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徐迟四十年代创作转变的具体呈现
第一节 “江南小镇”、“上海摩登”的出走背离——主题内容的扩大化
40 年代转变之前，徐迟创作的内容主题多为“江南小镇”、“上海摩登”两个代表性场域的个体性情感抒发。少年人初爱体验下灵动的幻想、炙热的痴迷、初爱的忧伤与甜蜜，梦幻与失落建构起徐迟作品中的所有心绪，呈现出指向抒情本体自己的“少年忧思”特质。例如，《小月亮》、《寄》等作品皆是以与援马团北上时期，与沈淑贤的交往为情绪触发点进行创作的，尤其是处女作《开演之前》则直接以自己与沈的来往书信为蓝本创作的；而转变之路开启后的四十年代，徐迟的创作呈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扩大化了的主题：先前狭小的咖啡馆、电影院、马场、公园、水乡溪流、小巷、田野被山脉、战场、工厂等扩大化了的意象所代替，个体内指性的情感宣泄，迅速被为集体、家国的呼唤、呐喊所替代，从指向自我的低吟变成了指向群众的高声呼喊。不论是抒情的场域还是表现主题，徐迟显然已经走出了江南小镇、摩登上海的狭小圈子，进入了扩大化了的主题表现中。这些由小到大的主题呈现主要是通过地域、意象、情感表现三个维度的更迭来全方位展现的。
一、地域的扩张：从长江一隅到广袤大地
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①。30 年代末，徐迟以“放逐抒情”的宣言为界，在文学创作中的地域选择方面呈现了巨大的变革。先前狭小的江南小镇、上海都会场景描摹在转向之后陡然消失，作品中的表现主题继而转为对更广袤的场景的歌颂，这种地域的扩张所带来的文学流变，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地域之上的区域文化的渗透生成的。伴随着作品中地域的扩张，在这种具备“有时隐蔽、有时显著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②的区域文化主导下，作品中的环境和主人公形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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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最强音”的高呼呐喊——语言形式的通俗化
在出走“江南小镇”、“上海摩登”的场域，个体性指向的自我抒情转向集体性的奔走呐喊主题过后，必然带来形式上的巨大变革。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所推崇的观点那样——“形式与内容(‘怎么’与‘什么’)的约定对立，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新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合已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①主题内容由精致走向广袤，诗歌的受众亦不断更迭与扩大，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倾向继而成为徐迟诗歌流转的主要方向。四十年代转变之前，像《二十岁人》、《明丽之歌》中的诗作多是晦涩难懂的，现代派的使命之下，诗人一味追求形式的自由、内涵的开放，不专注建构和谐的意境，却在无意的意象堆积后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等特点。而转变之后，由于文学接受对象的变更，现代派的封闭的、晦涩的语言形式迅速被通俗化的尝试所替代，因而在转变之后的创作中出现了明确的意指性，创作者内在的情感体验不再通过无意识的意象堆叠展现出来，而是通过明确直接的呐喊表现出来。
一、通俗化传统与“通俗”的势在必行之态
夹杂在主题与受众之间，承接着使主题流向受众的重要引流任务，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力量不容小觑。出于对这份力量的敬畏与渴望，文学史上的通俗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晚清时期，语言形式通俗化的倡导已蠢蠢欲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以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目标为己任，呼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创作，在播撒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之同时，亦为日后文学通俗化的兴盛提供了可能。五四时期，革命先驱以彻底的反叛精神将统治中国文坛数千年的文言文形式推下历史舞台，白话文在五四先贤不知疲倦的呼号与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宝贵的遗产，更是通俗化运动进程中里程碑式的迈进。此后，文学创作中“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②的“八事”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文学创作也逐步为更广泛的大众理解、接受，在引介主题内容走向受众的路途上，愈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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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徐迟四十年代创作转变的诱导机制
第一节“炸死了抒情”的年代——时代的诱惑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学专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曾表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考验进行“应战”而产生的，在时代的“挑战”之下，文学领域的激变、波澜正是对此种挑战的一种应战模式。四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时局正陷入一种急切的动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救亡”主题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因而，部分作家迎来其创作道路上的转变节点，与个体化的抒情之路彻底告别，走向为集体、国家发声的道路，而徐迟正是时代诱惑下转变浪潮中匆忙应变的一份子。
一、过渡时代——四十年代
1939 年，在过渡的大时代来临之际，敏感的诗人便嗅到时代主题更迭的气息，他说这个时代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许多抒情。因而放逐抒情势在必行。毋庸置疑，徐迟所描述的“炸死抒情的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存在，战争的入侵打破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羸弱的启蒙话语。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战争号角下，四十年代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的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①。最终，旧日的格局被打乱，底层之上资源分配上的优越感在广泛的、近在咫尺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处境面前黯然失声。无论出生贵贱、财富多少或是知识有无，出于生存的迫切，流亡成为这一时代人共有的重要标签。在如此黯淡的战争、流亡背景下，“无国”、“无家”的恐惧抢占了每个国人的心头，因而在现世生活与内在精神的“生存”主题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慌乱。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20 世纪三大事件：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本时期是这三大问题的交叉。”②敏感而又多艰的四十年代杂糅进了战争、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诸多事件，而战争无疑成为在诸多事件中最具代表性与根源性的首要事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要挟与催促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俨然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繁衍生息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与命运际遇也随之改变，从而督促文学表现领域与接受领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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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近朱者赤”——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胜利
徐迟的由现代派迈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转向，主要是由两个重要节点的参与生成的，这些转变的关键时刻都体现着马克思阵营的胜利。首先，是转变之路的开启，40 年代徐迟身在香港，身边交好的朋友大都是身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像袁水拍、郁风、乔木，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徐迟终于开始动摇，以“第二次诞生”的名义开始了解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然而，徐迟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总是经历着众多波折、反复。在迟疑之际，徐迟和马思聪一起获得毛泽东的接见，大众诗学道路上的初探获得权力中心的首肯，徐迟在欣喜之余，也逐渐开始剔除其思想上、创作上的现代派残余，就此，转变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阵营取得了最终胜利。
一、从“近朱者赤”到“奥伏赫变”
1938 年，女儿徐律降生，徐迟在兵荒马乱之中仓促做起了父亲。尽管一直以来的乐观精神使他对当下的慌乱作出了最明媚的想象，但家乡沦陷、置身孤岛、挈妇将雏的窘境很快打破了他“春天总会来到，不能不播下一些种子”①的幻想，最终，在好友戴望舒的劝说下举家迁往香港。流亡异地，举目无亲，但周围友人云集也不能不称之为流亡时代的一件幸事。戴望舒、穆时英、路易士等现代派好友相伴左右，昔日的下午茶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开展，但徐迟却对这样的生活甚感无聊与烦闷，终于，“变化隐隐约约地在到来了”②。1939 年三月初，徐迟被《时事晚报》的几篇社论惊艳，并在叶灵凤的介绍下，认识了社论的作者乔木（乔冠华），冥冥之中开启了他一生的转折之路。
四十年代的香港时期，乔木近乎是进步的文人青年“精神领袖”般的存在，此时他在《时事晚报》担任主笔，负责撰写国际评述与社论文章的工作，由于乔木思想进步，眼界开拓又文采斐然，很快便吸引了文艺界的关注，成为诸多流亡青年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与追求光明进步之路的引领者，而烦闷之际的徐迟正是众多追随者中的一份子。二人经由文字之媒相识，在未见其人只读其文时期，徐迟赞他笔下的社论：“文笔优美，论点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③初次相识，徐迟更是称赞：“他谈笑风生，出口成章，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警句一出惊四座，叫我喜不自胜，不禁佩服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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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徐迟四十年代转变的代价与意义 ................................ 53
第一节未完成的现代主义道路 ..................................... 54
第二节诗学思考成果 ............................................. 60
第三节由幻灭走向毁灭 ........................................... 66
第三章 徐迟四十年代转变的代价与意义
第一节 未完成的现代主义道路
李欧梵在其《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以现代性的追求与否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创造性地分为两个阶段，先是 1895—1927 的追求现代性之路，后是 1927—1949 的走上革命之路，即背弃现代性的道路。他认为，此种背离现代性的转向道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压抑了城市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徐迟的道路选择如出一辙，作为现代派的代表性人物，成长中的徐迟是可以拥有扛起中国现代主义大旗的可能性的，显然四十年代的转向完全压抑了此种可能性，这种向大众诗学的妥协不仅是其个人现代性追求上的损失，亦是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未能完成的遗憾。
一、历史轴承上的现代性概念
人文学科中的“现代性”概念一直以来涵义丰富，争议不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①这种悬而未决的彷徨困境无论西方、东方皆是普泛性的。尽管在现代性的定义上缺乏明晰的论断，但其作为一种时间轴上的概念，凭借崭新的姿态有别于过往古典范式的认同，在这一点上是鲜少争议的。无论西方推崇的“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②论调，还是中国学术界认可的“‘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的产物，它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超越和改造，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召唤和创造”③观点，都可见时间因素与现代性内涵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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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徐迟在点评十九世纪末的颓废浪漫主义作家里尔克时，曾对他乱世中的处境做了详尽的描述——“一个爱女人、爱酒、爱马的贵族家系的后裔，而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苦痛、挣扎、革命、妥协、屈服，但继续战斗的人类中，他无疑地彷徨着，跌倒，爬起，然而他是勇敢的”① 。这种撕裂“旧我”、铸就“新我”的痛苦与挣扎，在徐迟四十年代放逐抒情、转向大众诗学的心路历程中亦是感同身受的。徐迟来自富庶的南浔小镇，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大家庭，在初登文坛的二十岁光景中，对恋爱心绪以及人世的虚妄有着近乎执着追问。青年徐迟徜徉于江南山水之间、流连于上海都会的喧嚣与落寞之中，将一个浪漫且颓废的现代派诗人的所有欢喜与忧思尽付于诗歌之中。然而，如里尔克被乱世叨扰的困窘，徐迟自由的抒情之路也很快被时代的更迭所中断。
1939 年，徐迟在《顶点》第一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放逐抒情宣言，宣言中他以新的时代精神为依托力陈放逐抒情之举的急切与紧迫，表达了自己誓与时代精神共进退的决心。次年，在周遭好友的感染和影响下，徐迟在舍弃现代派信仰的同时接受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上对现代派的背离体现在徐迟的创作中亦是鲜明的，创作前期个人隐秘情感的宣泄主题迅速为更宏大的家国主题代替，诗歌中对战争场景的描摹成为后期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表现方式上，现代派时期对奇特结构和繁复意象的执着以及对朦胧诗美的追求，在人民本位观念的影响下退化为创作须通俗易懂，须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单一要求。在过渡时代里，共产主义信仰将徐迟幼年时代即萌生的英雄情结点燃，这由现代派向大众诗派的流转不仅是徐迟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喧嚣与骚动的缩影。同样的在四十年代背景之下，徐迟转变的主要方面以及生成这一转变的诱导机制，于徐迟的同代人而言亦是具有共通之处的。从这一层面来说，徐迟的研究是颇具普泛性意义的。由徐迟这一创作个体切入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创作群体，考量他们在时代需要与个体欲求间的挣扎与选择，观察在大众化趋势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进而思索时代对“一时之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过渡时代的应激反应，追问文学与政治的恰当距离、知识分子在文学功利化的年代里如何自处的难题。笔者以为，徐迟四十年代的转变研究是可以承载起上述文学命题的。
里尔克在徐迟心目中是偶像般的存在，如他所言，偶像在过渡时代中的彷徨、跌倒复爬起，是不失勇气的表现。徐迟本人在四十年代里，于纯诗情怀和大众化追求两个向度的挣扎也体现了勇敢的、审慎的个人精神。作为创作者在担负家国重任、时代使命的同时亦力求艺术上的美感，笔者以为这股超脱于时代洪流的执拗亦是诗人徐迟的可贵之处，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因而，笔者希望本次写作可以借四十年代转向的徐迟，将时代变革之际一代人的流变特质显现出来的同时，也可以在对徐迟“否定之否定”特征的探究中，尽情呈现一个任时代、信仰皆无法真正驯服的纯诗之魂灵。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