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文学小说中的性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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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0105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第一章 毛姆小说中的性别差异与性别身份建构

第一节 男性审美话语建构下的女性身体
毛姆的短篇小说《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讲述了一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爱德华去塔希提岛学习经商,因受到当地自然淳朴的风俗和大自然的感召,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和出身富贵之家的未婚妻,最终留在了塔希提岛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做出“难以置信”的选择的爱德华·巴纳德和他“品行高尚”的朋友,尽管故事的发展是以他们两人的相会为主要线索。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在小说伊始作为爱德华未婚妻出现的伊莎贝尔,在小说结尾却投入了贝特曼怀抱的荒谬结局。伊莎贝尔“纤瘦、亭亭玉立、神情冷傲[1]”,是个十足的美人,纵观毛姆的小说,与其有着相似外表特征的摄人心魂的女性不止一个,《人生真相》中将尼基迷得神魂颠倒的女性身材娇小、舞姿轻盈,生着一张秀丽的小脸;《舞男舞女》中的特技舞女斯黛拉“纤弱娇小,肤色苍白,双腿颀长,臀部瘦削[2]”;《百事通先生》中拉姆齐太太“十分娇小漂亮,态度可亲[3]”。

身体作为后现代语境中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女性的身体因其所承载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具有研究的典型性[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女性身体的审美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在生存欲望的强烈诉求下,女性的身体作为繁衍的工具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人们通过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裸体雕塑中,女性的性征被放大进行夸张化的处理。这一时期人们对女性美的关注反映出人类生存和和生殖的原始欲望,带有很强的动物性成分,自主审美意识还很微弱,女性的身体被当作一种实用的工具对象化。到了父权制社会,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女性要想生存必须要寻求男性的庇护,这种庇护需要她们自己作为商品来交换。女性从小就在教导和规训中不断“观察”自己,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迎合男性的“观看习惯”和审美需求,女性身体更成为了性别政治的载体和场所。丰满、生命力旺盛的女性身体是男性发泄欲望的客体,而瘦弱单薄、阴柔无力的女性外表则符合了男性对“美”的定义,因为这样一种形象观正能彰显出男性的强壮和优越感,父权制社会需要通过这种人为建构的身体符码来维持对女性的压迫和支配。到了商业社会,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与女权运动的兴起,似乎为女性掌握身体审美的自主权带来了契机,然而铺天盖地的广告、影视形象和时尚杂志所建构的符合男性审美规范的女性形象依旧不断引导着现实中的女性。同时,大众传媒与商业合谋,通过化妆、摄影技术打造失真的“理想女性”,并将女性家庭、事业的成功与这种狭隘、目的性强的审美观相结合,刺激化妆品、减肥产品和整容业的消费需求。女性并未能完全脱离男权审美的规制,又成了商业文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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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父权制文化下的家庭模式建构
家庭是个体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在政治和其它权威不能施以完全控制和要求绝对顺从的地方发挥作用[1]。正如赖希指出:“每一个社会制度都创造出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性格形式。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借助教育和家庭制度,通过使它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保证它的地位。[2]”父权制社会理所当然地将男性封为家庭的主人,并且这种“册封”无论在哪个时期都获得了宗教和国家的支持,一个家庭中若是没有男性主人则会被认为是贫穷和不幸的象征。男性凭借稳固的权力在家庭内部获得了对女性及其子女的绝对拥有权,并且不断坚持着婚姻的合法性以确保其管控得到有效的实施。

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父权制派生的制度[3]。父权制社会根据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来对其进行不同的分工,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应,要求双方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女性因受到“生理三期”的身体拖累,被定义为只适合从事做饭、抚养孩子等辅助性的家务劳动,男性则因强健的身体适合创造性的社会劳动。相比之下,男女两性的工作由于性质的不同,呈现出了贵贱等级之分,这种贵贱等级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观念做出的判定,并将其与生产成果的占有程度相对应[4]。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因“低贱”和“轻松”得不到经济上的肯定,没有收入来源的女性只能在经济上依附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在小说《雨》中,毛姆就建构了戴维森夫妇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戴维森太太除了絮叨爱说话外,几乎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她认同戴维森先生的一切观点,是丈夫“旨意”的传声筒,她的气质是从丈夫身上转嫁过来的“严肃”,她说的话(对于殖民地种种风俗的看法)与丈夫想法如出一辙,她的动作是拿起“针线”帮迈克菲尔夫妇补蚊帐,而他的先生则具有“百折不回”的勇气,在暴风骤雨的太平洋上,无人敢出海的情况下架着独木船替人看病。同时,二者的生活节奏基本上是由男性的职业所决定,男性更多的参与了社会治理,因此在政治、道德方面显得更有发言权,无论在表面上表现的如何尊重女性,在实际层面他们还是婚姻关系中的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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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姆小说中女性形象

第一节 作为男性对立面的“她”--白人女性形象
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因不喜欢凡间女子,凭借自己精湛的手艺雕刻出了一座象牙少女像,这座少女像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和对女性的美好想象,他爱上了这座雕像并向神祈求将其变为他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受到感动,赐予雕像生命,让他们成为了夫妻。
男性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意愿塑造女性形象自古有之,因不满足现实世界中作为附属物的女性的样貌和品格,他们按照自己主观的心灵愿望来打造符合男权审美想象的理想女性,并赋予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将其作为引导现实世界女性的标杆。在那些挤进经典行列的男性作家作品中都能找到模式化的女性形象,她们要么是“房间里的安琪儿”,要么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前者是男性对女性进行解释和界定的“客体”,后者是对反抗前者标准的女性的“惩罚。那么既没有达到天使标准,也不至于对标准构成威胁的女性呢?她们是不受人待见的性欲狂、老处女以及空有美丽皮囊的无脑人。
毛姆在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可以分为白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两大类,作家对这两类女性的创作观念有较为明显的差别,第一节我们先集中讨论西方世界中的白人女性形象的建构。
我们在第一章对小说《雨》中以戴维森夫妇为代表的父权家庭模式予以了讨论。在这个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汤普森小姐。汤普森小姐是与戴维森夫妇和麦克菲尔夫妇一同居住的房客,“她 27 岁,身材丰满,总是穿着白裙衫和闪亮的白色高跟鞋[1]”,与其他规规矩矩的房客不同,她不仅从不祷告,还常在房间里与一群男男女女举办舞会,用留声机大声播放唱片,生活极度随意自由。其他的房客根据汤普森小姐的举止打扮和她吵闹的生活习惯推断出她是做皮肉生意的。作为小岛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管理人员之一,戴维森先生眼里可揉不得沙子,他迫使房东驱赶汤普森小姐,除非她进行忏悔,并接受宗教的改造以涤除罪恶。汤普森小姐一开始反抗,但随着各方势力的介入,她慢慢脸上也开始出现“被追捕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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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双重压迫下的失语者--后殖民女性形象
19 世纪的殖民话语中极少有文字不带着种族语汇与种族观念的印记。[1]正如早在白人优越论者登上美国海岸之前,她们就建构了黑人形象,以维持和强化她们的种族优越观念、政治帝国主义和统治与奴役的意志,从奴隶制开始,白人至上主义者就认为形象控制是维持所有种族统治体系的重要手段。[2]除了揭露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作品外,毛姆也写了很多异域风情的小说,取材于他在中国、马来半岛和南太平洋诸岛等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旅居生活的所见所闻,其中不乏一些第三世界女性的身影,作家对这些后殖民女性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刻板的模式化特点。

在毛姆所塑造的后殖民女性形象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的阿诺德·杰克逊的女儿伊娃为代表的性情温和、极度顺从,对男性完全没有需求的土著女性,她们最大的特征是照顾男性,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皮肤是深棕色的,一头漆黑的卷发垂到肩上。身上罩了一件粉红色棉布裙衫,光着脚,头上戴着芬芳的白色花冠。她简直是个可爱的精灵,仿佛波利尼西亚的春天女神。[3]”伊娃虽性格害羞拘谨,但十分好客、温柔动人,在面对更加拘谨的远方来客贝特曼时,她亲手编了花环戴在他的头上,并且无微不至地体贴贝特曼的感受。

毛姆在小说中对这类女性表现出的是赞赏的态度,并将其与自然连接在一起赋予她们涤荡人类社会污浊的含义。然而,透过这称赞的表象不难看出作家对第三世界女性形象的审美建构中蕴含着一种殖民者视角,即对殖民地女性的审视展现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男性对于女性的双重压迫。这类女性在作品中首要的特征便是对男性社会规范表现出认同,并对白人男性极度崇拜。伊娃和她的母亲在故事中始终处于侍奉者的位置,她把酒倒进酒杯,笑容甜美地端给餐桌上的男性,她不仅编了花环,还亲手戴在客人头上,在贝特曼表示衣服与花环不搭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马上给你拿条纱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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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毛姆小说中的性别政治及其建构…………………………… 25
第一节 性别政治理论的生成语境与研究现状……………………25
第二节 男性的权利建构与统治策略…………………………29
第三节 从性政治角度看毛姆小说中的异族通婚现象………………………34
第四章 毛姆与同期英国男作家的性别书写………………… 39
第一节 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压迫意识…………………………39
第二节 毛姆的自我困境………………………47

第四章 毛姆与同期英国男作家的性别书写

第一节 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压迫意识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与作家之一,他与毛姆的创作时期重叠较为短暂,但其对毛姆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种影响不只反映在文学艺术上。王尔德本身也是一名同性恋作家,1895 年 4 月,王尔德因“严重猥亵罪”被控告,在伦敦接受了审判,让“一个迄今为止大多数报纸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由男妓、男妓院和变态性行为构成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1]”。王尔德被迫劳役两年,很多同性恋者原本以为只要小心隐秘就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此案的审判让人颇为惊恐,很多人决定立刻动身前往欧洲大陆。“通常,一天中从英国去法国的乘客有六十来人,王尔德被捕那天却有六百多位先生登上了跨海渡轮。[2]”王尔德一案影响深远,在接下来的 70 年之间,毛姆这代人活在真真切切的恐惧之中,担心被敲诈、被曝光,甚至被捕。[3]时值 21 岁的毛姆刚刚开始写作,他不太可能完全明白此事与他自身生活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王尔德一案还是让他坚定了保护隐私的决心。

然而,同为性少数群体中的一员,王尔德的女性观与毛姆并非十分契合。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于 19 世纪开始自觉兴起,19 世纪上半叶欧美宣布终止奴隶买卖,但私下大规模的奴隶贩卖依旧猖獗,继而引发了大范围的废奴运动,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同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打破了男性自以为是的中心地位,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揭示了以男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血腥的一面,尼采动摇了男性上帝一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女性主义者开始争取选举权、财产权、子女抚养权以及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力,并开始涉及传统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成立工会,保障妇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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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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