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台湾都市小说的新发展
一、林耀德与新世代都市文学
何谓新世代作家？林耀德指出：“新世代作家”即为战后第三代以降的小说作者群。“‘新世代’在未被确切定义前，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地域方面的范畴显然以台湾为核心，在时间上以出生序在 1949 年之后的小说家作为编选的主轴，并以四五至四九年间出生者作为弹性对象，就是一般而言的‘战后第三代’……以 1949年作为断代的基准，显示了‘第三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空间，既有别于接受日本教养的老一代台籍作家，也不同于渡海来台，拥有大陆经验的作家，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完整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出生于 1960 年以后的‘新世代’更被全岛都市化资讯系统所包容。”①朱双一对于“新世代”这一概念的阐释不仅在时序上对这一创作群体作出了明确，同时强调了新世代作家不同于前代的成长环境，为他们后来的不同于往常文学选择找到了客观原因。
广义的“都市文学”一般被公认为以城市文化背景或都市生活的描写为对象的文学作品；或指资本主义发生以来所有描写城市景观以及其本质的文学；或反映都市生存情境及人在其中的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这是以作品的书写对象和社会形态加以界定的宽泛的概念，是相对于“乡村文学”而言的。陈思和认为：所谓“都市文学”的说法本来就是现代都市建设尚不发达的舆论产物。因此，我们一般认为，八十年代后台湾新兴的“都市文学”的概念应以林耀德定义的狭义都市文学为主，这一定义的最大特点便是：“都市本身即是正文”，在此概念之下，身处于都市中的创作者对于都市空间与时间的感知以及都市的变迁与流动，得以透过形式的实验与内容的创作表达出来。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都市文学的理论倡导者,林耀德曾明确指出：在旧价值体系崩溃下形成的解构潮流中，“都市文学”从一个普通的次文类概念上升为一种新的精神理念以及文本范式的指代。都市文学的书写与田园模式下所誊写的现代主义或乡土派写实派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并非由素材、主题、情节所设定的不同地点与背景间的对立，而是世界观和文体的差异。他将八十年代的文学目标定位为：如何超越乡土文学以后的泛政治化倾向，而寻求另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把“叙述境界的提高”视为小说发展的关键。以上种种文学主张也成为了新世代作家在后现代都市小说创作方面一定时期内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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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市小说的后现代风貌
本节将首先介绍后现代引进之初台湾的社会背景，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厘清后现代与台湾相互选择的原因及状况，进而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学扎根都市小说的必然性，为整篇论文的论述对象做出进一步铺垫。
“后现代”一词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它不仅拥有引领一个文学思潮的身份，同时也是哲学范畴的概念，甚至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涉及的“后现代”仅限于文学层面的意义，必要时候会扩充不同领域的“后现代”概念用以对比，旨在完成更为透彻的解释分析。“postmodern”一词虽然翻译为后现代，以“后”为前缀，却不是用来脱离“现代”， “一般使用后现代指‘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很多时候用来指称‘后设、拼贴、无深度感’的晚期资本主义艺术风格以及差异。换言之，文学叙述中的多元反中心，小叙事的文化理念即为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②因此，我们将后现代主义文化在文学上的种种表现暂且作为文本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为何会在八十年代产生这样一股“后现代”文学思潮，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历史社会与经济社会两个方面来分析，探寻后现代主义如何漂洋过海生根发芽于东方的土地。
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最初接受是经济腾飞与政治失落下的新的文化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十大建设促使经济迅速腾飞，物质的极大满足带来文化的迷茫和不确定感。“中国民国”失去联合国合法席位，国际地位的丧失以及岛内民主运动兴起，使得“本土化”观念喧嚣尘上。解严后猛然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反中心反支配的思想倾向与后现代所奉行的“反中心主义”不谋而合，此时台湾的经济、社会状况为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传播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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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世代都市小说的后现代性
一、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新世代作家在都市小说的创作中充分关注了它的“后现代”属性，无论是都市人内在道德的丧失，欲望的膨胀还是台湾所处的国际地位的孤立境地，历史归属的迷失等问题都是作家重要的关照对象，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作家们痛苦挣扎后最终选择的立场，竟与后现代主义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内涵不谋而合。
（一）用怀疑取代信仰：消解政治，历史，道德的意义
黄凡在后来的创作中，通过《大说谎家》《总统贩售机》等作品中呈现的对于“大叙事”的瓦解与“禁忌”的挑战，证实后现代小说创作者用怀疑精神替代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现代派残存的悲悯，怀疑政治信仰、怀疑道德信仰的本质理念。进一步揭示传统文学中“意义阐释”的荒谬性。
随着解严后台湾文学领域对于“大叙事”的瓦解与“禁忌”的探究逐步发展，与怀疑论式政治小说的兴起，“新世代作家“对于质疑国家神话，质疑媒体所中介的资讯内容，质疑因袭苟且的文类模式，甚至意图颠覆语言本身都充满了热情与期待。”①他们试图借解构潮流中蔚然兴起的都市文学挑战前代作家所树立的文学典范。此外，后现代都市小说的创作者还用怀疑精神替代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现代派残存的悲悯，不仅对政治信仰怀疑，连同道德信仰一并怀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随着时空转变产生了有关多重国籍、面貌与身份的更为复杂的纠缠。随着工商业的高度发展，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原本暧昧的政治认同转化为对政治的强烈质疑。知识分子质疑与坚守的姿态便具体表现为不与主流宣扬的“本土论”创作同流合污。林耀德称都市文学是新世代作家挣脱民粹派迷信，开创新格局的契机，它不仅代表题材的新颖，更是意识形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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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本土论”的抗衡：独立于主流意识之外的疏离态度
本段落将通过新世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台湾民众原本暧昧的政治认同转化为对政治的强烈质疑的背景下，在其文学实践中以实际行动与政治划清界限从而保持文学独立性而作出的努力。明确当时情景下的后现代都市文学创作的价值：它不仅代表题材的新颖，更是意识形态的反抗，它同时反对乡土文学中的左翼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与“台湾本土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兴起的乡土文学风潮，在 1977-1978 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时达到顶峰，八十年代后热潮渐退。乡土文学注重关怀国计民生，以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典型人物，并强调作家改变社会的责任感，此皆非“后现代文学”所着重之处。而在台湾文坛却吊诡的出现了七十年代盛行乡土文学，八十年代后现代文学兴起的有趣现象。在西方，“后现代文学”是随着“现代文学”而来，其间有着对文学的本体论，表现论与对于文学语言的认识论等等认知上的改变，因此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脉络是清晰的。而台湾文学则在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之后出现了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强调“现实主义”，再到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奇异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绝不简单的在于文学潮流的接受顺序，而在于台湾本身独特的历史发展问题。
现实主义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发生质变的情形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内涵在六十年代中与七十年代末有着显著不同的表现。前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主张反映社会，以农村为主要场景，刻画中下层小人物的悲情，时而感人时而控诉，此时的乡土文学作家比较像是“社会观察者”；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丕变，到了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虽仍主张反映社会，但更重视政治、民族甚至是“国族”的议题加入，加之部分作家拥抱政治意识形态也加速了乡土文学的变调，被政治裹挟的乡土文学在逐步丧失了其独立性之后，露出了现实主义固有的批判他者的霸权本质，并最终滑向“本土论”的迷途，间接导致了新世代作家抛弃乡土转而拥抱都市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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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现代都市小说的式微及转型 ................................ 37一、台湾后现代都市小说的先天矛盾性 ................................ 37
（一）反启蒙的启蒙者：工具价值层面的后现代主义 ............................... 37
（二）理性精神的缺席：忽视自身边缘性与时间滞后性 .......................... 38
（三）反形式的形式主义：话语的增殖与意义的失落 .................................. 39
第三章 后现代都市小说的式微及转型
一、台湾后现代都市小说的先天矛盾性
本节将着重分析台湾后现代都市小说“昙花一现”的原因，首先在于新世代作家对后现代主义最初选择的工具性目的带来的后果，其次是相对于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缺失，以及小说创作中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造成的文本意义的失落。
（一）反启蒙的启蒙者：工具价值层面的后现代主义
台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风潮，对于许多新世代作家来说，是一剂姗姗来迟的强心针。林耀德在八十年代初便以一种挑战前代的形象影响文坛，以“新世代”、“都市”为名，抗衡七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定义、框架文学的现象。以“影响的焦虑”的观点看来，文学史的进展正是因林耀德等人试图在前代的典范作品之外另辟蹊径这一举动而向前推进的。所以无论是出于误读还是偏见，新的文学形态的展现都是文学摆脱外在因素的束缚得以自由发展的证明。
林耀德在风潮伊始便提出的“后现代计划书”实际上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线性演进模式来实行的“后现代”的解构工程。这样一来产生的矛盾是：认同后现代文学的作家们大部分认为台湾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也是他们支撑自己相信可以让台湾社会服膺文学形式转变为后现代的重要理由。而在鼓吹后现代的“多元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却在不知不觉中确立了后现代的“独尊”地位。林耀德在高举后现代大旗引领文学风潮之时，以“解构”之名对抗前代所树立的典范，却也在意图“建构”属于后现代的新的典范，使得“启蒙”的意味沾染了“英雄”的色彩。那么，后现代主义在林耀德等理论家的手中就成了赤裸裸的工具，以便其达到推翻经典自立为王的目的。这样的推测或许是片面的，但也充分说明了后现代自身的“解构”性质与台湾后现代文学“建构”本质之间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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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