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立纯小说民间立场的呈现方式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
王光东在著作《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引论中谈到“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⑦7时说，“这一类的叙事文本更侧重个人化的精神和审美构造，他们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对民间日常生活进行新的整合……在这类作家和作品中，民间更多地具有了精神象征的品格，是作家个体精神建构方式在民间客体上的观念投射和伦理化的关怀姿态。”⑦7在王立纯早中期的部分文学作品中，他为现实民间注入浪漫哀伤的诗意化色彩，借民间来表达自己的自由追求。这样的民间是作家想象下的民间，不是现实存在的民间世界。
王立纯早期切入民间的方式之所以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是因为他与民间文化的隔膜。王立纯虽出身底层，但他从小饱读诗书，具有浪漫诗意的文人情怀，他在创作中自觉摒弃了民间沉默自私、藏污纳垢的一面。这种对真实民间的隔膜让王立纯在最初书写民间时不能彻底走进民间内部，而是在观察想象中构造出自己的“民间”。这样的民间带有诗意色彩，它是作者走出故乡后精神回溯的视野落脚点。这种诗意民间是王立纯记忆中最美好亲切的故乡印象，故乡生活的天人合一与自由自在在他心中留下了最神圣的标签。受这片自由土地的滋养，王立纯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谨记心中的理想圣地，那就是回不去的精神故乡。
一、浪漫哀伤的想象基调
王立纯早中期的部分作品语言柔和哀伤、情节奇幻浪漫，自然描写古朴诗意，人物具有孤独彷徨的色彩，这些特征使这部分小说饱含浪漫忧伤的情调。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火狐狸，白脑门》《熊骨烟嘴》《鹰迹》《乔原四季歌》《栗色的风》《敖古都拉》《绿火》、中篇小说《三原色》《斜雨》《旋转猎场》《天风》和长篇自传小说《苍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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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双向互动
在王立纯早中期的部分作品（如《太阳从背后升起》《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拍手歌》《文驼子》《庆典》《月亮上的篝火》等）中，可以发现作家的知识分子情感和民间文化具有冲突、融合的张力关系。这种冲突融合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在互动中知识分子不断深入民间、皈依民间。知识分子和民间遭逢时，先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他作品的叙事声音对民间世界持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而后民间的强大力量会占据主导，它会把知识分子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因为民间世界是一个庞杂的存在，当知识分子面对民间的污垢部分时，作家的理性情感和现代意识会让他们站到民间的对立面，与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产生冲突；而当民间积极明朗、乐观自在的一面展现在作家眼前时，又使他们自发地皈依民间、与民间精神相融合。王立纯对民间的这两种复杂态度使他这部分小说具有知识分子声音和民间声音的共存性和对话性。两种声音的强弱变化使他的小说展现出不同的审美意味。当前者声音占据主导时，小说的情感色彩灰暗阴郁，充满悲哀的基调；当民间的声音强大起来时，小说的色彩变得明亮了，具有了朴实乐观洒脱的风格。这部分作品正是在这种对话性、复调性上达到了王立纯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
一、知识分子对民间污垢的批判
陈思和在解释“民间”特征时借用了政治术语说民间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②35王立纯对民间世界污垢性的一面是很难认同的。在此，他的民间立场体现出一种对平等、独立、自由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去发现、尊重并认同民间。虽然作者忠实于民间文化，如实还原了这些污垢的存在，但叙述者批判的声音暴露了作者对它们的否定态度。这种批判表达了作者建立理想民间的努力，正是因为对民间世界的爱和眷恋，他才执着于批判其间的污浊。王立纯小说中对民间污垢的批判可以分为三种：讽刺批判下的沉重叹息、谐谑调笑下的温情批判和尴尬苍白的无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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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立场下的主题内涵
第一节 民间对权力的质询
民间一直以来是权力的受统治者，它以被动的姿态接受权力的意志灌输。但民间有自己的利益、价值诉求，当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违背了他们的诉求时，民间便从行动上对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发出质询，即在宗族意识下团结起来反抗权力压迫，在自由人格的感召下对权力进行突围。民间对权力的质询态度彰显了权力压迫下底层百姓的生存智慧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民间世界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
一、宗族意识下的权力反抗
以村落聚居为主要人口分布方式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它在团结族人、维护族群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的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自发围绕在有德有才的族长周围，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它直接代表宗族集体的利益。王立纯小说中的村落虽然形成历史并不长，但由于村民大都是闯关东过来的移民，他们先在地带有中原传统的宗族意识。这种宗族意识表现为农民的原始集体主义情感，讲究苦难共济，互帮互助。当上级权力严重损害族群利益时，他们会自发的、或在村长的带领下对权力压迫进行反抗。
首先，农民们在宗族意识下对权力压迫进行自发反抗，由于他们的底层地位，他们的集体反抗往往是以弱对强，反抗方式原始野蛮，带有民间的藏污纳垢性。很多时候他们的反抗并不能对权力造成威胁，《春天的花玻璃》中奶农们不满牛奶收购的价格，只能把奶牛牵到县政府门前示威，却被信访部长老郑搪塞回去；有时他们的反抗还需要动用农民的狡黠，《甜菜进行曲》中甜疙瘩村面对上级“1550 亩甜菜种植量”的硬性指派，他们想出了用菠菜种子代替甜菜种子蒙骗领导的主意，最终成功改种了大豆；反抗有时还表现为宗族绕过政治权力约束，直接以暴力手段维护集体利益，《庆典》中莺歌岭的发展资源被旌旗营掠夺，他们在谋求政府干涉无果的情况下，和旌旗营发生械斗，狂热的村民对到场调解的领导发言全然不信，甚至在混乱中打伤了他。这个情节既写了宗族矛盾的爆发，又表现了宗族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直接对抗。在这种反抗中，表达了民间底层守望互助的宗族情感，也对上层权力进行了直接的质询和解构，彰显了民间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和不妥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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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底层对苦难的精神超越
从哲学上来讲，承受苦难是生存的本质，就像叔本华所说，“人生在整个根性上便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王立纯笔下的底层人民遭受着饥饿、劳累、病痛和性苦闷等身体苦难，也忍受着焦虑、孤独、缺乏尊严与安全感的精神苦难。底层力量的弱小使他们对人生苦难无可奈何，他们只有从自身出发在精神上对这种沉重的苦难感受进行超越，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快乐。他们的超越之路主要有两条：民间道德的坚守和喜剧精神的宣泄。
一、民间道德的坚守
首先，他们通过对民间道义的坚守来超越生活中的苦难。他们的道义观受儒家哲学的影响，穷且志坚、正直、善良、重义轻利是他们的道德准则。道义的坚持对底层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创伤使他们必须要依赖道德上的自信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他们把生活中的苦难经历当做磨练意志的过程，以承受苦难来检验对道德信仰的忠诚度，只要能守住心中的道义，在精神上便是安然自在的。晋三中（《游进海水里的老头鱼》）、方老五（《黑水河白水河》）、张老板（《月亮上的篝火》）皆能守住他们的道，因此他们虽历经苦难，但并不觉愁苦。当社会对底层威逼利诱使他们堕落时，是对道德的坚持让他们实现了自我救赎。
.............................. 第三章 王立纯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策略………………………..29
第一节 民间文学母题的借鉴………………………………….29
一、 出走追寻的情节模式…………………………….30
二、善恶对立的故事结构………………………….31
第三章 王立纯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策略
第一节 民间文学母题的借鉴 母题是人类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集体文化印迹，它主要用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汤普森对母题进行解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民间文学的母题原型多种多样，有异类幻化、出走追寻、仙乡淹留、善恶对立、因果报应等。这些母题结构的变化应用，传达了民间的道德教化，表达了民间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期盼。王立纯小说显然借鉴了这些母题结构，他的小说有描写狐仙幻化的女子（《火狐狸，白脑门》《紫衣》等），也有表达因果报应的故事（《试金石》《口罩》《黑水河白水河》等），还有魔道斗法的场景（《欲望之水》《山村“政变”》《雾村故事》等）。纵观他的小说创作，他对追寻母题和善恶母题的借鉴比较多，他的多部小说呈现出“出走追寻”的情节模式和“善恶对立”的故事结构。对民间文学母题的借鉴让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民间趣味，即具有百姓喜闻乐见的情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表达了民间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祈盼。在这种模式框架内，他的小说情节生动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王立纯在民间立场下向民间叙事的自觉靠拢。
一、出走追寻的情节模式
出走追寻是民间叙事中常见的母题类型，如民间宝卷中的入冥追寻，通过鬼魂在地狱中的所见所闻来劝诫人们行善积德；还有从民间文学发展来的《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等都是追寻母题的演化。这种母题在文学作品中常以出走追寻的情节模式表现。这种出走追寻模式最浅易显明的小说类型为流浪汉小说，它的情节多为探险、流浪和奇遇。王立纯小说中出走追寻的情节模式表现为人物的“欲出行（为了寻求金钱、因为承诺或命令、偶然出行、欲脱离现实身份）、途中经历（探险、流浪、经历各种坎坷磨难、趣闻）和结果（返回原处或留在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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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