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生态建构中的角色解读

1绪论

1.1文学媒介与文学生态的互动
在文学研究视阈中，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长期被学者忽略。媒介与内容结伴而行，对观看者来说，显性的内容涣散了他们的注意力，造成对媒介的视而不见，沉浸于一部纸质小说的读者完全不会意识到印刷媒介的存在。接受者作为传播的终端，对传播过程的有限认识造成了对媒介的低估。但在文学乃至传播学等专业学术领域，即使整体性地观照内容的传播，媒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仅被认为是一个被动的“中转站”，研究者的传统反应是媒介的效能取决于如何使用，相应地产生了程序分析和内容分析。媒介的威力通过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人开始被发现。麦克卢汉认为任何煤介都为人和社会创设了一种新的标准，因此媒介在发挥桥梁作用的同时，也使被联系在一起的各方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媒介使人拥有不同的感知模式，带动了社会观念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媒介不仅控制着传播内容，还影响了信息供给方的创造活动和接受方的趣味选择。探索媒介作用时要与媒介形式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整体文化社会中以全局观抓取从媒介散发而出的各种联系。
对媒介魔力的探究从传播学领域辐射至文学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意图研究和以读者为中心的感受研究之外，媒介研究使文学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文学的生成机制和社会价值被重新评估。横向来讲，媒介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等环节，纵向而言，基于技术的媒介演变是文学史延续的一条线索。本文的研究中心即是媒介对文学形态生成的影响及具体作用形式，依托的个案是新时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以期通过总结纸质媒介在发展鼎盛期的经验为其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寻找优势。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式，对文学媒介的认识需要将其放置在文学生态中进行。文学生态融合了“影响文学流动的外部环境和文学生成的内在机制”，具体可理解为艾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的构成文学系统的四要素：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因此，编辑与读者、文体变迁与文学思潮、文学体制与社会环境等都被纳入到文学媒介在文学生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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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民文学》研究综述
针对《人民文学》的考察，是文学期刊研究中的个案解读。关于文学期刊的研究，在出版传播领域较为普遍，这一领域的着眼点落在编辑理念、传播方式和营销策略等期刊自身的生成发展上。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直接面向文学期刊的探究是相对边缘的。涉及期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中，现代与当代的研究界限较为明显。现代文学期刊通常由于其同人文学的表达载体属性而受到学者的关注，从刊物出发解析一个流派的文学思想，乃至纵观现代文学场中各种力量的角逐，期刊成为阐析文学现象的一种佐证。进入当代文学视阈，期刊研究主要集中于十七年时期及新时期，大致有两种理路，一是梳理期刊的发展历史和文学活动，二是以期刊为切入点，把握较为宏观的文学现象及文化变迁。面向十七年时期的研究，突出政治体制对文学活动和媒介运作的规约，历史性及社会性的材料较为丰富，文艺运动和意识形态与期刊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80年代迎来了期刊发展热潮，与之相伴的是各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期刊与文学迭代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热点。90年代，纯文学期刊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其面对商业化浪潮作出的转型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学期刊在文学发表渠道中逐渐失去主导性的媒介地位，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研究也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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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文学》地位重建：尝拭确立文学方向

2.1复刊之路：传递文学复苏信号
2.1.1曲折复出展新颜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一些观点认为这一论断无限放大了媒介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表达的媒介对讯息的能动影响。媒介对内容来说不是静态的载体，其对信息、知识等都有强烈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涵盖生产、传播、接受等过程。这些作用发生的首要缘由是媒介自身携带了“新的尺度”。正如铁路用速度创造了新型的经济形势、新型的闲暇方式等，推动这种变化的是被提高的速度，也可理解为铁路媒介塑造的“尺度”，“尺度”是衡量与评价的标准和基础。就《人民文学》来说，期刊的各种举措实施之前，重新拥有作为能力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尺度”的形成。从复刊的过程来看，《人民文学》作为文艺传播阵地的重要性在各方力量的争夺中不言自明，暗示它有与生倶来的价值引领力。最终结果是最高文学期刊重振旗鼓，这象征了整个文艺界的回暖迹象。而期刊全新机制的构建为提升文学的自主性、破除文学的压抑性提供了条件。因此，恢复自身地位与能力的《人民文学》如同制造了“新速度”的铁路，是文学审美转调的基本。
《人民文学》的复刊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每一个起伏的节点都凝结了文艺生态的变动，可以说是当时文艺画像的缩影。《人民文学》的停刊肇因于文革对文艺的摧残，恢复其出版是文艺回归正常轨道的一次努力。60年代后期，除《解放军文艺》外，一切文艺刊物被迫停办，《人民文学》也无法幸免，其再次公开亮相，已是1976年的1月。恢复《人民文学》的声音1972年就已经出现，这次尝试与1971年出版事业出现的转机密切相关，但计划遭遇了停摆波折。由于当时的国家出版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71年3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因会上提出了太多需要向中央请示的问题，原定两周的会议开了183天。会议形成《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由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下发各地，报告提出要逐步恢复、创办一些文学艺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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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举办会议：文学话语权的掌握
《人民文学》的复刊虽存在一个延宕的过程，但最终交归了其在文学期刊中的最高地位。除了利用作品刊发调节文学走向外，《人民文学》还以极大的号召力组织作家、评论家等参加其主办的会议，探讨文学创作与文学道路。因其具有政治和文学双重影响力，举办的会议的性质与规模是普通期刊无法实现或相较的。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一方面试图解开文学的历史束缚，举办以“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以政治的拨乱反正为先导，厘清文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人民文学》启动了文学“立新”的探索，即以十七年文艺路线为基石，结合新的社会语境寻求更具时代性的表达内容和表现方式，集结新老作家举办了短篇小说座谈会等直接针对文学创作的会议。创作谈性质的会议表明了刊物当时的作品需求，从而影响作家的创作实践。通过举办这些会议，《人民文学》整合了优质的作家资源，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秩序重组的序幕，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有力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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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学资源聚合：强势引领文坛风尚..............34
3.1编辑组稿：营建作家作品聚落..............34
3.2文学评论：内敛刊物艺术期待..............34
4刊物权烕弱化：徘徊参与文学实验...................56
4.1主编转向：推进新锐的办刊主张...................56
4.2稳中求变：包容多元的艺术形式...................56
5《人民文学》的新时期回顾与未来展望.............70
5.1《人民文学》黄金时代的内修外援.............70
5.2新时期经验在数字时代的延展.............70

5《人民文学》的新时期回顾与未来展望

5.1《人民文学》黄金时代的内修外援
纵观整个80年代，《人民文学》始终站在文学发展的前沿，将作品呈现给读者、收集观者反馈、培育文学潮流、协助作者成长，对文坛面貌和走向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80年代中后期不再独占鳌头，却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时势造英雄”强调了外界条件的重要性，“英雄造时事”则体现了主观能动作用的必要性。于媒介而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动力不能割裂，二者统一时才能臝得最大的话语权。新时期为《人民文学》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政治思想与文化语境的转变使其得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有利的外部环境支持下，《人民文学》积极作为，精心组织文学稿件，踊跃策划文学活动，成为文坛的风尚与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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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