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1.1.1 现实背景
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在空间分布上形成叠加，这为贫困地区通过旅游开发实现脱贫致富提供可能[1]。随着旅游业在全世界的快速发展，其在带动国家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及贫困人口脱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显著，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亦开始将“旅游开发”作为对农村社区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并已在大理、丽江、九寨沟、德宏、张家界等地区大力开发和发展旅游业且实际效果显著，给全国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2]。其中，为了更好的利用当地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些当地政府会通过向当地农村社区征用土地并将这些土地用来建设旅游区。虽然有许多农村社区依附地理位置优势，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始了农业向旅游服务业的转型之路。但与此同时，农村社区旅游业的开发大多存在忽视当地居民参与的问题，很多都属于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进和执行的政府或外来资本行为，政府、开发商和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也频频出现利益之争，“群体抗议”和“群体上访”等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形式时常出现。
在韶关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内外存在 283 个自然村庄，有的村落凭借参与丹霞山旅游的发展，早一批走向了旅游城镇化的道路，如景区内的瑶塘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建起了奔康村，在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内接待设施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村民们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先一步尝到了参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甜果。而大多数村落并没有很好的抓住旅游的契机发展起来，反而在一次次被征地的过程中，和政府、旅游开发商矛盾重重，阻碍了村落旅游业的发展。在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入口附近的青湖塘村正是此类村落的典型代表。此村比景区内的瑶塘村和断石村先被征地，获得一笔在当时来说不菲的征地款，但是该村却没能先一步参与到丹霞山旅游发展中，反而在新村建设、客栈经营等明显落后于不到几公里的景区内的瑶塘和断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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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案例地简介与问题的提出
1.2.1 案例地的选择
（1）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
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位于中国广东韶关市东北郊（如图 1-1 所示），名胜区总面积 292km2。景区环境保护带扩大到外围公路，北部、西部基本沿 S246 省道(新线)和新韶仁公路(规划)为界，东北、东、东南基本沿 106 国道和 323 国道为界①。广东省省政府在 1980 年批准丹霞山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旅游区，并设立了丹霞山风景管理局和丹霞山中国旅行社。此时，丹霞山主要的景点仅有长老峰景区海螺峰及锦江。接着，丹霞山在 1986 年被正式批准为广东省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并于 1988 年当选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在 1993 年仁化县政府成立了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并开放了阳元石景区和翔龙湖景区。21 世纪伊始，丹霞山旅游业的发展进入如火如荼阶段，一方面，丹霞山在 2001 年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 4A 级景区。另一方面，在 2004 年丹霞山成功当选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在 2010 年，丹霞山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是广东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截止到目前，丹霞山已经开发的主要景区包括阳元石、长老峰、锦江长廊和翔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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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社区和农村社区
社区（Commun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于 1887 年提出的，他将社区的定义为：是指一种礼俗社会，是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10]。这一观点强调社区是人们情感意志的归属，并不是对地域的划分。到了 20 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们开始对“社区”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并有很多学者对滕尼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社区所形成的社会联系是具有一定地域特性的。美国学者希莱尔、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帕克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构成社区必不可少的 4 个共同要素[11]。自 20世纪 30 年代初，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社区”引进我国以来，社区的研究受到了国内社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费孝通（2000）从地域的角度分析，认为社区是将多个社会群体或组织集聚在同一个地域，并组成一个在生活上互为联系的大集体[12]。这也是截至目前国内大多学者所采用的定义。
而对于农村社区（Rural community)，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国内文献可知，国内学者对于农村社区这一概念的认知过程呈现出由窄到宽、由平面到立面的特征。最初，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社区就是一个地理概念，即是一个众多人口集聚的地理区域。如陈百明（2000）将农村社区定义为农村的各级居民点，具体指乡政府所在地、乡辖集镇和村庄等[13]。后来有学者从农业生产角度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定义，如于显洋认为农村社区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功能或生活方式的社区[14]。在再后来的研究中，农村社区的定义从平面转向了立体。如高强把农村社区定义为：以行政村或中心村等地域为范围，以农民为主体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相联的，以多种社会群体结成的富有人情味的、开放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5]。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将农村社区界定为：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等一定的区域为范围，以农民为居住主体，具有多种社会和经济联系的农村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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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ed in tourism development）简称社区参与，它要求在旅游的规划、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将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以及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确定其在上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其的意见和需求[16]。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给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进一步加深，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社区参与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逐渐将“社区参与”纳入旅游的研究范围。自此，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进行界定（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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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设计.....................31
3.1 研究方法.......................31
3.2 资料收集过程和手段....................32
第 4 章 丹霞山青湖塘村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的变迁.................44
4.1 无组织的个体自发参与阶段（1993-2002 年）.....................45
4.2 政府、资本和社区体制精英主导的组织参与阶段（2003-2011 年）.......47
第 5 章 影响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分析................54
5.1 影响青湖塘村参与旅游发展的正式制度......................54
5.2 影响青湖塘村参与旅游发展的非正式制度....................59
第 6 章 青湖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
6.1 无组织的个体自发参与阶段的制度嵌入性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旅游业发展迅速，大众旅游意识得以提高，国家及地方政府开始大力开展旅游开发和规划工作。在此背景下，许多在景区内或者景区周边的村落也得以连动开发和发展。但因许多村落都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要产业，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时代。因此，这些村落多数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开发和规划的。本研究的案例地青湖塘村正是此类村庄。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游客也不多。青湖塘村距离当时的丹霞山山门（现被称为内山门）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村民并未像瑶塘村和断石村的部分村民那样，向在景区内游览的游客兜售农产品。拥有大量农田的他们仍然每日“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地忙碌于繁重的农活。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全国大力开展经济旅游开发试验区建设的热潮下，当地政府计划在青湖塘村旁的一片农田新建区丹霞山新山门和旅游贸易开发区，而这片农田大部分是属于青湖塘村，少部分是旁边的双合水和马屋村。因此，青湖塘村成为了地方政府主导开发的主要对象。在丹霞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这一正式制度的强嵌入下，青湖塘村第一次被动参与到丹霞山旅游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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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和讨论
7.1 结论
本文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的青湖塘社区为研究案例地，以社区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观察访谈的田野调研方式和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和阶段划分，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式和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个阶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本研究的结论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参与模式从无组织的个体自发参与阶段到政府、资本和社区体制精英主导的组织参与阶段，再到社区精英群体主导的大众参与阶段。
自 1993 年社区被“旅游征地”开始，青湖塘村旅游参与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993 到 2002 年，社区参与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自发参与阶段。在该阶段，社区最早是在政府主导下拉开参与旅游发展的序幕的，这与旅游扶贫的大多数欠发达社区相似。在本研究中，青湖塘社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通过“旅游征地”事件参与到旅游发展中。但是，此时社区参与旅游的形式是单一的决策参与，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参与并未显现，呈现出的特点为参与范围小、层次低、参与意识弱。虽然，在此阶段，社区受到了土地管理制度、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的景区规划制度（具体指丹霞山新山门建设、丹霞山旅游经济开发试验区建设事件）等的强嵌入，社区可以通过征地快速地被加入到旅游开发和规划决策中。但是，这种决策参与具有短暂性，并未对社区参与旅游的长足发展产生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社区远远落后于后来才被征地的瑶塘村和断石村的主要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