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同性恋”与文学——以台湾为考察对象
第一节 概念辨析与关系：同性恋、同志；文学、书写
“同性恋”作为一个指涉人类特殊性爱取向的概念，具有复杂的交叉学理研究面向。在人类社会实存的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呈现出稳定性。“同性恋现象是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1]。有关同性恋的概念范畴、成因机制、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其作为科学与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有医学、性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的同性恋群体获得不同政策文化待遇以及自身主体性的实现。
以“同志”概念借代“同性恋（者）”概念，源于八十年代末香港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筹划同志电影节时的首创。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表达同性恋群体争取社会地位与权益征程漫漫之意。另有语言学者指出，“同性恋”这一义项依附了“同志”这一语词之前的正面意义，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尔后，作为“同性恋（者）”的“同志”陆续普及使用，影响逐渐扩大。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在《认识同志手册 2001 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只是，在我国内地，官方辞书与口径系统中，仍未采纳作为“同性恋”义项的“同志”。
“书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界对于特异写作内容与视角进行统摄归纳时常使用的泛化指称概念。“书写”侧重于具体文学内容的凸显，而“文学”则具备立体的兼具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内涵。“书写”表现出局部有意识的动态化创作聚焦力量，“文学”则体现为对符号与系统更全面意义的建构。
“同性恋”与“文学”的结合作为一种特殊的现实元素与审美符号的融合，在现实层面，使作为人类特殊情爱经验的同性爱恋获得了文学形式的表达；在艺术层面，集中与提炼了特殊的艺术元素。同性情爱与恋爱在意识的萌发与压抑、身份的彰显与遮蔽、欲念的流动与游离、心理的恐惧与颤栗、情绪的强烈与炽烈、情感的铭心与刻骨等方面存在特异性，其进入文学世界后，将极大扩展人类爱恋体验书写的丰富性与细腻度。同时，以文学元素呈现的同性经验则常常具有独特的美学内蕴，如朦胧的意象、瑰丽的意境、跌宕的叙事、隐微的语言、丰赡的思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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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志文学与当代台湾：同志与酷儿
一九九〇年代被认为是台湾同志文学的黄金时期。而造成这一时期同志文学繁荣的原因既有一九八七年台湾政治的“大地震”——解严，也有一九八〇年代“艾滋”在台湾视野中的进入。持解严带来了九十年代台湾同志文学兴盛这一因果关系观点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政策的开放和文化氛围的宽松提供了同志文学发声、发表、交流、传播的土壤；而持后一观点的人则洞察了同志生态与艾滋恐慌以及同志文学的密切关联，他们认为恰恰是由美国传入台湾的艾滋病报道引起了台湾社会对同性恋等于艾滋的污名化认识以及同志群体内外的悲伤心态，这种误解、恐慌、悲伤进而激发了台湾同志书写与创作，促成了同志文学的繁荣。借用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的著名论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后者的论调亦可表述为“没有八〇年代出现的艾滋论述，何来九〇年代的同志论述、酷儿论述”。九〇年代，西方酷儿理论传入台湾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产生巨大影响。“酷儿”一词被用来含括指称原先的“同性恋”，意在彰显这一群体的光明与快乐。这一目的诉求正是八〇年代由“艾滋”带来的疾病、悲痛心理反向升华而来。“艾滋”、“同志”、“酷儿”作为翻译词汇于八〇九〇年代进入台湾公民社会与文学文化界，它们的翻译与传播强力推动了世纪末台湾同志文学的发展。这些翻译词汇激发了公众讨论的兴趣，使得同性恋人文现象得以普遍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与观念。这一时期，如陈雪的《恶女书》、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都曾遭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支持与反对的各种态度共同将它们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造成了它们成为现象级文学作品的客观结果。而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与光泰的《逃避婚姻的人》均引用了美国电影《梦幻骑士》的歌词“纠正，无法纠正的错误。触及，无法触及的星辰。战胜，无法战胜的征战。实现，无法实现的梦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同志文学的创作者在相当程度上不自觉地处于国外翻译语汇资源的影响与借用下。台湾同志文学乃至台湾文学频繁受到外国元素的刺激，利用外国文化产品来述说本土情感，成为创作者的一种创作策略和模式。如邱妙津在《鳄鱼手记》和《蒙马特遗书》中均向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致敬。蓝玉湖在一九九〇年推出的描摹男同性恋者的性爱探索的小说集书名直接沿袭三岛由纪夫的写真集名字《蔷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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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郭强生“同志三书”综论：《断代》、《惑乡之人》、《夜行之子》
第一节 主题内容与精神内蕴
台湾中生代重要作家郭强生近年来在其长篇小说《断代》（2015）、《惑乡之人》（2012）与短篇小说集《夜行之子》（2010）中深刻揭示了时代演进背景下同性恋者“情”与“欲”的求索，“刻画入微地呈现了同志肉身情欲和爱恨嗔痴的浮世绘” [2]；宏观梳理了同性恋群体中不同现实条件与人生抉择下所获得的不同人生状态。其同性恋小说着力塑造了中年单身、疾病缠身、穷困潦倒的同性恋形象，聚焦了同性恋群体中更边缘化的人物。
一 情欲纠葛与生命状态
郭强生长篇同性恋小说《断代》首章《人间夜》从 1985 年的台湾同志生活时代背景开始着墨，介绍了当时从“谨慎提防”、“戒严时期”到 MELODY（“美乐地”）等同志酒吧（“TEN”、“同心桥”）铺天盖地的变化，同时也借“彩虹旗、红绸带、摇头丸”呼应新时代同志政治娱乐生活，开篇即从精神内涵上暗示“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时代主题。小说首先引出主要人物之一同志酒吧“美乐地”的经营者老七，交代其当时二十岁，现在四十五岁，因而对世代差异感受颇深。社会历史的变迁体现为：当年的赵妈还会因一张变装照被警察以“人妖”风化罪控告入狱，而如今同志婚姻、同志消费市场却已如火如荼；从年龄变化中，小说又借老七深刻体会年老与年轻在同志群体中的待遇。《人间夜》一方面呈现多对同志的恋爱、情感经历，展现同志世界的交往规则，如小安对宪兵阿祥的珍惜，麦可总以医生职业自恃；另一方面展开对老七个人同志情感经历的叙述：和老三的深厚友情、和周董的一夜夫妻、和汤哥的半世情缘、一段被欺骗的四年的恋情。《人间夜》巧妙借同志酒吧所上演的同志交往剧情呈现同志生活众生相，“每晚在他眼前上演的贪嗔痴怨，有劈腿偷情的，有谈判割腕的，有抢菜翻脸的，更少不了的是酒后失态或哭或闹的”。在此基础上，更精准揭示同志情感的特异性，“老七并非玩弄对方，而是因为立刻嗅出对方的寂寞浓度，如黏液的那种，一碰就要沾得全身，大家都最怕这种人”；“想袂哓啊，肉体可以如此熊熊共燃，为何心却隔着无法翻越的一道墙？”；“男人与男人之间，一辈子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个完美情人。完美，对于同志来说不是梦幻的概念，而是生理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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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结构与叙事特点
一 多线并进与叙事人称
《断代》首章即采用第三人称，借老七的回忆、心理、梦境展开叙事。通过对主人公现实与回忆的交织性叙述，引入其他小说人物，推动小说叙事内容的前进。而双线叙事的策略于第三章即见出端倪，第三章紧承第一章结尾处。而后双线叙事在小说第九章合并，钟书元带着那盒旧卡带如约前往高档酒店与姚晤面，感受二十年后的陌生与熟悉。偶数章节的叙事内容以姚瑞峰时隔二十年再次联系到钟书元并邀请他共赴晚餐为线索，其间安插多重叙事内容。《重逢》转换为第一人称叙述，通过第一人称的自白，展现我对姚的暗恋情愫。第六章《沙之影》中，钟书元第一人称“我”的运用，便于作者以主人公的身份直接而强烈地抒发同性恋群体的心声。虽可视作是小说叙事的“背离”与“荒谬”，却也形成了同性恋文学（郭强生同性恋小说）极具情感冲击力的抽象抒情式隐喻风格与美学特色。第八章《勿忘我》，继续以钟书元第一人称自白叙述，我与阿崇的男友汤玛斯有私情而感染 AIDS，阿崇为给汤玛斯治病卷走自家企业现金资产与其私奔美国。终章，在姚瑞峰和钟书元会面的叙事场景中，作者采用人物对话与各自心理独白相互交织的叙事策略，补充交代了姚瑞峰一直以来对自己身世的自卑、对钟书元的爱恋、被哥哥性侵的不堪经历、与阿崇的暧昧交往、与老七的炮友关系，由此勾勒出姚瑞峰的潜藏在丈夫与政客角色后鲜为人知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小说所有人物关系在精心设计和架构下，于终章巧妙衔接与汇合。
《断代》偶数章节（二、四、六、八）均颇具深意地穿插名人名言，第二章的“我已经对你感到十分着迷，必须向你揭晓，你是何许人也”——奥斯卡·王尔德，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第四章“那些教人难以置信的事，却经常被孤独的人碰上。”——萨特，The Nausea；第六章“他好比是风一吹就会熄灭的一盏油灯，他没有神，也没有情人……”——E.M.福斯特，Maurice；第八章“活着还能够记得这一生的种种，便是我所希望的来世。”——加缪，The Stanger。这些引用与各章节的主题有着莫大的关联，几乎是每一章叙事内容背后人物命运的高度囊括。作者还想借此探索新时代存在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关于同志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小说暗示对于同性恋者而言，“爱的感觉”在存在上先于“性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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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台湾的“发明”——同志文学史 ...............................23
第二节 郭强生的同志文学创作特异性 ...............................28
第三章 郭强生的同志文学创作与台湾同志文学史
第一节 台湾的“发明”——同志文学史
绵延时间长久、作品繁多昌盛、作者新旧交替的同志文学史是无心插柳的台湾“特产”。新加坡学者许维贤在其著作《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当代中国的男性建构》中指出，“中国的同志书写遭到现代性的攻击，出现断层：旧中国的男色文学被归为艳史，新中国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才开始出现公开发表的男同性爱书写，但这些迟到的作家作品却被中国主流文坛及学界严重忽视至今” [6]，这种对比更突显了台湾同志文学史的可贵与辉煌。
虽然对同志文学及同志文学史的定义是一种随着时代、文明的发展而流动变化的过程，但同志文学史显然并不是同志文学经典文本的线性汇总，而是一种可以具备挑战异性恋体制的同志现代性文化的凝聚。在对台湾同志文学史的脉络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作家作品所贡献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性内涵。
从文学发生的实际时间和地域等元素以及作家作品影响力的标准来做出初步判断，一般共识认为，当代台湾同志文学可以追溯至一九六〇年代白先勇的早期小说，例如其短篇小说《月梦》。白先勇开创了台湾同志文学的先河，以此为滥觞，后续当代台湾作家们接续其衣钵，形成一条愈加清晰的浩荡的台湾同志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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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郭强生的同志文学创作总是精心设计故事，将小说人物的命运有机融合在叙事技巧中，其完美的故事性成就了其同性恋小说的精彩性。其同志文学创作常常将现实与回忆杂糅，在多线叙事的交织推进中，完成人物命运的最终交代，展露人物人生选择的最初动因。郭强生善于在其同性恋小说中设置颇为繁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按不同的叙事线索和节奏依次出场，在主要与次要人物的不同诉说与回忆中丰富小说必要的信息。郭强生在行文中，善于留下悬念，埋下伏笔，展开推理与探究，而小说中核心情节与信息往往只有到小说结尾才会和盘托出或画龙点睛。其长篇小说呈现出精巧的篇章结构安排策略，有规律的跳跃式奇偶数章节分配给不同叙事线索的内容，而在适当的章节将多条线索汇合，多声部共同推向最后的和声，增强了小说叙事的气势与张力。郭强生长篇同性恋小说利用年代与时间勾勒出纵深的历史背景，将人物漫长的人生放置于不同时间背景下考量，展现人物一生的命运遭际脉络。这也加厚了其同性恋小说的历史感与厚度。郭强生短篇同性恋小说将各种叙事元素添加在一起，运用叙事人称的变化体现叙事内容的隐晦，将心理独白、梦境等形式贯穿于短篇小说中，营造了多重空间感。运用多重空间的叠加，推动短篇小说叙事节奏的前进，丰富短篇小说信息叙述的方式。郭强生的同性恋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故事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郭强生始终扣住了小说的核心魅力，以故事来讲故事，使得其笔下的同性恋生命获得了回环曲折的精彩。“我说故事，是想在故事中说出一种可见的未来，而不只是描述现实的支离破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