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审美维度”下的文学研究
第一节 世纪初对审美维度的新思考与溯源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界中所讨论的一系列相关理论做出综述性的溯源和梳理。
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在二零零六年前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对“反本质主义”概念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文学审美的一种新的思考。对此，当时的新、老理论家们纷纷撰文，表达各自对这个理论的新看法、新观点。同时，他们也将与“反本质主义”相对的“本质主义”的悖论性概念进行深入探究，由此对前者——“反本质主义”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定位。早些时候，童庆炳就在《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对那几年学术界的思考、争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在文学理论界掀起的‘反本质主义’的话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读了一部分相关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应该把‘反本质主义’与我们正在建设的文艺学学科联系起来思考 。”1在文章中，他又对“反本质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我们赞成的是作为思维方式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它的某些确定的结论。用偏执的反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编写什么教材的。我们赞成的是反本质主义求解问题的方式和超越精神，即不能把事物和问题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并且要有不断进取精神，超越现成之论，走创新之路。”2还有，章辉在《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中认为：“由于主、客观原因,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化目标无法实现。反本质主义只能是方法、手段或过程,而不是目的,不是结果。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需要遵循学术创新原则,我们在反思批评一种文学的本质性规定之后,应该建构一种新的能够解说文学新现象的文学假说。”3另外，汪正龙的《本质追寻和根基失落——从知识背景看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陶东风的《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略论本质主义知识论和权威主义政治之关系——回应支宇、吴炫教授》、南帆等的《多维的关系》《文学：构成和定位》《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胡友峰的《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陆贵山的《本质主义解析与文学理论建构》、汤拥华的《文学何以本质》以及方克强的《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等等，都较为鲜明的提出自己的论点，他们的看法互有交叉，互为补充，也有很大的争论和观点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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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审美之维的期待与反思
仔细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本世纪初的文艺理论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讨论，不仅质疑和批判了刻板、僵化的“本质主义”的自我张扬；更重要的是，这种讨论拓宽了理论探索的新维度，为我们未来文学研究的面向，开启了更多实践的可能性。近些年，仍然有许多学者撰文，继续探讨这个理论概念本身的内涵和相关的逻辑问题、精神问题，将其引入文学创作的诗学范畴，促进了当代文学写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包括语言意识和文体意识的觉醒。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自雄的《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和赖大仁的《中国问题、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论建设》等。赖大仁的文章细致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影响与定位，他认为：“经过反本质主义的质疑、颠覆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不是也不应走向极端解构,而应立足‘中国问题’,在深化现代性路径上,确立中国现代性的身份立场,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言说与中国特色的理论重建,并在国际交往对话中发出中国理论的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1可见，这个时候，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等理论和创作的核心问题，已经开始进入文学审美思考的空间。
此外，还有王晓明的《在语言的挑战面前》、吴功正的《新时期小说形式美的演化》、赖大仁的《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本质论与存在论之间》《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本质论探索》和《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程德培的《小说的意义》《小说即交流》、李国涛的《小说文体的自觉》等文章，不仅直接触及文学创作的具体实际问题和本体研究，还开始深入探究“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有机联系，认为"本质论"在文学理论中，自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理论价值，不应当被“终结”；而“反本质主义”一旦处于滥用和过分地扩大化状态，则容易导致对文学认知上的虚无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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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质化”思维与审美伦理重建
第一节 “本质化”思维及其祛魅
实际上，我们通过耙梳自晚清以来到“五四”时期及至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再到共和国建立百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不难感受到作家或文化学者们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急切追求以及共同特征，即对“新”“进步”“前进”的不断“神往”甚至“狂想”。“现代性”实在是一个敏感而“喧嚣”的命题，几乎成为人们讨论所有问题的触发点和引线。仿佛借助“现代性”的命题，才能够让人们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努力来唤醒、甄别许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确定事物和诸多存在的文化意义。“现代性”就像是一个幽灵，成为诸多文化知识分子的心事。近百余年来，许多学者、作家对“现代性”的探求可谓是不遗余力，前仆后继，他们尝试着各种路径，对这个国家的振兴、民族发展、社会变革和民族灵魂的重铸，进行各种思考，高举起思考、变革、实验的旗帜。不少仁人志士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愈发需要进一步明晰“现代性”这个词语的内涵及其历史流变，包括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所展现出的悖论。更重要的，就是要从中体会到这种“追求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与后面的“本质化”在概念上有着怎样的形似、神似之处？在何种范畴或程度上，两者可以“划上等号”？而过于提倡“现代性”是否也会成为另一种“刻板化”思维方式的滥觞？这依然需要我们格外地警惕。
“现代性”这个词语，最初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之下，这个词语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
曾被赋予“历史分界线”的意义，普遍认为，之前古时代的成就已被当今（指十七世纪）的辉煌所超越。1之后在十八世纪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它又被赋予了“启蒙”（Enlightenment）的使命。后来，当这个词语“转移”到文学、艺术领域时，“现代性”则经常成为被反思、被讨伐的对象。应该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籍此，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关键词的复杂性所在。所以，关于“现代性”理论及其悖论问题，正如萨义德在《理论旅行》中所说的那样：“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2就是说，当“现代性”这个词，悄然或大行其道地“旅行”到中国的时候，自然就会相应地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必然需要与中国本土实际和历史、现实诉求发生复杂、微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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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固化”的思想与审美伦理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上节所述，毛泽东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传达出来的文学“理想”——一切文学创作都要为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和作家应当不断“改造”自己，得到了深入、彻底地贯彻。首先，文艺部门继续按照延安的正确思路，来“规范”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另外，在制度层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所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出版制度进行彻底地整改，并通过各种严格、缜密的审查制度，使得不符合新中国精神的反动作品，再难有诞生的土壤和存在的现实基础。
众所周知，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需要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内部不仅急需民生的改善，在进行国家建设的同时，又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势力的破坏和反扑；在外部，又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到五十年代末期，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居然也背信弃义，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所以，新中国一方面要维持国内稳定、发展，进而在经济实力上赶超列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各种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觊觎。在这种现实情势下，在文化建设方面，自然会提出“一致性”“统一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语境下，继续坚定地执行《讲话》的精神，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能从这种“一致的口径”发出声音并引导、传播这“声音”的，自然只有文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生产的独特方式，富于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学文本，可以直接感染亿万民众。不过很多时候，文艺界的一些领导者其实是不能深刻地领会《讲话》精神，以适应时代发展与变化的。这就造成“本质主义”式的僵化思维、甚至是“极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在文艺界里严重盛行。由此，我们就能够体会和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的渊薮：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其中的“文艺思想斗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一次比一次更趋于极端化。更为严重的案例，就是最终升级到刑事案件程度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凡此林林总总，波诡云谲的文化、文学创作与理论的风云，皆因很多人以静止、固化、教条的方式，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讲话》精神的引领性、历史性、时代性的要求而发生，这些，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沉重而沉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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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事变革与文学审美“回归” ...................... 81
第一节 小说叙事变革的发生 ............................. 83
第二节 叙事形态与审美新维度 .......................... 101
第四章 历史想象与审美视域的拓展 ....................... 117
第一节“本质化”历史及其悖论 ......................... 119
第二节 话语真相和历史的“迷踪” ...................... 128
第五章“人的文学”与人性的维度 ......................... 155
第一节 “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 .................... 157
第二节 人性的“隐秘”与“禁忌” ...................... 175
第五章“人的文学”与人性的维度
第一节 “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
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明确指出“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排斥“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看来，“人”的问题，在欧洲文学中早已得到发现、重视并解决；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则需要重新对“人”进行“发现”。鉴于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文学中更多地提倡“人道主义”思想。他对“人的文学”作了如下界定：以“人道主义”为根本，对于人生的诸多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可以称之“人的文学”。他还指出两种重要的书写方法：首先，从正面来展现“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其次，从“侧面的维度”来书写平常人的生活，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非人的生活"。1毫无疑问，“人”是周作人对“新文学”理解的重要概念。所谓“人”，便是指“灵、肉一致的人”；而“人性”，则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所以，周作人觉得“一切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与高度，呼唤其内心所认同的文学中的“人”。可以看出，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之一，就是展现健康向上的人性。“人”从此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研究和创作的视域。
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此提出的“人”，既有普世意义上“类”的观念，又有着“个人”的内涵，即“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2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就是周作人所呼唤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大写的人”。如文中指出的“非人”特质：“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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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论文以“文学的审美之维”的理论作为论述的根基，兼及论述、反思“反本质主义”思维的臧否，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为主要的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探索了这一理论范畴下的文学审美、文学创作及其作家写作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我们不仅探究了当代小说在文学叙事、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审美嬗变，深入思考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人性之间互动、龃龉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以此在审美层面重估这近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具体说来，就是从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为切入点，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作家如何以其具体的文学文本，来想象生活、想象历史、体察人性。换言之，就是以近四十年来若干中国作家的写作实绩为研究“资源”，在新的叙事语境、理论语境下，讨论近四十年当代小说写作的宽广视域，评介作家在文学审美活动中所发掘出的历史和现实的新意。
在论文的《引论》中，首先厘定了“反本质主义”和与其相对地“本质主义”各自的理论范畴和区别。可以看到，前者其实并不是既成的理论，而是一种对世界思考的思维方式，探究和质疑既成概念背后的“合法性”，来发现常人所看不见的事物；而后者，则把永恒的、普遍的、静止的、模式化的“特性”和“本质”，视为一种不变的“实体”，而归于一个固定的对象。所以，文学的审美“本性”是和前者——“反本质主义”，尤其是与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显然有着深切的“共鸣”与“共振”。因为文学审美和“反本质主义”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类似的诉求：就是将那些被过分简化、“本质化”的事物进行解构、复杂化，并对被粉饰、被遮蔽的事物进行再现、揭示出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正如“反本质主义”起缘于对“本质主义”思维的反拨，文学的审美“本质”，其实也是对教条思维或“极左”或“右倾”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与“规范”的一种质疑和解构方式。作为文学“核心”的审美之维，就是反对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主张以作家的自由之心，来书写其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经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