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故乡是孙惠芬创作的源泉，故乡的记忆构成孙惠芬城乡小说的精神内核，成就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她执着于辽南这片土地，频繁地在城乡往返，记录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变化。
一、孙惠芬城乡书写的萌芽与开端
（一）作家个人经历的诱发
童年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风格，她对乡村生活的了解和对城市与乡村巨大落差的感知成为创作素材和动因；长大后，受到沈从文小说的影响，以及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让孙惠芬更加坚定地书写城乡，深入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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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童年经历
童年经验是大多数作家创作的最初动力，冰心认为，童年，不论是悲伤的还是欢乐的，都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对人的气质性格影响巨大。①童年时期更能以内心去感受世界，更注重自身的感受。另外童年经验主要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在集体中生活，耳濡目染的是集体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弗洛伊德也认为，我们所谓的保留的童年经验是受到各种心理力量影响之后的个人经验的总结。如同民族传说或者是民族童话，我们的记忆也是一种“掩蔽记忆”。②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依据人生经验和感受“修改”自己的人生经验，发现新的内容和意义，对后续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
孙惠芬生活在辽南尖咀子村，村庄里到处都是草房人家、土街、山岗、原野，家家户户鸡窝猪圈垒得周正，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孙惠芬，勤劳、朴实、直率，童年的乡村生活成为她人生的重要印记。孙惠芬的童年受母亲和奶奶的影响比较大。孙惠芬奶奶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性格强势，很喜欢有文化的人，孙惠芬的二娘和四婶有文化，比较受到奶奶的宠爱。因而孙惠芬在作品中写道，二娘和四婶总是拿着镇上人才有的白手绢，在孙惠芬的童年记忆中白手绢是城市人、有文化的象征。孙惠芬的母亲则是普通农妇，因而受到奶奶的冷落，孙惠芬父亲年轻的时候倒卖过膝袜子，奶奶从不分给母亲，一直没有穿过过膝袜子的母亲，向孙惠芬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的委屈和奶奶的轻视在童年的孙惠芬心中种下了向往城市的种子。母亲被冷落的生活状态使其成为家里最会隐忍的人，引导童年的孙惠芬也有着这样一副“好脾气”，她也清楚地知道母亲隐忍的原因。恰恰是童年的这份压抑和敏感，使她很早就学会了观察成年人的外在行为和心理活动，并走上了创作之路，也为后来作品中书写人物心灵史、捕捉人物瞬间的情感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孙惠芬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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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环境的冲击
孙惠芬对城乡的书写不仅是建立在自身原因之上，乡村人的苦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苦与乐都让孙惠芬感触颇深，也是她决定执笔继续书写的动力。2009年孙惠芬在《致无尽关系》中，用西瓜来比喻一个人巨大而隐秘的生命历程，每个人的生命背景，好像一个大西瓜，一旦打开一个切口，都会发现无限的，别人无法想象的内容。①这有关个体本身，有关生命本质，有关家族命运甚至是社会文明。我们正是在这一个个“大西瓜”中发现，城市像是一个无底洞，这里面有乡村人无法跨越的身份鸿沟、无法承受的历史重担和无法抗衡的制度壁垒和城市与乡村的异质性，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悲喜交加的生命历程。
1．难以跨越的身份鸿沟
无法跨越的身份的鸿沟不仅是指进入城市的乡村人与城市社会格格不入、和城市人形成的对立关系，更是指在经历巨大的隐秘的思想裂变以后，横跨在乡村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或是出于对过去生活的不认可，或是出于想迫切的融入城市的渴望，但无论是哪种原因，都造成了这条巨大鸿沟的存在。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冲突日益明显，城市人与乡村人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上。孙惠芬书写处于巨大裂变中的城与乡就成为富有张力的文学探索。叶立群认为孙惠芬的作品充满现代性，他引用王一川的观点中国现代性转型其实就是人的生存体验的转型。②也即孙惠芬小说中呈现的强烈的疏离感和焦虑感。王一川认为，造成疏离感的原因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的出现。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疏离，也是人与环境的割裂，造成的身心错位。③城市和乡村的熟人社会完全不同，人员的流动使社会交往大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乡村的生存法则在城市中行不通，人情和关系被社会无情地拒绝了，文化制度的差异把他们隔离在城市之外。尽管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进步也给农民带来的巨大的阻碍，使他们融入城市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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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惠芬小说中的城与乡
（一）传统乡村的书写
孙惠芬在传统乡村的书写中，不仅注意到对乡土环境的书写，挖掘了民风民俗，还注重到乡村人之间的真与善，以及乡村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不仅是外在环境给与乡村人现实生活上的自由，精神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它成为乡村人抵抗命运的重要支撑，对乡村人善良、包容和仁义的品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惠芬对乡村赞美的同时，更深入地探求乡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
1.传统乡村图景的写真
孙惠芬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乡村生活，她始终深情地注视着这片土地，探寻乡村人的生活全貌。通过对乡村优美的风土环境和别具特色的民俗的生动描绘，展现乡村发展的历史、乡村的命运和精神面貌，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叙写辽南人民的命运。
对于作家来说，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其感情深处的羁绊，甚至是他们创作的动力。周作人的故乡是忘不掉的野菜和乌篷船，鲁迅的故乡是月光下的闰土和猹，萧红的故乡是有关于呼兰河的温情与善意，沈从文的故乡是说不尽的诗意湘西世界，孙犁的故乡是温情暖暖的白洋淀……作家孙惠芬的故乡那自然优美的环境，别具一格的风俗，温暖的人情，也给了孙惠芬灵感。她用真实又自然的文字，叙述了故乡的日常，展示了故乡的全景，这一切都来源于她对生活细致敏感的观察。在《吉宽的马车》中，孙惠芬对这个懒汉生活的村庄进行了描绘。乡村是自由的，懒汉吉宽自在地在田垄上躺着，独享自己的一方天地。乡村又是包容的，它包容山川、河流、田垄和数不尽的小动物，它接纳每一个回到家乡的人们，让他们的快乐和烦恼都在一阵阵清风中烟消云散。伴随着吉宽的歌声，他驾起自己的马车，温暖的阳光照耀在他的脸上，轻柔的微风拂面而来，夜晚归来，吉宽与月影相伴，与风儿倾诉衷肠。①乡村物质或许并不富足，但是精神的愉悦可遇不可求，这一方被孙惠芬书写的小小天地是乡村人精神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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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迁中乡村的困境与失落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乡村农业的发展处于滞后的状态，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人成为游走在其中的边缘人。乡村人最初渴望进城，憧憬乌托邦一样的城市生活；进城后在城市化的洗涤之下，逐渐沉湎物欲放纵自我。边缘人的身份也让乡村人对城市梦开始怀疑，最后在经历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失落后返回家乡。孙惠芬以这一模式来叙写乡村人的悲剧命运，叶南客认为这一时代交错中挣扎的人们的思想是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碰撞的产物，也是新时代下文融合的结晶，他们时常困惑不解，矛盾迷茫。①孙惠芬正是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时期边际人的精神状态，塑造的人物才更深入人心，让人印象深刻的同时，对时代的问题产生思考与反思。
1．在乡：解构乡村、渴望进城
面对城市加速发展，这个古老的、传统的、静态不变的乡村社会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一方面，在乡村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乡村结构的崩裂，原有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新的秩序正在重建。村里的青壮年在现代的的启蒙下进入城市，老人、妇女、儿童等老弱病残留在村里，随之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孩子缺少家庭教育，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时有发生，夫妻分居两地感情不稳定，离婚和婚外情也在增加。另一方面，乡村人对城市的向往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进城大潮。不得不承认，在改革浪潮的侵袭下，城市是一切美好的象征，进城成为了乡村人的梦想。孙惠芬以此为创作基点，审视城市建设进程中崩裂的乡村现状，捕捉乡村人的心理与精神变化，探究其矛盾心理，以及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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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惠芬城乡书写小说创作的意义与局限..................................34
（一）对城与乡的反思..........................34
1．对城乡困境的体察.............................34
2．文化认同的危机.................................35
结语...........................42
三、孙惠芬城乡书写小说创作的意义与局限
（一）对城与乡的反思
对城市与乡村的反思，笔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对城乡困境的体察，让孙惠芬意识到城市和乡村都有利弊，不能一言以蔽之；对文化认同危机的反思是孙惠芬仍旧在为乡村和城市未来社会心理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人与人天然关系的背离使读者意识到城乡的改变或是融合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模式的变革。不论是从哪个方面，孙惠芬都以一种全局观来思考，不厌其烦地记录着她所熟悉的城乡，通过时代的变迁展示城市化进城之殇，寻找城乡对话的可能性。
文学论文参考
1．对城乡困境的体察
当下的历史阶段仍旧是乡村向城市化转变的过程，孙惠芬在审视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到一个基点，既看到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披露的愚昧，也看到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底层的不堪。《生死十日谈》中孙惠芬审视了乡村人的自杀这一现象，《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是一个由愚昧和贫穷导致的悲剧，婆婆每日都想进城买个小房子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是自己的丈夫却一直想在农村盖房子，夫妻意见不合。自己的儿媳妇不会干活，脾气差，婆媳关系不和，但是婆婆要面子，导致她不能与任何人说这些事。在日复一日的无人倾诉和无人交往中，婆婆变得孤单又郁闷。情感的孤独使婆婆找不到在世上生活下去的理由，终于在因为儿媳疏于照看孩子导致孩子玩屎那一刻爆发了，婆婆因此斥责儿媳，也在苦闷与抑郁中自杀，儿媳受不了打击也选择了结自己。“压死骆驼得最后一根稻草”不是这样一个荒唐的小事，是深陷于精神困境中无法解脱的人生绝境，肉体或许存在，精神早已死亡。《生死十日谈》中还记录了很多因为这种愚昧思想自杀的女性。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乡村社会没有对女性予以关怀，也是乡村文明愚昧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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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孙惠芬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她以自己独有的温柔和敏感，塑造了一批批鲜活的、生动的人物形象，带着他们闯入作家和读者的心灵世界。对孙惠芬，我们不能只是将她作为一个乡土作家来解读，在城乡书写中，对乡村和城市生活从容不迫地叙述，对心灵和精神的捕捉与解读，一位女性作家伟大而含蓄的、温柔而深沉的创作力量，同样值得我们深深地挖掘与探索。作为一位乡村的歌者，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将之书于笔下，并对城市化发出疑问，对现代化提出思考。正是这种不断思索的精神使她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打开别人的心灵世界，探索别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心灵铺展开来，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精神。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孙惠芬小说的城乡书写对发挥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功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孙惠芬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吉宽、申玉贞、许妹娜、林榕真、黑牡丹……不仅不断丰富城乡书写的人物谱系，其对人物心灵的细腻书写，对人性的审视也为乡土文学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歇马山庄到上塘村，从乡村道城市，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同社会的伦理、规则的变化体现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社会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孙惠芬的城乡书写丰富了乡土文学表达。
从现实出发，孙惠芬的城乡书写小说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城乡问题的关注，从乡村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距，种种冲突之下产生的矛盾，让人们迫切想要返乡，但是又陷入了受到城市思想的浸润最终难以再次回到家乡的困境，城乡融合苦难重重，人们发出了家园何处的感叹。孙惠芬正是把握这种矛盾冲突，用细腻的文字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她没有设置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为人物设置悲惨命运，她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创造者，她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记录者，客观地审视城乡的变化，记录这种变化。她既是作家也是农民之女，这使她摆脱了模式化的书写，避开形式主义的俗套，没有仅仅站在感性的角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书写城乡简单的二元对立，以自上而下的姿态去同情和怜悯底层群体。对于社会问题，她不仅表现审视社会的多元的视角，也进行深入的探求，把握社会转型下城乡脉搏的律动。她启发我们在书写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的过程中，要用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思维去审视一切的人和事，强化理性的思辨意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