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想通过对x社区“村改居”的过程进行梳理，对其间所涉及的公共空间对共同体的塑造，以及如何实现空间正义，追求更好的空间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
第一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问题的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平台，社区既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社会需求的交汇点、国家治理的着力点和执政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社区是国家与市场等途径之外从事日常生活和处理问题的重要场所。
“村改居”社区是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产物，也是城乡社区协同治理，再造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场域。作为城乡的汇聚点，现代与传统的汇聚点，其复杂性远高于单纯的城市和农村社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城镇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城市土地资源扩大，城市边缘不断扩张，使得城乡边缘区附近的乡村不断被吞并；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土地财政”等政府经营城市的政策开始出现，由国家力量推动城市化的局面逐步展开。“村改居”社区作为城乡社区的交汇点，从表面完成了传统村落向现代化社区的转变，但其空间内部结构并没有完全融入。从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其空间特征发生了剧烈变化，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样新的空间中无论是居民还是社区管理者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治理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两类矛盾在村改居社区中格外凸显[1]。这就意味着“村民”到“市民”，从“乡村”到“城镇”，“村改居”社区面临的不仅是权力秩序的转化，更面临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等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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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城市边缘区”的研究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边缘区的土地结构由城市向乡村转变，在扩张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严格意义上的“村改居”社区并不作为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为我们查证，这实际上是出现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因此，本文在国外文献综述部分选取了指涉相近的“城市边缘区”、“边缘城市”等概念，以此整理关于城乡过渡地带的研究结果。
“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首先由于哈伯特·路易斯提出，他在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结构的过程中，用地理学的视角对城市边界做出定义上的规范。路易斯发现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张，城市边界已经融合在城市中并形成相应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早期的这部分边缘区仍旧与新城存在区隔并有明显边界，而且，该区域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位置取决于城市的位置，这就是路易斯口中的“城市边缘带”[2]。从词汇本身出发，“边缘”所指的是物体周围的部分。因此这一概念拥有两层含义：首先，“边缘”意味着存在所指对象和物体主体的区分，而所指对象是依附于物体本身的，其次，边缘强调的不是物体主体，而是特指其周边部分。随着这一概念不断被城市学、规划学的学者引用，城市边缘区的含义也不断进行更新。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从“核心与边缘”的经济领域出发探讨城市边缘区，他认为城市中经济发达影响力较强的区域对周边地区会产生强大的辐射，吸纳周边资源使城市的经济围绕这一核心产业展开，形成核心区域，相对应周边的区域被称为边缘区，由此一来边缘区长期处于附属位置，且在这种关系下常常伴随资源分配和人口不均等一系列矛盾。对城市边缘地区的概念作出较为系统的阐释的是R.J.普内尔(Piyor)，认为边缘区是一条纯农业的过渡带，位于城市建成区与郊区外围，正因如此，当我们从人口特征、社会结构和土地利用等诸多方面去考察边缘区时，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和农村的特点同时在这里出现了。1985年T.C.茹哈列维奇用比喻的方法，将城乡过度地区比喻为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城乡居民的迁徙和社会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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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x社区的空间表象
2.1第一阶段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首先从宏观空间视角对该区域进行切入。2009年6月25日，国家正式发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建设概念。该地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是西部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自然坏境优越的地区。对该片土地区域的规划简称为“—核、—轴、三辐射”。“一核”即西安（咸阳）大都市，关中—天水经济区是实现西咸一体化，发展成市局集群的重点区域，也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重点建设的区域。本文所讨论的x社区正好处在西安大都市城市规划群中，由此从“一核”宏观的对西安大都市的城市规划建设进行了定位，开始构筑空间建设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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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二阶段西咸新区总体规划
被规划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后，随着该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秉承联系西部和北方内陆的任务，国家又出台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在《规划》中明确指出，建设咸阳-西咸新区-西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大西安都市圈。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背景下，为构建组足够大的城市规模与产业发展群，西咸新区应运而生，并在其内划分为空港、沣东、沣西、秦汉、泾河五个新城。在此基础上，空港新城新区总体发展定位为国际机场城市，为更好完成集聚综合性交通枢纽的区域目标，空港新城需要吸纳大量社会资源和建设用地，在这一过程中周边大量土地被纳入城市功能区的改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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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空间实践：x社区的空间再造.............................22
3.1权力是空间变化的重要社会因素....................................22
3.1.1国家权力在空间变化中的体现.............................22
3.1.2居民需求对空间变化的推动作用..............................26
第四章再现性空间：空间融入与再生产...............................36
4.1权力关系的变化........................................36
4.2居住空间的变化.......................................41
4.3公共空间的变化.....................................42
第五章讨论与反思...........................................48
5.1营造公共空间，重塑社区共同体..................................48
5.2迈向空间正义，城市化进程的永恒课题...............................50
第四章再现性空间：空间融入与再生产
4.1权力关系的变化
吉登斯曾说“社会系统里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连续性”，同样我们可以把这种时空连续性同“村改居”社区相联系。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国家力量干预的少，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传统农村社会职能主要由宗法组织完成，国家权力很少体现。面对由于物理空间导致的权力秩序的断裂，权力体系从村委向居委的转变，转向“村改居”后的社区基层权力的“时空连续性”并不会因为物理空间的转化而失效。进行改造后，“村改居”社区已经属于城市社区的管理范畴，但其内部空间居住者即空间治理对象本身仍未过渡到市民身份，对新建城市基层组织无法立刻适应，如何顺利完成基层权利组织的过度，一直是“村改居”社区治理的难题，目前我国”村改居“在进行治理主体权力”的转换时，常常面临的问题是居委会很难融入到原村的环境，往往流于形式。不同特征的村子管理主体和权力结构往往有细微的差别，例如村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子管理者也往往是村或居委会的管理者，人员交叉重合，基本没有独立的居委会。由于我国“村转居”社区所具备的复杂性，原村中的集体经济的负责人负责大多数事务，不仅负责经济工作，还负担各项政治、社会职能。在进行村转居后，社区要负责接手村原有资产，并进行统一化、社会化管理，这样形成了社区空间转化所带来的权力再分配矛盾。
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权力转移与再分配，x社区将街办与原拆迁村的农村基层组织紧密联系，成立“大党委”，由街办书记吸纳原村干部任委员，统领所有已拆迁居民的管理服务工作，同时成立社区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已入住社区居民的管理服务工作。“社区两委”统领原11个社区支部、1个非公支部，在依托原村党支部和村民小组对原村、原小组集体资产处置、信访维稳，以及在外过渡群众的管理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构建起以社区大党委为核心，社区党支部、社区工作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企业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的“一核四元”社区管理服务体系。这一管理体制填补了过渡期间的“服务真空”，为真正实现“村委变居委”提供了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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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讨论与反思
本研究以西咸新区x社区为个案进行深度研究，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对城乡空间转化进行分析，通过运用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对“村改居”社区的空间表征、内部空间实践、空间主体再现性表达分别进行叙述，空间的表征是由空间规划者和资源掌控者所设计的，在此文本从x社区所在的空间区域，进行了从宏观到具体的规划描述，为后续的空间实践和再现性空间分析奠定了背景基础；空间实践是偏向物质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此空间转化中，生产方式的转变起到关键作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作为本文的分析工具，不能将其单独割裂开来，空间实践的物质性是在空间的表征与再现性空间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再现性空间内部居民的再生产与对空间的塑造又通过实践表现出来。以X社区为例，由政府主导的空间转化导致了原本处在村落环境中的居民被动迁出，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变，空间实践主体面临生产方式和权力组织形式等一系列转变，原先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在城市化社区不再适用，集体资产面临股份制改造，村民生产就业形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城市化再就业和房屋收租成了主要收入来源；同时权力组织形式也在这次空间转化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以村委和“乡村经营”为中心的权力重新调整，转变为具有组织化和层级化的居委系统。
以上这些转变看似是在空间表征下政府与资本主对感知的空间的主导，但实际上居住在社区居民由于本身带有传统乡村的生活背景，很多人际交往模式，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塑造着新建社区，例如“村改居”社区中的人情味儿往往比普通城市社区更浓，居民之间融合度更高，网格员开展工作也更加容易；其次，传统农村的“人情社会”在社区治理上也会与普通社区存在不同，原有的村委与社区居委并存，共同由社区党委领导，这样复合结构的治理模式也是由“村改居”社区原有的治理模式所决定的。
最后，本文想通过对x社区“村改居”的过程进行梳理，对其间所涉及的公共空间对共同体的塑造，以及如何实现空间正义，追求更好的空间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