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不仅聚焦某个（类）因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而且以政策工具为框架，结合乡村振兴政策文本的特点对三种政策工具进行了扩展细化，整理出10个条件变量以构成组态间定性比较分析的前提。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概念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乡村振兴战略陆续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对全国各个省市区提出明确要求，即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并结合各地区农村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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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是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规律，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党中央做出的远景规划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村，而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战略。截止到2020年末，我国仍有5.6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占比仍高达40%左右，是不容忽视的利益群体。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及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可以有效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目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进新时代，但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仍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农民的就业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绝大部分农民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村面临着基础设施差、医疗卫生条件差、基础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截止2016年末，全国农村地区饮用水为经过处理的自来水的农户为10995万户，占比仅为47.7%。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农户为8339户，仅占比36.2%。高达82.6%的农村缺少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许多农村道路仍没有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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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国内学者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典型案例、重要意义、社会治理、路径模式等方面，从学科领域来看，则主要从政治学、经济学、农学、社会学等学科入手，较少涉及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由于缺乏统一的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现有研究大都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并不常见。自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施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大量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经过几年来的累积，政策文本已初具规模。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是否还有改进空间？本文从政策工具方向切入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研究，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文本分析法定性定量分析收集到的已公开发布的省厅级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文本，从而尝试构建一种乡村振兴政策的研究框架。一方面，能够拓展乡村振兴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对乡村振兴政策文本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能够找出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政策优化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研究。
二、 现实意义
从现实意义出发，我国在乡村振兴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从政策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要解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城乡之间投入与发展极度不均衡等问题，关键在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全民共同富裕，本文利用组态思想，结合政策工具理论，通过对现有的乡村振兴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分析，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纳入的17个省市区乡村振兴政策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出乡村振兴政策工具在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作用途径与关键因素，以及政策文本在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存在的不足，能够为今后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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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政策工具
一、 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背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应对政府公共政策失灵以及单一政策面对复杂政治问题的局限性①，作为政策科学发源地的美国，开始找寻新的解决路径。由此，西方理论学界对公共政策工具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政策领域，极大地拓展了政策研究的思路。我国学者对公共政策工具的研究则相对较晚，起源于21世纪初，且多是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拓展研究，缺乏原创性。
二、 政策工具的定义
因为各学者研究视角的差异性，故对于政策工具的解释不尽相同，导致政策工具目前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其中在学术界接受程度最高的解释是欧文·E·休斯②在其编写的《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提出的：公共政策工具是政府机构制定公共政策时为了保障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对这种措施进行调整的机制。简单地来说政策工具就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措施；胡德在其著作《政府的工具》一书中提出政策工具是一种客体，是形成法律法规的一整套命令和规定③； 萨拉蒙对于政策工具概念的解读在学术界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他认为：政策工具是能够被政策制定者利用或者能够潜在的加以利用从而促使相应目标能够顺利实现的任意事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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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农业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世界各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农村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农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农业是国家开展其他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因为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人只有在确保粮食充足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其他生产活动。农业劳动也是其他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不仅为自身提供必要的食物，也能够为进行其他类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提供生存所必须的食物，这样一来社会各司其职才能够成为现实，进而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④。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但是同样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比如可用耕地面积少、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以及亩均产量相较发达国家也较低。而且我国每年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粮食生产问题，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二、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区域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的空间活动和区域内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空范围内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空间态势。随着区域内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区域空间结构也将会由之进行相应的调整改变。从目前大量学者所做的研究来看，皆证实了：发展阶段相差较大的地区之间，拥有完全不相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发展阶段相近的地区则拥有大致相同的空间结构特征。不仅发展水平会影响区域空间结构，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比如经济新区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人口流动、大社区建设等）同样可以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所以，空间结构特征可以说是区域发展的“自变量”，通过对区域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可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①。区域空间理论不只是把重点放在对区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结构特征的研究上，而且在努力探寻一种能够使区域内生产力要素与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的实际方案。空间结构理论还强调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空间互动，这种互动是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动态序列，也是区域内能量、信息和资源流动、扩散的主要原因②。通过对区域空间理论相关研究的借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农村区域空间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农村区域内生产力得到充分提升，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将农村区域建设成为合理、协调、高效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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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十七个省市区乡村振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 21
第一节 政策文本的选择 .................... 21
第二节 频数统计分析 .................... 22
第四章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 38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逻辑 ..................... 38
一、 定性比较分析法及其特征 ....................38
二、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步骤 ..................39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61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61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63
第四章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逻辑
一、 定性比较分析法及其特征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发展至今，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成为了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的分析工具。QCA方法将不同的案例看作不同的集合，再将这些集合看作是各种复杂条件的组合，通过对集合的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从而找出实现结果的路径①。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核心思想包括：（1）“一致性方法”，指在排除所有相似性之后确定因果关系，如果被研究现象的两个或多个实例只有某一个共同情况，那么这个使所有实例都表现出一致性的情况，就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2）“差异性方法”，其考察的则是即便在其他所有情况下被研究的现象全部相同，是否还缺少某一个原因或效果使这些现象表现出差异。由此，QCA方法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强调即使是不同的路径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且具有不可相加的性质，其对于任何形式恒定的因果关系持否定的态度。
QCA方法最初是用于“小样本”（少量案例）和宏观层面的研究的，但是QCA方法的应用范畴已经拓展到了“中等样本量”和“大样本研究”以及更加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中。QCA以计算机算法中的布尔代数算法为运行原理，通过对各个案例间经过我们定性赋值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各个案例中找出我们定义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该方法由美国学者拉金（Ragin）在1987年提出并将之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最初是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csQCA）对案例进行二分化的赋值运算，即将条件变量赋值为“0”或“1”，没有中间选项。
MPA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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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实现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但是城乡二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三农问题”、公共资源供给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更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以防脱贫群众重新返贫，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五个战略目标，涵盖了农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旨在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自2018年中央发布乡村振兴一号文件，至2020年12月30日，各省市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大量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文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现有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研究大多从某一典型案例入手，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可推广性较差。基于此，本次研究以17个省级行政区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为案例，收集各个省市区的乡村振兴政策文本，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类型、发布部门与日期分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组态视角对乡村振兴政策进行分析单元的归类，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乡村振兴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影响路径，在政策工具视角下从条件组态的角度研究了乡村振兴政策与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构建了乡村振兴政策多条件组合对农民收入增长率的驱动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通过对本次纳入研究17个省市区146份政策文本进行政策类型、发布时间以及发布部门的分析，发现我国2018年至2020年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扩散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各省市区根据中共中央的纲领性文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进行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且时间集中在中共中央发布相关政策文件之后。通过对政策发布部门的分析，纳入的17个省市区的政策发布部门达到了32个，其中省委省政府占比达到33%，说明各个省市区对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但是在政策类型上主要以意见与通知为主，规划等效力较高的政策文件较少出现，也就是政策的顶层设计还不够完善。
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财政支持、环境治理、组织保障、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律法规保障、示范工程这10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故单个变量无法构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但是金融支持这一条件变量同时出现在简单解与中间解中，结合真值表可知，金融支持属于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核心条件。而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环境治理、组织保障、金融支持、法律法规保障与示范工程这八个条件变量的组态构成了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路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