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实践路径。以徽州古城为例，在分析其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将其带入尺度重组视角下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体系中进行研究，分析其旅游治理的实践路径，提出徽州古城的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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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一）尺度重组
尺度（scale）一词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85]，早在 2000 多年前就已成为古罗马区域地理学方法论的核心[86]。但直到 1980 年，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尺度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内涵，并由此展开了长达 30 多年的对尺度涵义的激烈讨论。尽管目前关于尺度的定义仍存在较大争议，但尺度的社会建构属性已为大多数人文地理学者所接受[87]。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扩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嫁资本积累矛盾的手段，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地理尺度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关注。史密斯率先开始关注尺度政治这一现象，指出其在权力和资源等抢夺过程中的工具属性，除此之外还丰富了尺度的概念内涵，将尺度从宏观推向相对微观的研究领域，包括身体、家庭和社区[88]。史密斯关于尺度政治的研究是对尺度人文概念的诠释，体现了尺度的人文属性[89-91]。而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概念，则是泰勒等国外学者较早开始注意到并进行了相关研究[92]。Johnston 等指出尺度通常可以理解为展示、体验以及布局开展地理相关事务及其发展历程的层次和等级，该层级可以为一个也可以为多个[93]。Howitt R.认为“尺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包含面积大小（空间规模）、层级高低（层次）和关系（相互关系）三层内涵[94]。Moore认为尺度的等第、联系、历程以及转变应该作为尺度探讨的主要话题[95]。刘云刚等将尺度分解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与实践尺度，并认为尺度政治即为实践尺度之核心要义[96]。殷洁等认为地理学中的尺度有三个涵义，即以“比例”为表征的制图学尺度、为解决特定科学问题而采用在某一特定层级进行资料或信息采集的方法论尺度，以及用来度量地理景观分异的“地理的尺度（geographical scale）”[97]。总体来看，在国外学者们对尺度的长期探讨和研究中，已然基本形成从本体论到认知论再到方法论的连续而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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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一）尺度重组理论
尺度重组理论起源于西方地理学研究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的关注与思考[126]，实际上，尺度一词也是来源于地理学。尺度重组理论与“区域”“空间”等密切相关，早期常被城市地理学者用来研究城市治理问题，如通过尺度上推寻求发展空间，通过尺度下推整合区域资源。欧盟的形成其实就是欧洲相关国家的尺度重组，是超国家层面的一种区域治理模式，通常会形成“新国家空间”[127]，是欧洲相关国家为了消除资本流动壁垒探索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尺度重组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我国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所做出的尺度重组的典型案例。
社区型旅游目的地通常具有社区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双重功能，牵扯到的利益主体相当复杂，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也往往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尺度重组本质上是对关系的调整，以满足不同主体的利益，因此在研究社区型旅游目的地如何治理的过程中，尺度重组理论为本文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二）空间生产理论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对于空间的使用权争夺不休，通过不断的博弈趋向于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基于空间本身具有生产的性质和特征，列斐伏尔在其研究中指出，社会关系其实充满着整个空间，因此，空间从其本质上来说，即是社会关系的集合。空间能够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为不同利益主体所利用，其生产方式是通过空间的配置来实现的[128]。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源于学者们对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在旅游场域下的探讨，吴志才等认为，在旅游社区中，新的空间秩序的形成，源于权力生产、资本生产及社区日常生活的惯习行动的博弈[129]。在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朱晓翔等进一步将旅游空间划分为旅游制度空间、旅游经济空间与旅游社会空间[130]。这一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旅游空间的划分，为本文研究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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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困境 .................................. 17
一、治理问题的多样化与治理主体的能力局限性 ......................... 17
（一）利益分配问题 ....................................... 17
（二）公地悲剧现象 .................................. 19
第四章 尺度重组视角下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体系构建 ............................. 26
一、旅游制度体系重组 .......................................... 28
（一）旅游制度体系重组路径 .............................. 28
1、外部关系调整 ..................................... 28
2、内部关系调整 ........................... 28
第五章 尺度重组视角下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实践路径——以徽州古城为例 ........... 34
一、研究设计 ................................. 34
（一）研究对象 ................................ 34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 ............................. 35
第五章 尺度重组视角下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实践路径——以徽州古城为例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徽州古城坐落于皖南山区，其在行政区划上由徽城镇管辖，始建于秦朝，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2014 年，徽州古城与其他四个景区一起成功申报国家 5A 级景区，目前古城内拥有广为人知的许国石坊、气派非凡的徽州府衙以及研学圣地陶行知纪念馆等景点。徽州古城属于典型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目前古城内还有社区居民约 3.7 万人，约占徽城镇常住人口（12 万左右）的 30%。2021 年的春节黄金周，徽州古城景区共迎来全国各地前来游玩的旅游者共计 2914 人次[141]，而同是四大古城之一的丽江古城，仅大年初三一天的游客接待量就接近 5 万人次。徽州古城的旅游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究其原因还是旅游治理不够深入，因此将徽州古城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分析其旅游治理现状，探究其基于尺度重组视角的治理实践路径，对徽州古城未来的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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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整理，将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有关治理困境进行了整理和概括。最初，利用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对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一般治理困境进行分析。然后，引入尺度重组理论，从旅游制度、旅游空间、旅游产品等方面着手，重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治理体系。最后，通过对徽州古城旅游治理现状的实证分析，提出徽州古城在一般性的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框架下具体的旅游治理实践路径。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一）社区型旅游目的地兼具社区服务和旅游服务双重功能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是社区活动和旅游活动的空间载体，尽管旅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重塑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生态，造成原始社区的置换或迁移，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进入的旅游从业者或成为新居民，会在旅游目的地形成新的社区生态。因此，社区型旅游目的地仍然承担着社区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双重功能，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在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整体空间范围内，拥有各自的活动空间，并且社区居民生活空间和旅游活动空间在部分区域发生重叠或交叉。
（二）社区型旅游目的地治理困境由三方面因素造成
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及深入分析调研资料，将社区型旅游目的地的治理主体困境总结为以下三方面因素：治理问题的多样化与治理主体的能力局限性、功能的多样性与空间的有限性、治理内容的复杂性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其中治理问题的多样化与治理主体的能力局限性体现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公地悲剧现象和主客矛盾冲突，功能的多样性与空间的有限性矛盾体现在旅游投资缺乏科学引导、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及业态布局缺乏合理规划，治理内容的复杂性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人居环境的旅游化改造不够深入、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及旅游治理监督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